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论十讲-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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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接受过《环球时报》一位记者的电话采访，她举出一个例子，美国ABC最近开除了一个记者，因为他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发表了对战争的不同看法，接着要求我说说美国如何没有新闻自由。我说，这个情况恰恰证明了美国有新闻自由。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被ABC解聘的记者，马上被英国的一个传媒集团接受了。这说明，那个社会制度下，他是有自由的。这个记者说，那这个事儿就不谈了，谈谈BBC吧。BBC的总裁因为凯利事件，迫于压力辞职了，能不能用这个事实说明一下英国如何没有新闻自由。我说，这个事情恰恰说明英国有新闻自由，但是这个自由要建立在遵循职业规范的基础上。BBC在职业规范方面出了问题，总裁辞职以谢罪，说明人家的职业道德意识较强。我发现，由于体制不同，我们对外面发生的一些事实产生了误读。这恐怕需要我们对“新闻出版自由”要有科学的理解。
假如说传媒的新闻编辑室（newsroom）是一种限制的话，那是新闻业工作程序本身的限制，即使在新闻出版自由的政策下也难以避免的一种结果。新闻业的经营人员有自由权去处理他们自己决定的编辑内容。编辑的内容发出来总得有一种选择标准，这不是限制新闻自由，而是在实行它。关键是经营人员有没有自主权，这一点才是关键。
3．不能将“传媒是新闻出版自由的主体”搬到中国
前面讲了，在拉丁文国家里，新闻出版自由这个理念的主格是传媒而非个人。在我国学界，“出版自由”与“新闻自由”都被理解为是“Freedom of the Press”的翻译。我国宪法规定“出版自由”，翻译成英文，即“Freedom of the Press”；还有作为我国基本法律的《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中，又明确地使用了中文“新闻自由”的概念，翻译成英文，同样是“Freedom of the Press”。不论是“出版”还是“新闻”，自由权利的主体都明确规定为“公民”。
我国的传媒都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的，均不是完全的独立法人，不能将“新闻出版自由”理解为传媒的自由，应该直接按照宪法的规定来理解，新闻出版自由的主体是公民，不能将拉丁文国家对“新闻出版自由”概念的理解直接搬到中国来。因为如果这样理解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这句话就是错误的。现在有人写文章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的表述是错误的，因为公民不应该有新闻自由，不应该有出版自由，只有法人才有出版自由等等。
下面这段话，就是将美国的新闻制度与中国的混淆了（括号内文字为作者所加）：
“新闻自由的主体是作为法人的主体，而不可能是个人，即使是私人报纸、私人电视台，也是以法人的身份出现，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纯个人，纯粹的个人无权采访他人（这句话适合于中国，美国的个人是可以采访他人的，只要对方愿意接受），无权制作新闻（在美国个人有权制作新闻），而是要经过申报、审批（在美国个人不需要经过申报、审批），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取得法人资格，方能成为新闻自由的主体。”（32）
这段话前面一句是美国的观点，后面一句是中国的情况，把两者合起来了，说明作者对两方面都缺乏基本的了解。
4．“信息自由”更能全面体现公民的自由权利
除了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以外，还有一个理念“信息自由”。这是一个在更大范围内的公民权利，这是公民获得自己需要的信息的权利。新闻只是传播的一类信息，而且通常属于多数公众共同需要的一类信息，言论通常是以个人为基点发出的意见，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权利的局限性显而易见。而“信息自由”的涵盖面则大得多。
在美国，“新闻自由”意味着发行人发表什么或不发表什么的自由，对公众来说仅是一种“被听到的自由”——一种消费者的自由。这种自由实际上不是理想的自由，而是一种商业自由。新闻业要求的自由权利，如果其他人没有这种权利，唯新闻业独大，这是有问题的。
这样，就存在一个“新闻”应该是哪一种自由的问题。我们遇到了很多矛盾的说法：
新闻是一种专业（profession），它必须享有自由，负责传播、解释社会所必需的新闻。
新闻是一种商业（business），它是一种盈利的行业，因而应该受到法律的限制，要压制它对利益的过分驱动。
如何有效地管理新闻业的商业行为，而不影响它行使社会公共职能的那种新闻的自由，是一个永远没有最后答案的问题。
5．关于新闻业自由主义政策的三句话
前面涉及的是理论层面的讨论。在新闻业界，考虑的远没有这么多，通常就是这样三句话：
第一句：观点的自由市场。什么叫新闻出版自由？就像我们自由买卖的市场一样，你可以把你的任何观点、任何新闻都在这个市场上抛售。自然会有人提出问题，如果你出售的观点、新闻存在教唆罪犯、诽谤等等坏东西，怎么办？
于是就有了第二句话：自行调节的过程。就像物质商品的市场一样，假冒伪劣的商品就会受到公众的抵制，坏东西会被淘汰出场，好的东西留下来了，这叫自行调节。观点、新闻也是一样，坏的东西会淘汰，好的东西会留下来。然而，经过一百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我们知道，观念性质的东西与物质商品是不一样的，很多坏的观念性质的东西被人接受了，污染了社会。
于是就出现了第三句话：传媒的社会责任——指自律层面的社会责任。这是20世纪40年代一些学者针对传媒专事吸引公众眼球而不考虑正面传播效果的情形，提出来的传媒自律要求，最初受到了某些传媒大亨的抵制，但是架不住舆论的压力，于是，“社会责任”逐渐成为一种职业意识。
社会责任理念的提出，可以读一读《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哈钦斯报告）（图6…9）（33）。关于这本书是怎么形成的，可能大家看了很多历史材料。美国著名的新闻周刊《时代》的老板卢斯（Henry R。 Luce； 1898—1967，时代华纳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时候出一笔钱，想找人写点东西，研究一下新闻自由。于是，找了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 1899—1977），哈钦斯又找了一部分学者就开始做。等做了差不多了，卢斯一看，发现是批评传媒的，不高兴了，钱也不再给了。哈钦斯他们又从别的地方弄了些钱，最后终于出版了这本书。这个报告反映了那个时候学界对新闻业的一个意见，而且提出了新闻业如何改进的系统建议。报告说得很好，但多少有些乌托邦。商业利益还是高于任何理想化的东西。不过，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磨合，美国传媒业的职业化还是形成了某种自律传统。
图6…9 《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哈钦斯报告）中文版封面
关于“社会责任”的内涵，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 建立新闻业享受“自由”的同时必须担负“社会责任”的观念；
？ 言论自由、信息自由是基本人权，而新闻自由（美国意义的）仅为传媒发行人的权利，所以，对这种新闻自由的过分保护，并非都符合个人和社会利益；
？ 鼓励推行新闻自律，维护新闻的自由流通，以及意见表达的公正性；
？ 建立新闻评议机构，使受到新闻业伤害的个人、团体有申诉的机会。
这些都是从道德层面对美国商业化的新闻业提出的要求。
6．关于“新闻出版自由”使用“Liberty of the Press”表达的意见
我们习惯用的是“freedom”（自由、解除）这个词来表述自由，但是，现在有一部分学者建议不要用“freedom”这个词，改用“liberty”（自由、解放）这个词。虽然这两个词翻译过来都是“自由”的意思，但是查一查词典，这两个词的最原始的意义还是有些差异的。
“freedom”这个词的内在含义是：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它有自由、解除这样的含义；“liberty”这个词的内在含义是：除了法律合理强加的限制以外，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1644年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的书名中的“自由”，便是“liberty”，而不是“freedom”。
现在看，提出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词汇的使用是一种约定俗成，一旦形成，你要改，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没法动摇的。就像“传播”（communication）这个词，在中国，一说传播，大家脑子里的反映往往是单向的信息传播（流动）。在传播学引入中国的时候，一开始就把“communication”翻译成了“传播”，让你没有办法。无数人写了文章，说这个词不应该翻译成“传播”，应该翻译成“交流”、“交往”、“互动”都可以。但是，约定俗成的语言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个人无法改变，只好叫“传播”。我们不能把“传播学”改成“交流学”，这样说别人就听不懂了，这是很无奈的事儿。但是从这个意见里，我们可以看出，大家还是比较认同“liberty”这个词的内在含义，它比“freedom”这个词更科学。
7．一种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新理解
近年，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研究，有一本新的代表作，即欧文·费斯（Owen M。 Fiss）的《言论自由的反讽》（图6…10）。这本书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理解，或者说对新闻自由本身，提出了一种新的认识。我希望大家在前面两本书——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和约翰·密尔《论自由》的基础上，再看一看这本书。
图6…10 费斯《言论自由的反讽》中文版封面
欧文·费斯的主要观点是：
保证个人自我表达固然重要，同时也必须把宪法所追求的目标正确地界定，那就是拓展公共讨论的空间，从而使普通公民能够对公共事务以及围绕这些事务的各种主张的含义有更准确的理解，并充分地追求他们的目标。
当发言者的利益与发言所讨论的那些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为什么应该将前者的利益置于后者的利益之上，或者谁必须听从这个言论（发言者往往是拥有媒体的人，或者是拥有一定权力的大公司，他们讨论问题的时候，被讨论者的利益往往是被放在第二位的，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为什么言论自由权应扩展到许多机构和组织，例如CBS、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波士顿第一国家银行、太平洋煤气和电力公司、CNN，以及海外战役退伍军人协会（这些都是在美国社会中拥有一定权力的比较大的组织或机构）。这些机构与组织处于第一修正案的常规性保护之下，但事实上它们并不直接代表自我表达中的个人利益（这是个前提，下面提出建议）。
国家可能必须给那些公共广场中声音弱小的人分配公共资源——分发扩音器——使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见。国家甚至不得不压制一些人的声音，为了能够听到另一些人的声音（34）。
他提出的问题是：新闻出版自由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强势的人有说话的权利，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