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论十讲-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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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最典型的恐怕是“人乳宴”报道了。2002年10月，长沙一个饭馆出售“人乳宴”。记者采访的时候，还挺有“法治观念”，按照商家提供的思路，首先提问“人乳”是否经过卫生检疫，当这些证明没有问题以后，又接着问，工商管理方面是否有禁止的规定，得到回答是，查遍所有的文件，没有禁止出售“人乳”的规定，于是开始接着报道：请来一位湘菜大师，品尝了用人的乳汁做的菜，味道好极了。报道本身还颇客观，也提到有的顾客听说是用人乳做的菜以后，看着这菜未动一筷。各报还采用了商家给奶妈们冠以“营养师”的称号，在符号上给出“人乳宴”合法的暗示。当这个事情受到批评的时候，我们的传媒以讨论的形式发表支持“人乳宴”的意见，说“人乳宴”不触犯法律，不是假冒伪劣商品，没有坑害消费者，人的奶有很高的营养，只要保证卫生，一试无妨。这个事情一直搞到卫生部出面，才得以停止报道（图8…12）。
图8…12 关于长沙“人乳宴”的新闻照片
这个问题还用卫生部出面吗？甚至连职业道德都用不上，以做人的基本道德衡量就够了。这个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倒是有法治思想，但是我们知道，法治要求的是依法办事，这个“法”是人行为的底线，再跨一步就是犯罪了。在法治之上还有一层道德标准，这恐怕是记者最缺少的东西。整个报道，记者脸不变色心不跳，这个记者至少缺少对女性尊严的尊敬。乳汁是喂孩子的，怎么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传媒上竟然刊登这样的意见：人血可以卖，人乳为什么不能卖？这是两回事儿，人血是救人命的。这样的问题还得跟当事的记者或编辑去辩论，真是累得很！
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媒体上又出现“胎盘宴”的报道（例如2004年11月1日《北京青年报》）。胎盘是人体的一部分，胎盘如果作为药品是可以的，目的是治病。但是作为一般食品，按照中国传统道德，是不合适的。这次报道倒是主张不要吃。不要吃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卫生局说胎盘能否买卖没有明确规定；专家说不要盲目“进补”。关于胎盘宴的评论角度思想起点也跟着低，《北京青年报》为此发的社评标题是：《“胎盘宴”再揭卫生监督管理漏洞》（图8…13）。这首先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不是卫生监管问题。这反映出，传媒观念上对人的生命的态度，存在很大问题。
图8…13 《北京青年报》社评《“胎盘宴”再揭卫生监督管理漏洞》
这样的问题没有及时批评和制止，积累多了，事情就闹大了。中央电视台四套节目在播放俄罗斯人质危机的新闻报道时，屏幕下方滚动播出这样的信息：
有奖竞猜：俄罗斯人质危机中一共有多少人丧生：答案A××人；B××人；C……D……，移动发送答案至××××，联通用户发送至……
这件事情迅速遭遇网上的愤怒评论，选摘如下：
把别人的死亡拿来做游戏，诱导受众在他人不幸的时候争当“幸运者”。我没有想到CCTV的冷血和无耻，真的没有想到却是如此冷血和无耻，这简直是和人类的良知在作对了。
不知道设计这个娱乐问题的CCTV冷血狂们，当时面对着画面中的死去的孩子、悲痛的父母，还有全世界对暴徒们的声讨，心中真的没有一点感觉？
党教育我们多年，却在堂堂的党的喉舌媒体里，出现了公然和人类良知相对抗的东西，有关人等是不是该出来做点说明啊？否则，怎么对得起党的培养和人民的期望？
由于事情闹到国际上去了，引起俄罗斯方的抗议，中央电视台迅速采取措施，一个星期内就处理了这件事情：当事的编辑开除，两个制片人解聘。这是因为闹得大了才处理的，要是没闹大，谁处理呀？俄罗斯人质危机一千多孩子被劫持，后来死了三百多人，这是世界级的悲剧，我们竟然拿它去有奖竞猜。
对生命的漠视，还有一类“左”的表现，例如“非典”报道中的“病房里的婚礼”、“火线入党”，刻意制造的一种“刑场上的婚礼”式的悲剧场景。采访的时候还非要当事人摘下口罩，以显示不惧怕“非典”。这种做法，无疑给防治“非典”增添了不必要的困难。这些做法情况说明，在复杂的突发性事件和群体事件发生的时候，新闻记者要正确地、理智地对事实做出适当的价值判断，防止因记者的报道而将某种不宜提倡的东西变成了“流行”。我当时写文章说过：
“生命的神圣性应当是全社会的共识，所有人都应当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请自我检查一下我们的报道，有没有对生命的轻视倾向，有没有对死亡的麻木？不论使用多么革命的语言、多么富于情感的语言来描写死亡，在和平时期，任何东西都没有任何理由凌驾于人的生命之上。”（6）
我还看到一篇报道（图8…14），主标题是大号黑体字：“巴空难确认无中国乘客”，肩题字很小：“昨日午间巴基斯坦一架客机起飞不久后坠毁，45人无一生还”（《北京青年报》2006年7月11日真头条照片）。“无一生还”，这话如此冷冰冰，你就不能说“不幸罹难”吗？这样做的给人的感觉是：中国人死了非常重要，外国人死了不重要。这个问题若做符号学的心理分析，即编辑潜意识中存在狭隘的民族主义。
图8…14 《北京青年报》关于巴基斯坦空难的头版图文报道
有一篇时事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就是2000年《中国青年报》报道大庆法院关于“未能与歹徒进行殊死搏斗”的建行职员姚丽恢复公职的判决，以及配发的评论《不是英雄，也有权利》（3月24日）。该评论表达了很重要的观点。
那年，大庆建行遭到歹徒抢劫，两位职员，男的反抗了，死了，女的叫姚丽，没有反抗。事后，建行把姚丽开除了。姚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恢复姚丽公职。法院的这个判决是对的，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重视。《中国青年报》评论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个普通的职业不能规定公民必须付出生命的义务。与人的生命相较，财物本身没有什么更神圣的意义，无论它们属于私人、集体，还是国家。把财物看得重于生命，是评价尺度的扭曲。文明进步就包含着道德更新，其中就必然包含尊重生命的命题。没有把人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的道德，就是没有道德。
“文革”中，金训华在发洪水的时候，为了捞起被洪水冲走的一根木头不幸牺牲，当时号召全国都要学习。宣传的基调是，只要是国家财产，哪怕是一根木头，都比我们个人的生命重要。我想，这种对于生命的观念需要改变了。上述评论的最后一句话很重要，即“没有把人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的道德，就是没有道德”这种思想认识，记者要装进脑子里去。正是由于我们对此很不看重，所以最近又出现了一种不良的流行现象，就是直接展现暴力、血腥、灾难、痛苦的照片或画面。
15．直接展现暴力、血腥、灾难、痛苦的照片或画面
媒体上展现这些画面，使人感到惊恐、难受或恶心。在这种传播效果下，发表这些画面的由头，不论是同情，还是正义、救援，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些画面吸引了公众的眼球，刺激着受众的神经，人为地制造着世界非常不安全和到处存在恐怖的印象。
我们报道时选取画面，始终要怀揣的一道底线是：你的图画是面向大众的，而不是小众的，看你的画面的，还有很多儿童。
比如，很多传媒报道了湖南半截人彭水林，这样的事情用文字报道还可以，问题在于你把半截人的照片弄到传媒上，大人还好一点，孩子看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感受？还有被遗弃的婴儿吴昊，头部巨大囊肿的图片，最后这个孩子死了，为什么一定要把照片弄出来？单用文字报道不行吗？还有四川德昌县面生巨瘤的女孩尹明君的图片，传媒真想做好事救助这孩子，就用文字报道，图片让人看了以后是非常难受的。
2006年12月，多家传媒刊登湖北女子夏红玉被丈夫挖眼的照片，夏红玉的事情用文字报道可以，但是为什么要把这样的照片弄出来，人们看了时一种怎样难受的心情？2007年12月13日，《新京报》A17版的图片又展示一个长着巨大头部的病孩子，为什么一定要把孩子这种形象弄到报纸上？编辑们该检讨一下自己潜在的思想认识了。
关于这个问题，看看国际同行的自律文件吧：
《NHK国内节目标准》规定：“对于犯罪的手段和经过，不做必要限度以上的描写……不得对残虐行为和肉体的痛苦进行详细的描写和夸大的暗示。”
《独立电视委员会节目准则》规定：“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对于它的弱小的成员特别注意。在一个如此敏感的领域（电视），我们遵循一条特别原则——如有疑惑，就剪掉。”
16．虚假广告和庸俗广告
虚假广告，典型的是“珍奥核酸”广告。2005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主题之一是揭露假营养品，而“3·15”指定的广告“珍奥核酸”本身就是假保健品，这是莫大的讽刺。当时方舟子揭露了这个假营养品，但是没有任何反响。这张图片是2005年正在播的时候，我抢拍下来了，大家看，广告上还有“3·15标志产品”的字样（参见图3…13）。当时《北京科技报》马上发表了方舟子的揭露文章，但是没有任何传媒响应。
核酸是没有营养的，这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法院曾四次判决是假营养品。2001年，我国科学界对“珍奥核酸”进行过深层揭露并引发上百家媒体对核酸营养品的批评，当年卫生部也曾通报“核酸”没有营养。没想到，继2005年之后，2007年“核酸”的假营养品广告再次出现在“3·15”晚会节目中。此前的2006年，商务部因为“珍奥核酸”申报材料存在虚假内容、通过媒体进行不实宣传等问题进行过制裁。2007年这一次，较多的传媒发表了消息《方舟子热盼“3·15”晚会早揭“珍奥核酸”老底》（例如《北京青年报》3月17日），这件事情，明摆着背后是利益驱动。
还有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脑白金，直到现在，科学上没法证明它有什么营养，在临床上最多能够证明一些老年人吃了以后，睡觉稍微好一点，如此而已。现在吹到什么程度？太不真实了，所以网上的评价：最恶心的广告就是脑白金广告。
再有是黄金搭档，是有点营养，但是夸大其辞，吹牛过分，网上评价它“恶心程度”第二名。还有一个“恶心程度”第九名的“生命一号”——小孩喝了“生命一号”，自己在脑袋上用手画了个圈，考试考第一，这是不可能的事儿。还有一个庸俗广告——不合逻辑的假借广告：喝了某种奶粉，小孩长大变成爱因斯坦了。这有点太过分了。这类广告现在很多，我们缺少人去专门研究它，这也是传媒的职业道德问题，尽管不是出自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