红色家庭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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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卓琳同志坐同一辆车来看我。他们三个在楼下谈，卓琳就上楼来找我。她劝了我一阵，我就问她：“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发了些什么文件？”
卓琳说：“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次开会和过去什么都不一样，非常神秘。我们这些当秘书的都看不见文件。都是小平同志自己装在口袋里。看完了，谁交给他的就退给谁。”
后来，贺龙同志的夫人薛明回忆说：贺老总也是这样，发了文件就自己装在口袋里。后来，两个口袋装得满满的，也不让她收拾整理一下。
我又问卓琳：“你看到什么人了吗？”
卓琳说：“谁也不走动，不串门。不好串门呀。”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这样办，但是现在已经这样办了，那么就这样子吧。让总长好好注意身体。回北京后家里还有孩子，可以解解闷。”她还特别对我讲：“我对你说的这些话，都不是小平同志的意思。也没有见什么文件，是我自己有这么个感觉。”
17日，我们和总理、小平同志、李富春同志回北京，在飞机上我碰到了张茜。我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她说，陈老总没开完会就走了，说他有事，又没有什么好说的。
到了北京，原来我们因为修房子而暂住钓鱼台。瑞卿很自觉，觉得那里有外宾，不好。我们就搬到了新六所二号楼。
那一年，我14岁，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初中二年级。
好像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大叫大嚷地在操场上打球，有人叫我去接电话。我一步三跳地上了办公楼，汗湿的手把话筒抓了五个清清楚楚的指印子。秘书告诉我说，爸妈已经从上海回到北京了，住在新六所，让我放了学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我根本不可能设想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仍然兴致勃勃地打完了那场球，离开学校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新六所坐落在北京的西郊，当时是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地方。天黑，路不熟，我又早下了一站车，所以，我在路上耽搁了许久。西郊那时很偏僻，为了打听一下路，我弯了很远跑到一个量具刃具厂的门房里，经一个老人指点才找到新六所大红油漆的大门。院子又大又黑，只有二号楼的灯亮着。早已过了晚饭的时间，爸妈都在楼下的门厅里等我。我不知道爸妈一回到北京实际上就被软禁起来，更不可能理解这种焦急是来自上海会议那一番无端的诬陷。突然的变故，使他们丧失了安全感，生怕自己的家人再遭到什么不测。
一般来说，爸妈都属于直爽外向、喜怒形于色的人。但他们同时又具有遇事不慌，尤其是遇大事，有大智慧，能在任何场合保持从容镇定的性格。所以，爸妈双双焦急地站在幽暗的灯光下，看到我的时候两个人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的场景，在我的记忆里形成了非常特殊的一幕。我想这是我亲眼看到的，爸妈有些慌乱的，绝无仅有的一次。
注释
①康克清回忆录》第468…46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19。想起受迫害的犹太人
全能的神把他倒栽葱，全身火焰，从净火天上摔下去，……
——《失乐园》5页
1966年初的一天傍晚，我照例骑自行车从学校回家。我那时是很勇武的女孩，骑上车子就会幻想自己是骑上了骏马，一路飞奔，虽然飞奔的是自己的腿而不是马的。
正是春寒料峭，西北风不仅没有收敛余威，反而变本加厉。骑到北海附近时，我的情绪忽然有一点低落，因为我看到平日美丽娟秀的团城和城上挺拔的白皮松，在漫天风沙中显得闷闷不乐。北海大桥那时还是一座朴实的石桥，两旁的栏杆是由高仅及腰的汉白玉雕刻而成。现在桥上两人多高的铁栏杆，是在“文革”中为防止有人跳到中南海里，威胁党中央的安全而立的。自从这个铁栏杆竖起，北海大桥就永远失去那一派清风徐来、波光潋滟的自由风韵。
我骑上大桥，发现三个比我年龄稍长的男孩子也骑车上了桥。我认出这三个人中的两个是我非常熟悉的一对兄弟，我的父母和他们的父母，我的哥哥姐姐和他们的哥哥姐姐都是朋友。他们是北京男四中的学生，我们会经常在上下学的路上碰到。这次我们没有互相打招呼，并不奇怪，因为我们这些从小的朋友都正进入一个微妙敏感的时期，开始讲一点男女界限，对谁和谁先打招呼这样的小事挺在意。但是奇怪的是他们三人在超过我的瞬间，齐刷刷回头看我，像从来不认识我一样。两兄弟神秘地向第三个人低声说话。虽然我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但他们冷冷的目光使我从头到脚起了一阵寒战。那时，批判我爸爸的上海会议已经开过，他已经被免去一切职务。这对兄弟大概已经从他们的父亲嘴里知道了。但是我还被蒙在鼓里，对即将袭来的厄运全然不知。这道冷冷的目光凭空而来，使我感到莫名的恐惧和绝望，简直像遭了当头棒喝，几乎从自行车上一头栽下来。
人们都把1966年5月16日由毛泽东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的发表作为文化革命的开始。但对于我来说，“文革”开始在这个刺骨寒冷的春天的傍晚，在这座北风呼啸的北海大桥上，在原本亲如兄弟的人的这道冷冷的、锥子一样的目光中。
回到家，暮色四合，心头的空寂竞比暮色还重。许多已经发生的事情忽然在我心中清晰起来。
团支部的活动我好久没有参加了，是没有活动还是人家活动了没有通知我？我一下失去自信。而且，我交了入团申请书也已经很久，但为什么一直没有回音？前几天，几个同学忽然来问我，知道不知道什么是折中主义，当时我没有在意，因为我是班上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方面的佼佼者，经常有人来这样请教我的。但现在想起来也有一些可疑。我回忆起她们的提问中带有明显的挑衅。这是因为，上海会议把毛泽东给林彪的一个批示当做批判爸爸最重要的一件武器。毛泽东说：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的人们，我们应当有所警惕。我的那些消息灵通的同学们，这时候已经知道了会议上的这些细节。而我竟然还认真地和她们讲究了一番到底是“折中主义”还是“折衷主义”，最后的结论是两者都对。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爸爸和我们全家在革命阵营中的优越地位会发生这种戏剧性的，从天上到地下的变化。所以虽然心存疑窦，但第二天早晨，我仍然在心中装满了信心和理想，急冲冲骑上自行车，去认真地履行革命接班人的职责。
在这些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却有一件事使我乐不可支，我发现了一个与先前完全不同的，亲切耐心的父亲正在向我走来。
爸爸不常出去了，在家里的时间渐渐多起来。他的目光更多时间地停留在我们身上。一向忙得脚不沾地的他，忽然有了大把的时间。
我家是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爸妈都并不特别宠爱我。大约是14岁女孩子身上发生的某些变化，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开始一天天地接近父亲。原来那种隔着一层轻纱的感觉消失了，我开始注意到爸爸那双清澈的眼睛里带些探询的神气，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那些灵活、恰到好处的手势，注意到他高大的身材、好听的声音，注意到他眉宇之间那股凛然正气。
现在想起来，爸爸那一段时间确实显得疲惫和忧郁。妈妈看我们疑疑惑惑的，就对我们说，爸爸身体不好，你们要多陪陪他。我对爸爸的变化只觉得亲切和温暖。他比以前有耐心得多，我们聚在一起玩、闹、大叫大嚷，或者自以为是地争论什么，总能感觉到他在一边默默地注视我们。
由于家里修房子，我们搬到北京西郊的新六所，住在二号楼。新六所是一个沉闷的地方。高大粗壮的树枝虽然落光了叶子，仍然密密匝匝填满了天空，让人喘不过气来。天气寒冷，二号楼的暖气烧得热火朝天。在房间里只能穿一件衬衣，到院子里散步要加上毛衣、棉衣，还要穿上大衣，回到房间里又要依次脱掉，实在令人心烦。
但我喜欢和爸爸在院子里散步。我喜欢挽着爸爸的手臂，走过院子里坚硬的水泥地。我老是兴致勃勃地将自己的脚步调整得和爸爸一致，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两个人却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左脚、右脚、左脚、右脚，我甚至可以因为这简单的把戏乐得出了声。
也许是感觉到爸爸总有些忧郁，我就絮絮叨叨地讲一些学校里的事情，我自己的事情给爸爸听。爸爸如果回答我一两句，我就更加情绪高涨。不过有时候，我也会忽然感觉到谈话并不那么热烈。我就会茫然地注意到二号楼前面的两棵大树。是松树还是柏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它们在北京浓密的工业灰尘里保存着的那么一点灰绿色，在清白的月光下，总在我心里引起一点忧伤和神秘。
有一次散步归来，爸爸在脱大衣的时候对妈妈说：“你说这孩子不爱讲话，点点今天和我讲了不少话呢。”
我多少感觉到了，这话里不是赞扬，而是怜惜和悲悯。但我不知道这怜惜和悲悯从何而来。
爸爸在自传里这样描述他上海会议以后的痛苦心情：
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我即写了报告给主席、中央，请求调离我在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和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中央很快就批准了，并将批准及我的报告转发全国军队团以上，地方县委、县公安局长以上。并将电报抄给了我。
因我不在军队工作了，军委办公厅来人撤了电话机。我还要秘书将我的枪、猎枪和秘书们的枪都交上去。彭真同志专门打了一个电话给秘书，说猎枪可以保留一支给孩子们玩。我说，不要留，全部交。
我曾经要求出去理个发。组织上交待说，不要去，以免碰到熟人。以后，我除了到301医院拔了一颗牙，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去。
回到北京后我住在新六所。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仍如往常。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我不知道爸爸怀着这么沉重的痛苦。否则，我也许就不会用那些愚蠢的想法来娱乐自己，就不会用那些饶舌来烦扰他。
在我和爸爸散步的时候，他好像是漫不经心地给我讲了一些年轻时代的故事。讲他在找到共产党之前那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些故事对我来说，带有一种遥远的传奇色彩。我把它们和我在小说和电影中看到的那些革命者不平凡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这些我并未听到过的事情却好像是熟悉的了。它们像一阵风，似曾相识，轻轻地掠过我的脑海，却没有在其中掀起真正的波浪。
实际上，爸爸是在这些回忆中检视自己，追问自己跟随革命，加入共产党的初衷。尽管上海会议给他制造的罪名荒诞到难以置信地步，但他毕竟是个老共产党人，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他的眼睛里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