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论十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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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因新闻写作中采用客观报道的方式而打赢了一场官司。1848年7月5日，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刊登一条消息《逮捕》，揭露六七名宪兵逮捕科伦工人联合会会长安内克的过程中，如何粗暴和违反法律程序。结果，报纸被告上法庭，罪名是“侮辱检察长茨魏费尔和诽谤宪兵”。关于侮辱检察长，马克思在法庭上指出：“《新莱茵报》写的是：‘据说，似乎茨魏费尔先生声明说……’。为了侮辱某人，我自己绝不会把自己的论断置于怀疑之下，绝不会像在这里一样用‘据说’这样的词；我一定会说得很肯定。”（12）恩格斯针对诽谤宪兵的指控反驳说：“要说诽谤，也许只诽谤了一位宪兵先生；报道中说这位先生一早起来就喝得有几分醉意，有点摇摇晃晃。但是，如果审讯证实——我们毫不怀疑这一点——当局的代表先生们确曾对被捕者态度粗野，那么，在我们看来，我们当时只是以极其关怀的心情和报刊应有的公正态度，并且也是为了我们所责难的先生们自己的利益，指出了唯一可以减轻过失的情节。可是，现在检察官却把这种为博爱精神所驱使而指出唯一可以减轻过失的情节的做法说成是诽谤！”（13）
　　　　马克思辩护中强调的是，有消息来源，同时使用的是模糊语言，也就是不能确定，这就保护了自己。恩格斯强调描述的是事实。结果，这场官司以原告败诉了结。当然，那个法庭的程序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它是陪审法庭，陪审员能够决定最后审判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护可能打动了他们，陪审团经过投票，少数服从多数，最后宣布《新莱茵报》无罪。
　　　　下面举个例子，说明前面谈到的操作层面的第三点：努力做到平衡与公正。
　　　　1998年3月24日《羊城晚报》下属的《羊城体育》二版发表署名肖晓的文章《“首尾”之战场外音》。文章写道：
　　　　“对于比赛中大连队得到的点球，松日俱乐部赛后还一直耿耿于怀。当晚，该俱乐部的一位负责人致电本报及其他新闻单位，要求记者在文章中反映此球是裁判的误判。他还投诉，赛前这位裁判收了客队20万元现金，希望新闻界能予以曝光。”
　　　　这篇报道揭露裁判陆俊赛前接受了客队20万元现金，最后给了大连队一个点球，大连队赢了。文章一发表，陆俊便起诉《羊城晚报》诽谤。法庭上，《羊城晚报》的法人代表在辩护中说：“我们是客观报道”，报道中没有报社方面的意见，是记者的报道，只是报道松日俱乐部向他们反映裁判收了20万元现金，报纸并没有对这个事实本身发表评论。诉讼过程中，《羊城体育》于当年6月和10月两次发表《声明》，向陆俊道歉，但陆俊不干，最后陆俊打赢了官司，法院判决《羊城晚报》向陆俊赔偿精神损失8。5万元，实际损失1。7万元，以及诉讼费等，共计11万多元。
　　　　这个事情引起新闻学界的注意，上海《新闻记者》就此开展了关于什么是“客观报道”的讨论。该刊这年第6期发表了贾亦凡、顾向东的文章《“羊城疑案”谁与评说》，这篇文章不涉及陆俊有没有拿20万元现金，而是专论《羊城体育》的报道本身，认为客观报道就其本质而言，应当着眼于内容的客观、真实（因为《羊城晚报》强调我发表的是别人告诉的），而不仅仅是报道形式的客观，内容真实包括消息来源的真实和新闻事实本身的真实，后者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如果内容不真实，客观也就谈不上了，内容本身远远高于客观的形式。
　　　　图4…4　陈力丹《新闻的客观性——真实与客观形式的统一》一文发表时的版面
　　　　然后该刊连续十期左右，都在发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文章。1999年我和贾亦凡等一行人出差考察各地的都市报，他约我写一篇总结性文章，文章发表在《新闻记者》1999年第9期，标题是《新闻的客观性——真实与客观形式的统一》（图4…4）。首先是内容的真实，同时还要有客观的形式，我是这么一个观点。
　　　　我认为，当我们谈到新闻要“客观”时，同时包含理念层面和技术层面，“新闻客观性”的内涵应该是理念和技术的统一。也就是说，在报道之前，你脑子里应该想到我要客观地报道这个事实，不站在哪一边。实际上，《羊城体育》是站在松日俱乐部一边的。“《羊城体育》强调这是‘客观报道’时，——只是想到了客观的形式。”“《羊城体育》在选择新闻时，受贿20万元这样大的事实也许太刺激人了，却没有更多地考虑说出这样的‘事实’，需要多少人的查证才能够证实，而是把冲突、显要、时效等具有卖点的因素考虑得多了些。”
　　　　这个俱乐部当时一共给八家传媒打过电话，揭发陆俊拿了20万元，但是其他七家传媒都没有报道，那七家传媒是比较冷静的，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能不去调查一下就报道呢？
　　　　关于这个案例，《羊城体育》报道时完全忽略了“平衡”这个客观性原则的操作要求。这个事实涉及陆俊、大连队、广州队，还涉及揭发者松日俱乐部，你只报道了松日俱乐部的意见，没有去采访陆俊，也没有去采访大连队。假如你得到这个信息，打个电话或者派人去找陆俊，问他拿没拿钱，陆俊肯定说没拿；然后再去找大连队，问他给没给钱，大连队肯定说没给。你有了这些采访记录，然后报道：“×年×月×日，松日俱乐部告诉我们，陆俊拿了人家20万元现金，我们采访了陆俊，陆俊说没拿，采访了大连队，大连队说没给。”你什么话也不要说，只要把这三方面的内容变成一条消息，完全用客观的语言来报道，报纸的监督作用自然而然就达到了。你只要把这个事情披露出来，社会就会注意，弄不好公安局都会介入，用不着你去替代公安局、法院侦查。即使不介入，这个事情成为一个问题，大家就会盯着它，这就是传媒的“监督”作用。我们总想着痛快地解决问题，但传媒不是执法机关，传媒的责任就是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
　　　　在这个事情上，《羊城体育》在获知情况时，可能太激动了，在报道的操作层面上有问题；指导思想上也有地方主义，广东队主场输球，心不甘，动笔前缺少客观报道的意识。这个例子成为一个学术研究典型案例，《羊城晚报》之所以败诉，就是因为报道不平衡，进一步挖根源，即报道的指导思想也没有基于客观的立场。
　　　　再说一个报道“平衡”的正面例子。《新京报》2007年10月17日A18版的主题新闻是《人大禁外人上自习惹争议》（图4…5），差不多占了一整版。从字里行间，以及版面编排，我们多少能够感觉到该报对这件事情持批评态度，特别是版面中心部位的漫画，倾向明显。但是它的行文既客观，又平衡：采访了这边，又采访了那头，多方的意见齐全；言论部6也是各方的意见全有。人大校方看了即使有感觉，也没话说。报纸把这件事情捅出去了，也就达到了目的：让社会来评价。这篇报道在客观的形式上做得比较好，事情提出来了，两方面意见都说了。至于结果，吸引读者关注这个事情，就是结果。至于是非的判断，读者会有各自的想法。以后我们遇到类似问题，应该学会客观报道，既自我保护，又可以达到披露事实的目的。
　　　　图4…5　《新京报》的报道《人大禁外人上自习惹争议》版面
　　　　组织报道这个事情的记者和编辑，看来在理念层面是很清晰的，就是要客观地展示事实的各个方面，这很正确。当然，要求他们绝对不能有自己的些微倾向，那就过于苛刻了。
　　　　四、我国历史上一度存在的“客观主义”概念
　　　　谈到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就不能不涉及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新闻和宣传领域使用过的“客观主义”的概念。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48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华北《人民日报》关于自然灾害报道的批示中。这个概念是对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否定。
　　　　该批示涉及《人民日报》此前几天发表的一篇报道，内容是关于华北人民战胜灾害，取得丰收。报道很长，其中指出存在问题占了很大的比重。下面是中宣部《批示》的部分摘录：
　　　　该报道三分之二罗列各种灾害，“构成一幅黑暗的图画，使人读后感到异常沉重的压迫。华北全区今年秋收既然平均有七成，我们就应当着重从积极方面宣传战胜灾荒的巨大成就”。“应当说：忽视积极的鼓舞乃是我们宣传工作中所不许可的客观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黑体字原文是着重号）
　　　　“这种客观主义倾向更严重地表现在对于灾荒原因的分析上。三种灾荒，每一种的第一项原因都是‘长期战争’。……看到的只是所谓战争的罪恶，——此外还加上了土改的罪恶。……这只能从我们宣传工作中所存在的某种客观主义倾向来解释。”
　　　　这样，就在我们党的新闻报道中出现了一个否定性的政治概念——“客观主义”。现在新闻学界学术讨论中的“客观主义”，与这个“客观主义”完全是两回事。学术上的“客观主义”是中性概念，指新闻报道要坚持客观性原则这种认识或主张。而后者在当时的背景下，是批评性的政治概念。此后，你若在文章中罗列事实而没有观点，或者讲述了很多事实，但归纳的观点不符合上级的意图，很可能就会送给你一顶“客观主义”的帽子。从那个时候开始，“客观”一词在中国的新闻学中，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存在的，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改变对新闻客观性原则的看法。
　　　　我们应该知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对待客观性的传统，很长时间内对它是否定的，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是骗人的。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仍有不同观点，这是正常的，只是再不能把学术分歧与政治批判扯到一起。
　　　　那么，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是什么样子呢？我认为这个报道写得很不好，确实有问题，说明那个时候我们的写作水平是比较低的。这篇报道中关于“遭灾原因”的部分，是这么写的：
　　　　“第一，水灾之发生，一因连年战争，河堤失修，兽穴水眼，多处未补，河道淤塞水流不畅。二因山地开荒伐林，林山变成童山，不能防风蓄水，山水易发。三因今年七八月间天雨过大过多（三百耗，占华北雨量百分之五十以上）。四因敌人或明或暗破坏河堤，有此数因遂酿成今年大水灾。
　　　　第二，虫灾之发生，一因长期战争负担过重，与过去土改中政策过左，致农民生产情绪低落（现已逐步好转），土地耕种粗糙，甚或不进行秋耕麦耕，大批虫卵埋藏地下，未能晒死冻死，遇到今年雨多地湿，虫卵便生长繁殖起来；二因发现虫卵幼虫后，未能即时扑灭，使其得以蔓延起来。
　　　　第三，瘟疫流行，一因长期战争，人民生活动荡不安，营养不足抵抗力减弱，易于传染病疫；二因农村污物堆积，卫生工作太差，病菌易生；三因土改中误斗了不少药铺，致人畜有病，均无抓药治疗之处。
　　　　另外某些地区的领导上官僚主义与某些干部情绪不高，发现灾害，不去急救，而存在着麻痹等待的侥幸心理，这也是扩大与加重灾害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