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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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管的矛，面对分业的盾，酝酿一个超越银行、保险和证券的超级监管似乎势在必行。但是，这远非简单将所有的监管重新收回曾经独此一家的中国人民银行，即便如此，此亦非彼，而更类似螺旋式上升；更不消说，抑或还有其他的超级监管形态。
　　　　变革的风起于青萍。
　　　　2009年7月28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第二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会后的“吹风会”上称，“未来中国将扩大跨行业监管力度”，而美国金融体系改革方案中“改造”美联储成为“系统性风险监管者”的主张值得借鉴。
　　　　二、2500万幽光者的嗟叹
　　　　“每5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卖过保险。”
　　　　2007年，中央财经大学郝演苏教授曾作出一个惊人的估计——寿险业在中国发展的15年间（1992—2007年），总计有2500万人做过，或正在做保险营销。
　　　　从1992年，上海友邦率先引入代理人制度之后，这个制度一边发展，一边衰败，又一边进步。善与恶，进步与退步，同时加之这个制度。
　　　　数量上，越来越多；然而，离职的人则更多，素质每况愈下，只要有心跳都可以卖保险；底层代理人生存艰难，行业形象整体溃败；部分中心城市，人力扩张艰难，出现空心化，县城和农村市场成为各家公司增长的来源。
　　　　但是，如“蚂蚁雄兵”般的他们，却创造了中国寿险业务之发端，同时亦见证了这个行业的辉煌。
　　　　他们的业务是保险公司中最值钱的业务。个险期缴保障业务成为保险业务中的“软黄金”，持续为保险公司提供最为得意的内含价值。不仅如此，数度在国家或者社会危机重重之际——不管是20世纪末国有企业的下岗、分流潮，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下的失业、就业危机——他们都成为吸纳不稳定人群最多的“工作”。
　　　　“没有个人营销，就没有中国保险业的今天！”
　　　　但是，他们却承受这个行业的负重——“一人卖保险，全家不要脸”。
　　　　扫完了家属、亲人的血缘单，朋友、同学的友情单，个人资源被洗“白”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但是市场的残酷超过想象——写字楼的大门口挂着这样的提示牌，上面用黑体大号字打印着：“保险推销请勿入内！”被高薪诱惑和职业前景刺激的耐心逐渐被消耗，渐至于殆尽。
　　　　“卖保险的没保险。”代理人没有底薪和社保，收入完全依靠业务提成。从保险公司角度，没有底薪的代理人，其实是保险公司迅速切入寿险市场成本最低的一条路径。
　　　　百万代理人大军已经成为支撑中国寿险行业的三大支柱（个险、银保和团险）之一，客观而言，百万大军也解决了百万人的就业生计，这或许是中国寿险行业最大的贡献之一。
　　　　如同赞誉和功绩，代理人制度裹挟的误导、不诚信，乃至于“类传销”的质疑，已经成为危及中国寿险行业的恶瘤之一。保险行业形象之差、地位之低，从业人员数量、去职人数之多，银、证、基、信、保五大金融行业中，无人出其右。这超过百万的大军，自身充满矛盾，非员工编制与福利，却按照员工管理，“我是谁”，“我究竟是谁”，无时无刻不在拷问。
　　　　三、外资巨头的进与退
　　　　需要一点朦胧美。
　　　　中国市场未开放之前，几乎所有的保险巨头都无一例外做着一场春梦。全球最后一个保险市场的洼地，超过10亿的保险人口，不断演绎的经济增长神话。这样的憧憬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发急切。
　　　　保险行业监管部门一度设立了一道特别的门槛——“532”。这道门槛规定，外资保险公司要在中国大陆开展寿险业务，其必要前提是，注册资本金不得低于50亿美元、公司营业满30年，并且在中国开设代表处满两年。这样的规定，堵住了港澳台地区多数保险公司的财路，却没有挡住欧美一流保险公司挺进的步伐。
　　　　然而，于今回首，外资巨头赚钱者寥寥无几。
　　　　但凡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的，无一例外均是海外之保险巨头，身世显赫。例如，安联、安盛、荷兰国际集团、美国大都会以及纽约人寿等等。光鲜的“强强联合”却制造不出一个伟大的企业——既做不大，也做不强。合资公司成立10余年后，市场迄今没有诞生恒星，虽然间或曾经有流星飞过。
　　　　合资公司发展的初期，股东双方都按照合资合同，各自委派自己的高管人员，各自负责对高管的考核和奖惩，实行的是一种股东委派治理的模式。实践证明这种“伪治理模式”貌合神离，难以形成合力，股东之间更难言互补、尊重与理解。
　　　　“合资困境”成为中国市场最为深沉的叹息。
　　　　耐不住寂寞，合资寿险公司酝酿另类出逃路径——借“口”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合资寿险公司光大永明的外方股东选择直接变“性”，从合资寿险公司“退回”成为中资寿险公司。
　　　　2009年7月29日，光大集团与加拿大永明金融达成重组协议。重组之后，光大永明的注册资金将从12亿元人民币增至30亿元人民币，没有同步增资的永明金融股份摊薄至20％，满足了中资寿险公司外资参股的监管标准：中资保险公司外方的持股比例上限为25％，单一外资机构的持股比例最高为20％。
　　　　除了特立独行、唯一享有独资待遇的友邦保险，外资寿险的巨头依然在不断调整盈利预期计划。2008年底从安联泰国公司调入中德安联的新任CEO柏思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一种心态：“我们对盈利目标不会具体设定为几年，但一定要有很好的业绩，很多说法是寿险公司7年要盈利，但我们愿意乘以2，也就是用14年的时间进入盈利周期。”
　　　　中国的寿险市场，宛如一个小小的黑洞，只见投入，而且似乎是无尽地投入，考验着资本家们钱袋的深度，煎熬着保险巨头们忍耐的底线。2008年，30多家外资寿险公司市场份额从年初的8％下降至年末5％，赢家难寻。
　　　　不过，亦有例外。
　　　　投资平安的高盛、摩根斯坦利和汇丰就赚到了钱，而且是赚到了大钱。再如，香港二级市场上投资中国人寿H股的专业，抑或非专业的投资者都捡了金娃娃。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真真切切卖保险的赚不到钱；但是虚虚实实投保险股票的却赚到了这个市场最大的利润。
　　　　四、民营资本的红与黑
　　　　民营资本对于中国商业保险，宛如硬币的两面。
　　　　一面是暗色。
　　　　综观30年中国民营资本，或者太急，希望赚快钱；或者太波动，成败转头空，富则暴富，穷则一泻千里；或者本身就带着原罪的镣铐在舞蹈，不明了保险行业最需要的耐心。
　　　　从寿险行业特征分析，一般需要5年以上才能实现利润。虽然也有公司号称成立即赚钱，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会计游戏，皇帝的新衣而已。
　　　　5年，或者更长的投资时间，使得民营资本进入成为一个幌子，背后的意图是炒卖牌照，或者垂涎寿险公司充沛的现金流。哪怕是善良的民营资本，类似资本市场的所谓“义庄”，一心想被“套”到底的，但是，一旦本业出现问题，则可能没有持续投入的能力。
　　　　从资本大鳄德隆开始，进入中国保险行业的民营资本，就是教训多于经验。
　　　　一面是亮色。
　　　　有一些磅礴大气者意图破解这个死结。例如华安保险斩断“车险毒瘤”的壮士断腕，以及意在构建混业金融渠道的“万店计划”；再如天平车险尝试的“非核心业务外包”模式；再如合众人寿发起的“挖角平安”的攻势，后援先行，苦练代理的坚持。
　　　　既要钱来得正，又要坚持得时间长，这对于中国本土的民营资本而言，或许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不能否认的是，恰恰是外资和民营资本的鲶鱼效应，搅活了国有保险资本的一潭死水。例如逐步去国有资本化而“混血”的平安，创造30年中国商业保险的一个奇迹。
　　　　中国人保、中国人寿登陆海外市场之后，亦改良着自身的基因。或者活力渐长，或者犯错之时，经历市场的惩罚。反观如中华联合此等抱残守缺者，其最后的局面可能坏败不堪收拾，残局难解。
　　　　五、非对称的保险监管
　　　　或许是一个世界的金融难题，监管总是赶不上市场的创新。否则，全球金融市场本身亦不会体验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
　　　　市场能够看到中国保险监管的一路奔跑。从简单开罚单的市场行为监管，进化至兼顾市场行为、偿付能力和公司治理的三支柱模型，整个行业皆感触到保险监管的飞跃。
　　　　但是国内监管面对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既要发展，又要监管。不独保险监管，其实国内之银行和证券监管都面临着这个“二元困境”。
　　　　不能否认，两个目标有协调的一面；但是，亦埋有碰撞的一面。
　　　　更大的挑战还在于混业，确切地说是混业的进化远远快于监管的计划。保险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同时保险产品投资型化的趋势愈演愈烈，虽然至2008年下半年以来，已经拉开保险产品结构型调整的序幕。
　　　　但是，从吃荤到吃斋，谈何容易，资本市场稍有火爆，保险公司亦按捺不住。3000点左右，4家公司迫不及待，推出了8个投连险账户。
　　　　资本市场的潮起潮落，立即影响保险行业的偿付能力水线。2008年，腰斩式的调整，已经让众多保险公司亲历裸泳者之羞。
　　　　保险公司挺进混业的禁区。典型的如中国平安，并购深发展以后，平安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集团，不仅身份混血，而且是金融牌照一个都不少！
　　　　不仅如此，包括中国人保等国有保险资本，亦通过大手笔的资本腾挪，手握诸多金融牌照。单纯的着眼保险的监管篱笆，已经圈养不住众多心怀冲动的保险资本。
　　　　不管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居于国内金融核心的银行，自然不甘接连被攻城略地。银行资本挺进保险，早就不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除了借银行保险渠道之力，巧取保险公司话语权之外，资本的对决早已蠢蠢欲动。
　　　　可以预见的三年，中国商业保险最大的文章之一或许就是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与中国商业保险之间的情愫纠葛。
　　　　六、追寻向上的力量
　　　　这是一个容易被误解，也被多次误解的行业。
　　　　“文化大革命”之时，军代表描述保险是，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
　　　　改革开放之初，保险业务员外出销售保险，被误以为卖保险箱。
　　　　20世纪80年代，深圳市一名公安局长，面对“新生儿”平安保险之时，觉得非常不可接受，“怎么可能有两家保险公司呢？如果有两家公安局，谁管谁啊？”
　　　　世纪之交，2001年资本市场先扬后抑，平安开先河的投连险潮起潮落。从上半年的天之骄子，跌落为下半年的过街老鼠，诱发了中国市场第一次保险产品公共危机。
　　　　2002年三四月间，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向媒体公开质疑航空人身意外保险（简称“航意险”）存在700％暴利。
　　　　5年一个轮回。2006年，“保死不保生”的友邦重疾险，成为既投连风波之后，国内保险行业另外一起著名的产品危机。
　　　　“暴利论”卷土重来。2007年，作为财险基石之一的交强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