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论十讲-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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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的词，并不是真的承诺所有东西都记录了下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有闻必录”是一种广告用语，而且从我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徐宝璜的《新闻学》开始，这句话便受到过批评，但他是一种学术性批评而不是政治性的。现在仍然有文章把“有闻必录”作为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内涵来解释，然后批判它如何不对，目的是不承认客观性。你可以不同意新闻客观性原则，但是不能再这样用“有闻必录”来解释客观性这个理念，这个说法与客观性不搭界。
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有好几篇都点了“有闻必录”，认为它是错误的。看来这需要拨乱反正，不然我们都不能使用这个词了。顺便说一句，曾经在延安《解放口报》写文章反对“有闻必录”的人——胡乔木自己有一次正面使用了“有闻必录”。1985年他在《谈新闻工作改革》中说：“另外，还是得提倡有闻必录，短消息还是需要。”（15）这里使用的“有闻必录”，指尽可能让受众多知道一些新闻，而不是把所有东西都录下来。这个词也可以正面使用，它的内涵就是自我宣传，我说得很全面，如此而已。但在历史上，大约半个世纪，它作为一顶反面的帽子，使得很多记者写的东西受到批判，这种情形不能再现了，很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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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6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7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页。
（7） 黄旦：《新闻客观性三题》引证迈克尔·马尔凯，《新闻大学》2005夏季号。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6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
（10） 郭镇之：《“客观新闻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
（11） 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9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3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82页，黑体字是原来有的，译文根据德文校正。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9页。
（15） 《胡乔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页。
第五讲 大众传媒的职能
此前四讲，我们论证的主语是“新闻”，即关于新闻（具体的对事实的叙述）的理论；此后我们的论证主语，主要围绕传播新闻的机构——大众传媒展开，即关于新闻传媒的理论。我国汉语的“新闻”一词，涵盖过于宽泛，要根据上下文和语境，才能理解是指具体的“关于事实的叙述”的那个“新闻”，还是指传播新闻的组织机构这个“新闻”。所谓“新闻理论”，其中的“新闻”，既包括新闻，也包括新闻传媒，是两个不同方面的“理论”。
现在我讲的大众传媒的职能，是新闻传媒的理论。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只有一句话，即“喉舌论”。这是一种比喻，列宁说过，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比喻不是学术论证。而且，把大众传媒的职能仅仅理解为喉舌，从现在的观点看，实在太简单、太狭窄了。关于这个话题，以前的新闻理论教材中，使用过不同的说法，例如传媒的性质、任务、作用，还有功能、职能，等等。虽然用词不同，其实差不多指的都是一个问题，即大众传媒是干什么的。我现在统一为“职能”。“职”，传媒是一种社会行业，对个人来说是一种“职业广能”，即功能。职能这个概念既说明论证的角度是在社会层面，又能在较为广泛的意义上全面说明传媒在社会中的作用。
一、一种泛化认识：传媒是舆论的表达者
这个观点不论中外，不论政见是否相同，一般都承认这一点。但这只是一种泛化的说法，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可能说不通，因为若要较真，舆论是在一定范围内自然存在相当多的人的意见，传媒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并非都代表舆论，甚至完全不代表舆论。不过在总体感觉中，很多人都认同这个说法：传媒是舆论的表达者。
现在能够确认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英国18世纪的伦理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他在其著作《宪法法典》中谈到：舆论表达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报纸。因为当时唯一的传媒是报纸。边沁在欧洲学术史上是非常有地位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
报刊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机关。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1）。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舆论的认识是深刻的，“广泛的无名的”，这恰恰是舆论的特点。第二句话，讲述了何种情况下传媒能代表舆论。他们以纸币代表金或银这种情形，借用来说明传媒与舆论的关系。如果纸币不能够兑换为较为稳定的交换价值的替代品金或银，它若要代表一定的实际价值在社会中流通，是不可能的，谁也不会接受这样的纸币。金是一种比较稳定的中介。纸币可以流通，在于公众的承认，在于它含金或含银。一份报纸能够在社会上流通，说明它一定程度上被公众认可，能够代表舆论；如果一张报纸不能代表社会多数人的意见，它就很难卖得出去，偶然维持一小段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1996年3月我在香港访学的时候，看到了一张名为《颠狗日报》的报纸，每天只有8版，居然售价也是5港币，与其他报纸一样，而其他报纸有70—80个版。这张报纸发行了几个月，再也办不下去了。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有一个调查，该报的公信力全港倒数第一，不代表舆论，就是几个狂人在瞎说。它能够维持几个月，除了有一点钱可以烧烧外，还有就是公众的一时新奇，买一份两份看一看，时间长了没人看它了。如果传媒完全没有受众群，哪怕是很小的分众，就没法在社会中流通了。
马克思还把报刊与舆论的关系比喻为驴子（报刊）和它驮着的麻袋（舆论）（2）。这是在论述德国民营报纸的时候做的比喻，前提是认为这类报纸多少与公众有一些思想上联系。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报纸是舆论的承载物。
传媒是舆论的表达者，是一种泛化的表达，一种人们的总体感觉，无法在理论上给予清晰的证明。但是，它提出的本身，表达了从“传媒代表国王”到“传媒代表舆论”认识的转变，而当时“舆论”的概念本身，自卢梭之后，带有“人民主权”的内涵。
讲舆论学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舆论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分析，那时你会在理论上认识到，这种说法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把它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前提，可能会在分析具体问题的时候，对传媒与舆论的关系做出错误的判断。
我们把握一下，知道有这个说法，知道马克思也说过就行了，不要把这样的观点作为学术研究中的论据。一般说说，当然多数人都会认可。
二、从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定性传媒职能
我们以往关于传媒性质、任务、作用等说法的由来，主要是从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得到的定性。而这些定性，又来源于对新闻阶级性、政治性的认识。所以，我们需要先讨论新闻与意识形态（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然后再从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定性传媒职能。
1．新闻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
现在世界上有多种社会制度，其中资本主义国家传播的新闻，总体上会体现资本主义国家主流人群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传播的新闻，总体上会具有社会主义特有的观念。具体到中国，所传播的新闻总体上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中国政治体制和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印记。
由于新闻政策的差异，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形式上一般是自在的和多元的，但实际上有多种无形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力量在制约着它们，这种无形的力量需要经过科学的调研和论证才能感受到；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通常是有组织的和一元的，要求与中央权力组织的观点一致，重大的新闻，要求采用国家通讯社的通稿。不论何种形式，一个国家刊播的新闻，总体上带有这个国家政治制度带来的意识形态印记。
新闻有没有党性、阶级性、政治性？应该说总体上是有的，这一点不能否认。但是我们过去说得绝对了，例如说传媒刊播的新闻，每句话、每个字都要代表党，都得体现党性原则。这种说法在1956年党中央124号文件中就批评了，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这类绝对的说法直到80年代中期，才不知不觉消失。从这种观点向外延伸，又进一步说外国媒体上刊播的新闻，每个字、每句话都有阶级性，这就有更大的偏差了。
一个国家大众传播媒介刊播的新闻，总体上带有那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印记，但这种总体认识不能直接用于说明具体的微观问题。以前我们的新闻理论教材中，强调新闻的阶级性、政治性等等，我想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宏观层面，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跟我们不一样，它的媒体传播的观念在总体上自然而然跟我们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媒体是有阶级性、政治性的，中国的新闻也是这样。
另一个是微观层面，在这个层面，并不是所有具体的新闻都反映国家或阶级的意识形态，许多具体的新闻谈不上什么阶级性、政治性，比如某一个演员表演得好或不好，只是大家的评价不同，一定要上纲上线到阶级性、政治性，那是“文革”遗风，很荒谬的。但是对新闻的整体进行分析，确实能够看到明显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痕迹。特别是在矛盾冲突比较激烈的时候。像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冷战时期的新闻，非常明显地具有政治性。现在经常发生冲突的地区，对立双方或多方的新闻往往截然对立，能明确看出来新闻背后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特点。
还有，即使观点对立，发布的新闻也不一定就具有阶级性，也可能是同一个阶级、集团内部的不同观点，有些分歧、差别，谈不上阶级性，但可以说具有政治性。就像“文革”中的很多派别，还有党内也有不同的观点，如果表现在新闻上，你不能用阶级性来分析，甚至连政治性都谈不上，就是在同一种政治条件下的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是常态；完全一致，反倒不正常。毛泽东自己也说过，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阶级性与政治性不完全是一回事，这一点需要强调一下。过去“左”的意识统治了太长的时间，造成我们一种惯性的思维方式，动不动就对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进行“阶级”分析，哪来的阶级啊，都在同一个党内，甚至同一个委员会内，这种分析的结果有时候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