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价值[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译者:黄正东-唐少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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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问题是我从未接触到的。它们不在我的道路上，不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它们是任何哲学家都未碰到的（尼采可能从旁经过），而由贝多芬（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有歌德）去解决和应付的问题。它们在西方哲学涉足的范畴之外，例如，无人能够体验和描述这种史诗般文化的进步。更准确地说，这种文化已不是史诗，或者仅有某些局外人将其看作史诗。贝多芬或许曾准确地看出这点（施本格勒在某些方面暗示过）。可以说，文明只能提前获得史诗诗人，这正象一个人的死亡来临时他不可能报告一样，他只能预先推测和描述将来的死亡。因此，可以说：如果你想看到完整文化的史诗描写，就必须阅读这种文化的最伟大人物的著作，即阅读在只能预见这种文化衰亡的时期所写的著作，因为将来不会有人活着对它加以描写。因此，它仅能以预示性的隐晦语言撰写，只为寥寥数人所理解，这是不奇怪的。
不过，我不去接触这些问题。当我“离开尘世”时，我将创造出无形状的（透明的）一团，创造出各种变化象一间平庸的杂物间被冷落一边的世界。
也许更精确地说：整个工作的全部后果是为了被置于一边的世界（整个世界的“扔杂物间”）。
这个世界（我的）没有悲剧，也没有产生悲剧的无限种类的条件（作为它的后果）。
一切事物在这个世界的元气里都可以溶解，不存在任何坚硬的表层。
这意味着坚硬和对抗不变成光彩夺目的物质，仅仅变成瑕疵。
对抗的消失与机械装置在溶解（或在硝酸中溶化）时弹簧张力的消失十分相似。这种溶解消除了一切紧张状态。
如果我说我的书是为一小群人（倘若能被称为一群）写的，这并不意味着我相信这一群人是人类的精华，不过，他们的确是我所侧目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善或更恶），而是因为他们形成我的文化背景，成为我的同伴、其他人对于我却是陌生的。
由于不可能描写与语句相适应的（相转化的）事实，语言的界限显示出来。这种语句没有简单重复。
（这必然与康德关于哲学问题的解答有关。）
能否说戏剧有自己的时代，这个时代又不是历史时代的片断呢？譬如，我能区分剧中的前后时期，但对于剧中事件发生在凯撒死之前或死之后这个问题却一筹莫展。
另外，旧观点——大致上是西方（伟大的）哲学家的——认为科学的意识存在两类问题：本质的、重大的、普遍的问题和非本质的，偶然的问题。另一方面，按照我们的观这点。忍让地——宽容地——回避你所伤害的人要比亲近他容易得多。对此要有勇气。
好心对待你不喜欢的人，不仅需要本性善良，而且需要非常机敏。
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
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
哲学问题的答案可与神话故事的智慧相比较：它在魔幻般的城堡里显得妩媚动人；但在白昼，它在户外看上去仅是一块普通的铁（或者类似的物）。
思想家与制图员十分相似，制图员的目的在于表现事物之间的各种相互联系。
在钢琴键盘旁创作的乐曲、靠笔和纸创作的乐曲以及仅靠想象声音创作的乐曲在特征上一定大相径庭，造成十分不同的印象。
我相信，布鲁克讷仅靠用脑子想象管弦乐队的声音进行创作，勃拉姆斯靠笔和纸。当然，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但它强调了一个特点。念，在科学上是不能讲巨大的、本质的问题的。
音乐的结构和情感。情感按照伴随人们生活的方式伴随着我们对音乐作品的领悟。
莱伯的作品是很晚的麻烦。
智力是一口不断涌出淡水的泉，但是，如果不合理地使用这口泉，它就会失去价值。
“聪明人理解的东西是难以理解的”。歌德轻视实验室的实验、规劝人们走出去在不受羁绊的自然界中汲取教益，这难道与前提（按照错误的方式解释的）歪曲真理的观点有任何联系吗？它与我着手著书的思维方式——以及对自然的描述——有联系吗？
丑陋的花和动物经常象人工制品一样使人们震惊。“它看上去象……”，他们说。这句话阐明了“丑陋”、“美丽”等词的意义。
人体的各个部分的温度不同，可喜的途径。
不得不象一根仅用思维充塞的空管子一样出现，是使人羞愧的。
无人愿意冒犯他人。因此，如果他人显得未被冒犯，大家就都感觉好些。无人愿意与受伤的长毛垂耳狗对抗。记住。
每个悲剧的开章都可以写道：“本来什么都不会发生的，倘若不是……”
（他的衣服边角不曾让机器咬住吗？　）
不过，仅仅一次遭遇能够决定一个人的一生的看法是悲剧的一种片面观点。
我认为现在可以有一种戴面具的戏剧，演员们仅是风格化的各种人物。克劳斯的作品清楚地表现出这种特点，可以或者说应该戴着面具表演他的剧本。当然，这些典型作品有些抽象。依我看，面具剧无论如何是理性形象的表现。出于同一理由，这也许是唯一吸引犹太人的戏剧形式。
弗里达·香茨：
雾天。灰色的秋萦绕着人们，
笑声似乎都受到感染；
今日尘世万赖沉寂，
昨夜一去再不复返。
赤金色的树篱里，
妖魔在雾中把阴谋耍玩：
苍天啊躺下熟睡，
苍天啊不再睁眼看。
我从“Rosselsprung”中抄下这首标点不明的诗，因此不明白“Nebeltag”（“雾天”）究竟是标题，还是我所理解的第一句诗的一部分。很奇怪，如果诗的开头不是“Nebeltag”——词，而是“Dergraue”＇“灰色的”）一词的话，这首诗就会平淡无奇。它改变了全诗的韵律。
你取得的成就对于他人不可能比对于你的意义更大。
无论价值多少，那是他们将付给你的价钱。
在犹太人那里有不毛之地，可是在其绵薄的石层底下躺着精神和智慧的溶液。
格里尔柏尔策尔说：“漫游于远方的巨大物体之间是容易的，抓住眼前的孤独东西是很难的……。”
假如没有听说过耶稣怎么办？
我们会感到孤单地呆在黑暗中吗？
能否象小孩知道房里有人和他作伴那样摆脱这种感觉吗？
宗教的疯狂产生于非宗教的疯狂。
我边看着科西嘉强盗的照片边沉想：他们的脸过于坚硬，我的脸过于柔嫩，因此基督教不能给他们打上标记。强盗的脸上凶相毕露，可是他们肯定不比我距离良好的生活更远，因为他们和我从生活的不同位置上得到拯救。
莱伯的美好音乐绝没有浪漫色彩。这个特点十分明显，十分有意义。
人们读苏格拉底的对话时有这样的感觉：多可怕的时间浪费啊！这些什么都没有证明，什么都没有澄清的论说的意图何在？
我认为彼得·示路蔑的故事应如此读：他叫他的灵魂去找魔王要钱。后来他对此感到后悔，魔王要他用身影作为赎金。然而，彼得·示路蔑仍然可以在把灵魂交给魔王和随同身影与其他人一道牺牲这两者间进行选择。
在基督教中，上帝好象对人们说：不要演悲剧，就是说，不要在尘世里扮演天堂和地狱。天堂和地狱是我的事务。
如果施本格勒这样说就更好理解：我把不同的文化时代与家庭生活相比较；一个家庭内存在家庭共同点，尽管在不同家庭的成员之间也能找到共同点；家庭共同点与其他共同点在这些、这些方面不同，我的意思是：必须了解比较的对象，即衍生这种看问题方法的对象，否则讨论将始终被歪曲。因为不管怎样，我们将把典型的特征赋予我们如此看待的对象，我们声称：“它一定始终是……”
这是因为在表示事物的方式上，我们追求典型的特征。但由于我们混淆了典型和对象，因此发现我们自己教条地将只有典型才具有的特征赋予了对象。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看法只在个别场合是正确的话，它就不具有我们所希望的普遍性。典型应该清晰地显示它的本来面目，这样它就表现了全部探讨的特征，决定了探讨的形式。这种探讨使典型成为焦点，后者的普遍效力基于它所决定的探讨形式的事实之上，而不基于某种声明之上，这种声明认为一切真正具有典型特征的事物对于所有被探讨的事物都是适用的。
同样，当人们持夸张的，教条的主张时；通常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真实的？或者：它在什么场合是真实的？
摘自《纯朴者》：技术之谜。（两个教授站在一座建设中的桥梁前的照片）上面传来声音：“La　日　abi—huah—ta9　abi　sag'i…naeha
drah'n　mer'n　anders　um！”——“亲爱的伙伴，这话太令人费解了，谁能靠这种语言去从事如此复杂精确的工作哟！”
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哲学确实没有进步，我们仍然忙于解决希腊人探讨过的相同的问题。然而，说这种话的人不懂得哲学为什么不得不如此。原因在于我们的语言没有变化，它不断地诱使人们提出同样的问题。只要继续存在与“吃”，“喝”等词的功能相同的“是”动词，只要还存在“同一的”、“真的”、“假的”等形容词，只要我们继续讲什么时代的河流，辽阔的天空，等等，大家就将不断被相同的疑难问题所困惑，凝视着一切无法解释清楚的事物。
我读到：“……没有几个哲学家比柏拉图更接近‘实在’……。”奇怪的现象。不可思议，柏拉图竟能走到如此之远！难到我们不能走得更远！是因为柏拉图聪明绝顶吗？
克莱斯特在某处写道，诗人最愿意做的事是不用语言去传播思想。（多么奇怪的表白。）
据说，新宗教往往把旧宗教的神看作魔鬼。不过，这些神事实上可能已经变成了魔鬼。
伟大人物的著作是环绕我们升起、落下的太阳。一切正待再次升起的伟大著作，它们的时刻来临了。
门德尔松的最优秀乐曲是由阿拉伯风格的音乐组成的。这是我为什么对他的缺乏严肃性的作品感到困惑的原因。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始终用不适宜犹太人的标准去衡量他们。许多人清楚地认识到，希腊思想家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家，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家；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参加者不是职业运动员，与任何西方职业不相适应。这对于犹太人来说也一样。如果以我们的（语言）作为唯一标准的话，我们就会经常地、不公正地对待他们。因此，他们有时被过高评价，有时又被过低评价。在这方面，施本格勒正确地未把威林格划为西方哲学家（思想家）。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可能得到绝对的、最终的维护。然而，只有参照其他的事物，这才是无疑问的。例如，没有理由能说明你为什么要如此行动（或已经行动），除非这种行动给你带来如此的形势，即不得不再次成为你所接受的目标的形势。
也许，无法表示的（我感到神秘，又不能表示的）是与我所能表示的有意义的东西相对立的背景。
哲学研究——在许多方面与建筑学研究相仿——更是对自我的研究。关于个人的阐释。关于个人看待事物的方法。（个人对它们的期望。）
一个哲学家轻易地占据了一个无能的经理的职位。这位经理不去干自己的工作，仅仅把眼睛盯住雇员们，监视他们得体地工作，接替他们的工作，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过分承担着他人的工作。同时，雇员们面对面地谴责他。
这种观点已经过时，不再起作用了。（我曾经听见莱伯对于音乐思想发表过相同的意见。）这正如银纸一旦弄皱后不能再捋平一样。我的全部思想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