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金山-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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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全民单位能办到的事我们也要办到，乡镇企业能办到的事，我们也要办到。今后我们要添几句话：经济特区能办到的事，我们都要办到。为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我们的前途，必要时，宁愿超越现行法规也要干，上级不批准也要干，掉乌纱帽也要干！谁要是不确立这样的思维方法与立场观点，谁就要成为我厂前进路上的阻力和绊脚石。试问：当我们的企业被别人挤垮了，被市场吃掉了，你再说你正确、伟大、老实、正规、正派又有什么用呢？！”
说完，何大福在会上宣读了他早已撰写好的一份《 金箔厂各车间经济责任承包办法 》。这个“办法”明确规定厂部与各车间做到“五分开”和“五统一”。
“五分开”，即财产分开、人员分开、经济核算分开、产供销分开、分配方案分开；
“五统一”，即隶属关系统一、行政管理统一、银行账号统一、生活服务设施统一、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标准统一。
此外，对厂部和各车间、部门的职权义务，以及厂部和各车间、部门之间的经济关系，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宣读完毕以后，何大福说：“各单位对这个承包责任制组织认真讨论一下，如果没有意见了，召开职代会通过，立马执行！”
“这下好了，终于放开了！”“‘五统一’、‘五分开’清清楚楚，咱们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参会的同志一个个面露喜色，纷纷热烈地鼓起掌来。
望着台下那热烈的场面，何大福反而沉静下来。他挥了挥手，大声告诫道：“解放思想，绝不是胡思乱想；改革开放，绝不是使人上当。我们一定会让搞改革的人不吃亏，但是大家也要牢记，改革承包绝不是自己多捞；放手放权，决不能乘机捞钱。我们每位干部都要站高点，看远点，决不能承包年把年，手上捞两个钱，管他来年不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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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八级工资制”（1）
扩大企业自主权，最核心的是三个权，一是人事权，何大福已经斗出了一片新天地；二是财权，何大福也已“未婚先孕”，在金箔厂全面干了起来，至于今后是福是祸他也不管了；三是分配权，这个关还没闯过。
工资奖金平均主义大锅饭，在我国已经实行了几十年。工人八级工资制；行政干部一级至二十四级工资制，全国一个样。劳动部对全国职工的工资一杆子管到底，各级组织和企业是无权在这个问题上“越雷池”一步的。
何大福在计划经济时代，担任政工科长，正好负责人事劳资具体工作。他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工资制度可以“倒背如流”。化工厂一千多名职工，每人什么级别，拿多少级，他都“一口准”。十年浩劫，国家经济困难，十多年不调资，在企业里，爷爷、儿子、孙子拿同样工资不稀奇；师傅是二级工，徒弟也是二级工，徒弟的徒弟还是二级工。1971年和1973年，国家曾经下过文件，给企业调资，调资比例为2％，100人中调两个。化工厂1000多人一共才调22人，闹死了，打了好几架。全厂职工学文件一个月，酝酿一个月，评议一个月，再来组织研究，上级报批三个月，总共花了半年时间，最后22人升级，每人只加了八块钱。调上资的人虽然笑了一阵子，但在企业却越来越孤立，干什么事都有人嘲讽：“你多拿钱了，这活你去干，这苦你去受！”由于“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的“大锅饭，养懒汉”现象十分突出。改革开放好多年了，何大福早就下定决心要在工资奖金分配制度上来个重大改革。因为，金箔厂同样存在着“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站的，站的不如围着领导身边转的，围着转的不如捣蛋的”现象。
可是，当何大福将这个想法与刘恒先个别通气的时候，却遭到了刘恒的极力反对。刘恒代表的是金箔厂老一辈金箔工人们的心声。改革开放前，金箔厂这样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没有什么国家干部可言，企业所有人员都是实行“计件工资制”。由于金箔行业凋零，工人干部日子极度困难。粉碎四人帮以后，金箔厂通过多次打报告，执行企业八级工资制度，从此改为固定工资制，职工情绪一下子稳定多了。刚刚才稳定了几年，何大福这回又要提出工资奖金制度改革，刘恒当然不能理解。何大福风一放出，刘恒就“传达”到一些老工人中间去了，致使老工人都背上了思想包袱，闹情绪。没办法，何大福只得忍了下来。可是，多数干部职工又叫着要改革分配制度，特别是实行了经济责任制承包以后，要求“联利计奖”的呼声越来越大。何大福最后还是耐心做好刘恒的“思想工作”，并且在刘恒面前承诺：“改革分配制度保证照顾老的，鼓励小的，奖励肯干的，处罚偷懒的。如果实行新的分配制度，老弱病残拿不到现有的收入，厂里保证补足。”这个承诺解决了刘恒等一大批老弱病残者的“心病”，新的分配制度立马在金箔厂全面实施。
何大福设计的新的工资奖金分配方案，就是所有金箔厂干部职工将现有的八级工资标准全部放进档案里，不再理会，只有两种情况才会有效：一是退休，按档案工资核算退休金；二是调出金箔厂，行政介绍信与工资单一同带走。除此之外，全部执行新的办法。这新办法就是车间主任以上干部实行基本工资、职务工资与“联利计奖”工资制；工人全部实行“计件工资制”；工程技术人员全部实行职称工资加成果奖励工资；后勤服务人员实行岗位工资加效益奖励制。所有人员都实行“你想干什么就让你干什么”的新岗位分配制度，工资奖金就遵照上面原则由厂里与其本人“协商”，愿拿愿付就签订协议执行，这个“协商工资制”后来被江南省劳动厅总结扩大到全国流行。书包 网 。 。。 想看书来
废除“八级工资制”（2）
不料，金箔厂自己推行的“内部经济责任制承包方案”和“工资奖金分配制度”却触动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最敏感的“中枢神经”，遭到自上而下的政权部门和全社会保守势力的“谴责”和“打击”。首先是当地的县劳动部门，代表政府，发了一份批评通报，还以“红头文件”正式文件下发到全县各行各业，严肃指出：“金陵金箔厂在工资奖金分配上严重违反国家规定，我行我素”，其次，是指派职能部门对金箔厂的“工资计划”不予审批，处处刁难，每月何大福都要亲自出面，提出按老基数批才能拿到计划。其实何大福制订的新工资方案，并不比原来的基数高，但县里认为只有老基数“正规”。
何大福想，这个问题如果不来个大的突破，金箔厂的发展必将会受到制约。因为金箔厂要发展，工人干部的积极是第一位的，而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因素，“思想工作，行政手段，经济杠杆，组织措施，法律武器”，样样不能少。
于是，何大福也写了一个“反通报批评文章”，按照劳动局所发的单位，全部又发一遍。
在文章的最后，何大福写道：县委、县政府领导早就表态说支持我厂改革，允许我厂做改革试验田。我们清楚知道，这不过是县领导的态度而已。实际上，金箔厂现在的工作更加艰难，受到的方方面面压力更加大，有的人动不动用“金箔厂与县委、县政府对着干”的帽子扣我们，用“何大福目中无人，骄傲自满，现在可不得了”的棍子打我们，搞得我们无所适从，县劳动局宁劳政字（ 91 ）64号和（ 92 ）45号文就是一个典型的扣帽子、打棍子例证。作为一个政府部门，与企业发生的各种问题，有什么不能协商与交换意见呢？为什么非要用背后打报告形式呢？请问：我们厂今年产值可能突破亿元关，税收要超历史，究竟是不是与县委、县政府对着干？
何大福公开与县劳动部门对抗、叫板，引起了一片哗然，反对声铺天盖地，内部一些人“匿名信”到处发；外部的人有权力支持金箔厂这样干的，认为改革了，企业应当有这个自主权；也有人到处责问：“金箔厂这样胡乱瞎来，县里到底管不管？”
劳动局提出不敢管了，有人提出到纪委，纪委回答说：“我们的任务是查贪污违纪，这方面上面还没有什么特别指示精神。”有人提出到检察院，检查院回答道：“企业内部分配，只要是公开的，经过职代会通过的，都不作为经济案件立案查处。”
就这样，金箔厂的分配办法，在当地成了“糊涂的分配”。领导讲话，何大福不听。领导想下掉何大福，又怕金箔厂搞垮下来难收拾。就这样，“糊里糊涂”一直干到国家对企业整个分配的放开，干到“年薪制”的出台。
让企业家“”起来（1）
悬崖上生长着一颗小树，被一块巨石压在下面。多少年了，小树弯弯曲曲，成长很慢。
有一天，这块巨石被移走了，这颗小树直接承受阳光雨露，开始茁壮成长。
很多人喜欢这样讲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事物的成长故事。
改革开放了，何大福拼着命七砸八砸，硬是把套在金箔厂头上的种种枷锁给砸开了，金箔厂从此焕发出勃勃生机。各车间通过“划小核算单位，经济责任承包”，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打箔车间实行四个龙头竞赛，你追我赶。黄金消耗以往每万张200克左右，现在每万张只有180克了，得到黄金节约奖，何大福一次发给他们两万多元，而且是直接发到员工手上，每人获得几百上千元。这对当时每月工资不到一百元的工人来说，真是很大的数字了。打箔的增产奖也是可观的，过去每个班一天产量只有一万多张，现在几乎翻了一番，超产奖也是每人好几十、上百块。还有安全奖、革新奖、超利奖，也都是当月兑现。特别是车间负责人、领导有方者，“月月联利计奖，季度预兑，年底结算”，同时“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打箔车间主任武亮，一年收入十几万，是何大福的二十多倍，这在当时的金东县一带放了“卫星”。何大福由此成了金东县有名的“何大胆”。有人由于当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一下子拿这么多钱，没有准备，只好用一个麻袋样的蛇皮塑料袋装钱拎了回家，后来外界传言“金箔厂承包人用麻袋装钱，不得了”！
外界还有人据此猜测说：“金箔厂车间承包人都拿十几万一年了，何大福肯定发死了！”
实际上，外界是以讹传讹了。金箔厂全面推行“经济责任承包制”和“联利计奖”工资奖金分配制度，只是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而工业局主管部门对金箔厂还没有任何说法和做法。因此，何大福只能发给下面，而他没有权力为自己制定什么分配制度。他的年收入才四千元不到。
虽然当时“改革”口号喊得震天响，可是对于企业负责人年收入这个敏感课题，谁也不肯迈出第一步。何大福胆子再大，也只能为部下创造“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