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论十讲-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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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的问题是：新闻出版自由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强势的人有说话的权利，弱势的人说话的权利有了，但是别人听不到。怎么办？作者提出，要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这就要由行政权力出面来协调，要多少压制一下那些声音强大的人发表意见的声音，给弱小的人发言的机会，而且要给他们“分发扩音器”，这个“扩音器”是个比喻，使他们的声音能够让大家听到。
这个问题的提出很好，引起我们对事态的警觉。但是我认为，这是理想化的观点。谁来监督国家对发表意见的公共资源的分配？国家的分配就公平吗？国家压制强势群体发表意见就合理吗？问题又回到了最早的起点——我们如何公平地保证每个人有发言的机会。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言论自由问题，但是仔细想想，理论性还是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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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4—4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121、12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4） 同上书，第133页。
（5） 同上书，第123页。
（6） 同上书，第12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页。
（9） 同上书，第32页。
（10） 朱家泰：《让猴子吃香蕉》，《随笔》，2006年3期。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页。
（13）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译文有改动，第13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95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9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201页。
（19） 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中文版，商务印书馆年版，第45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1卷，第573页。
（21） 密尔：《论自由》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页。
（22） 同上书，第36页。
（23） 李大钊：《议会之言论》，载《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4）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25）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页。
（26）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9页。
（27）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5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1页。
（29） 同上书，第1070页。
（30）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31）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91页。
（32）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2月3日。
（33） 《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4） 《言论自由的反讽》，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第七讲 新闻法
前面讲了新闻出版自由，新闻法实际上和新闻出版自由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新闻出版自由需要有法律的保障，同时也需要与其他法律协调，享受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同时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权利。鉴于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注意到“法制”和“法治”的本质差异，讲新闻法，首先得从区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入手。
一、区分“法制”与“法治”
由于我们很多年内缺乏“法治”的实践，“人治”在实际生活中是常态表现，所以，改变观念需要一个过程。“文革”结束的时候，我最早获得“法治”的理念，来自1978年11月13日第三版《人民日报》刊登的林春、李银河的文章《要大大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整版）。在这篇文章里，她们讲述了“法治”的内涵，但使用却是“法制”这个概念。这说明，那时候即使先知先觉的人，对“法治”的理解也有限。英文原文是什么、它的深刻理论含义是什么，还是有些懵懵懂懂的，她们能提出这个理念，已经很了不起了。然而，最初使用的概念一旦延伸到社会，改变起来就难了，词汇概念的约定俗成，力量是很强大的。进入80年代，我们都使用了“法制”这个概念，最早带有这个概念的刊物是《民主与法制》，后来的《法制日报》，也是这个“制”字，一直到21世纪初的北京《法制晚报》。《法制晚报》创刊之前，我特别给它的母报《北京青年报》提过建议，不要再用“法制”了，应该用“法治”。但是他们最终还是用了“法制”。为什么？因为前面《民主与法制》杂志、《法制日报》都用的是“制”，到这里用“治”，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了，这是很无奈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理念上要知道，“法制”这个词的英文对应词是“Rule by law”，即通过法律进行统治。这里没有主体，主体是谁？是统治者。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概念的内涵是统治者用法来为政治服务，法在这里是被动的，带有制定者任性的性质。这种状态，不是我们的目的。这种“法制”，中国早在秦始皇时期就有了，秦始皇制定了一堆法律，不都是为他的统治服务的吗？如果我们追求的是这种法制，我们不用追求，早就有了。
我们现在说是“法治”，是江泽民提到的“以法治国”的“治”字。这个“法治”的英文对应词是“Rule of law”，法是主格，即用法来治理政治，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以法管理。我们追求的是这种目标。欧洲资产阶级在法学观上的革命，就是废除封建的“法制”，转为代议制下的“法治”。这两个概念一定要明确，虽然前面提到的报刊名称中的“法制”这样写了，但是大家在写文章的时候，一定要用“法治”，不能再用“法制”了。
“Rule of aw”这个词我们可能很难理解，因为中国历史上基本不存在这种状态，或者说，只在很小的局部范围内存在这种状态。我想了想，举个例子大家就好理解了：意大利这个国家，1946年经过全民表决，废除王权，建立共和国。意大利从1946年以后是一个共和体制，共和体制当然就要有议会、有内阁、有各个部的部长。而意大利到现在为止独立60多年，换了70多届内阁。换句话说，意大利的政府机构不到一年就要换一拨人马。按照我们中国的理解，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那意大利不是乱透了。但是，我们知道，意大利自1946年到现在，没有发生过全国性的动乱，社会很平稳，只有几个黑手党在那里折腾，那是个别人。为什么？因为意大利是一个法治国家。也就是说，一旦法律规定了国家制度以后，任何个人不可能对这个制度本身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总理可以换，治理国家的法律规范不能换，各个部门的部长可以换，但是常务副部长是专业人士，因为治理国家是一种专业，每个部门是一个专业。专业人士完全按照专业标准来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不会因为换了总理、换了部长，这个国家就乱了。
我们现在正在向法治过渡，我们追求的是法治。在讲新闻法之前，我们需要把这两个词说清楚。制定新闻法的目的，是要实现就新闻领域的法治。如果不说清楚这两个词，我们没法理解什么叫“新闻法治”。
下面再说一下什么是“法”。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在总体上是有阶级性的（1），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法是为当权者服务的。但是有一点，既然它是法，它这种形态本身，就不能完全地、赤裸裸地只体现当权者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私利，它必须要相当程度上代表社会整体的利益。原因是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此论证过。
法的制定者“作为统治者，与其他的个人相对立”，它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成熟了的共同利益”。这样，法就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2）。
这段话似乎有些难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下面这段话就说明了上面那段话：
“统治者不得不和好多种行为和好多种人打交道，而不是与孤立的行为和单个的人打交道。由此产生他们的‘法律’的不偏不倚性、铁面无私性和普遍性。”（3）
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就要对越出基本界限的人的行为进行限制。法是面对整个社会的，它要制裁的是那些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的行为。你要是不制裁这些人，整个阶级、整个政党没法维持统治。在这个意义上，法有可能代表更多人的利益。这个法越成熟，它代表的利益面可能会更广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制定的法律愈开放，条款愈明确，对统治阶级中的个人的任性（超越已经给你的权限、利益，贪得无厌）限制得也愈大，同时也有利于非统治阶级更多地享受到一定的自由权利。
法的性质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其实，我们中国制定的一切法律，都是为了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执政党地位的。但是，为了巩固这种地位，就必须制裁那些超越了他应该得到的权力以外的行为，你不打击他，执政党的地位就不能稳固。关于法和阶级性的矛盾的对立统一，我就这样说一下。这个问题跟法学理论有关，不说清楚会很难办，因为我们不能说法没有阶级性。法有阶级性，但是它为什么又能够尽可能地为多数人服务？因为法面对的是社会，一定要和追求正常利益以外的违法行为进行斗争。
二、世界上的两大法系
一位博士生曾经向我提了一个问题：有人说，世界大部分国家没有新闻法，为什么中国一定要制定新闻法？这个提问本身，表明不懂世界上分为两大法系，这两个法律体系分别是海洋法系（又称为英美法系、英吉利法系）、大陆法系（又称为法兰西法系、拉丁法系）。
海洋法系是从英国开始的。讲英国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从半原始状态一下子进入封建状态（诺曼底公爵1066年将大陆的封建制度移植到了英国），然后进入资本主义状态，外来的因素强制英国进入了封建社会。于是，半原始状态时候的公民权利——比如说，原始公社有公民大会，公民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在英国社会作为一种权利意识被延续下来了，这种权利是不成文的，但得到公认后来英国又成为世界上的日不落帝国，到处建立殖民地，把英国这套法律体系带到了全世界。所以，在世界上形成了一套起源于英国的法系。这套法律体系的特征中国人没法理解，因为中国执行的不是这套法律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