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叔叔的小屋-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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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关注，人们还没有想过它究竟有多大的害处。我父亲是那种天生就具有贵族气质的人。尽管他出身低贱，与名门望族无缘，可他那股贵族气派却是深入骨髓。我的哥哥完全就是父亲的翻版。”
“你也知道，全世界的贵族对于自己阶级之外的人，都是毫无怜惜之心的。无论在哪个国家，阶级界限都是存在的，所有的贵族都不会超越这个界限。在自己阶级里被认为是苦难和不公平的事，到了另一个阶级里便成为天经地义的事了。在我父亲看来，这条界限便是肤色。他对待和自己同等地位的人是无比的慷慨，可他把黑人却看成是介乎于人和动物之间的东西。在这个前提下，他的慷慨也就不是确定不变的了。如果要他公正地回答，黑人是否有人性和不灭的灵魂，他也许会吞吞吐吐地回答说：有。不过，我父亲是个不太注重性灵的人，除了对上帝稍微敬重之外，他没有任何宗教热忱。”
“我父亲有五百名左右的黑奴。他是个十足的事业家，一切按制度办事，规规矩矩，一丝不苟。你可以设想一下：他的制度由一些成天只会说废话，懒散，无能的黑奴来执行的话，你就会明白，他的庄园里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许许多多令我这个敏感的孩子感到可怕和伤心的事情。”
“他有个监工，身材高大，对于凶残这套本领，他可称得上精通。母亲和我都不能容忍他，可我的父亲却非常信任他，对他是言听计从，所以，这个监工成为了庄园里**的暴君。我那时尽管还是个孩子，却已经热衷于思考人世间的事情，探究人性本质。我常常和黑奴们混在一起，他们都很喜欢我，对我倾吐心事，我再把这些告诉母亲。就这样，我们母子俩成为了一个黑奴们伸冤诉苦委员会。我们极力预防和制止庄园里的暴行。由于我过度的热情，终于招致那个监工的极度不满。他向父亲抱怨说他管不了那帮农奴，他要辞职。父亲平常对母亲非常温存体贴，可在关键时候，他是决不退让的。他不准我们再干涉黑奴们的事情。他毕恭毕敬地解释说：家中的仆人全部由母亲管理，但不能插手干预田间的农奴。尽管父亲对母亲十分敬重，但无论谁干涉妨碍了他的制度，他都会这么说的。”
“有时母亲把一些事情讲给父亲听，试图打动他的怜惜之心。可他那副无动于衷，镇定自若的表情真叫人寒心。父亲总认为问题根本就在于是辞掉斯塔布斯，还是继续留用他。他认为斯塔布斯是个非常精明强干的帮手。要用他，就必须支持他那套方法，即使有时会有些过分，但任何制度都会存在过激的地方。这似乎成了父亲为残暴行径作辩护的法宝。每次说完这些，他都会坐到沙发上，跷起腿，好像了结了一件事，接着要么开始睡午觉，要么看报纸。”
“我父亲完全具备成为一个出色政治家的才能。如果他去瓜分波兰，对他来说简直像掰桔子一样容易；如果他去统治爱尔兰，没有谁会比他治理得更出色。所以，我母亲最后只得妥协了。像她那样天性善良的人，一旦陷入对不义和残暴事情的思考中——而身边的人却丝毫没有同样的感受，她的内心感受会是怎样，只有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才能得知。我们这个充满罪恶和苦难的世界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个人间地狱。她想用自己的感情、理念来教育孩子，可孩子的性情品质是与生俱来的，后天是改变不了的。艾尔弗雷德天生就是个贵族，成人后当然是同情上层阶级，他把母亲的教导劝诫完全当作耳旁风，可我对于母亲的教导却是铭记在心。对父亲的话，母亲从不正面反对或明显表示出对立观点，但她那执着的品质却深深感染了我，使我产生了一个深不可灭的观念——一个人不论出身如何卑贱，他的灵魂也同样具有价值和尊严。母亲爱在晚上指着天上的星空对我说：‘奥古斯丁，即使天上的星星全部都消逝了，那些最贫苦，最卑贱的人也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灵魂与上帝同在。’我总是一边听着，一边幻想着，用充满崇敬的目光望着母亲。”
“母亲收藏有一些古老精美的油画，其中有一幅画的是耶稣给一个盲人治病，这幅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母亲说，‘你看，奥古斯丁，那个瞎了眼睛的叫花子，看上去真令人恶心。可耶稣并没有遗弃他，而是把他叫到身边，用手抚摸他。你要记住这些，我的孩子。’如果我一直在母亲的谆谆教导下长大，她也许会把我改变成为一个十足的圣徒或殉道者。可是，十三岁那年离开她之后，我就再也没能见到我的母亲。”圣克莱尔说到这儿，用手捂住脸，半天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重新抬起头，继续说道：“道德这个东西真是毫无价值，它基本上是地球经纬度和一定地理位置的产物，带有环境色彩，有着自然特性。道德在一般情况下只是偶然环境因素的结果。就拿你父亲来说吧。他在弗蒙特这个人人享有平等自由的城市里安定下来，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教会执事，后来又加入废奴团体，所以他会把我们南方这些蓄养奴隶的人看作是野蛮和不开化的人。可尽管如此，他的本质和我父亲仍然是一样的：他们都非常固执、傲慢，甚至**。我能够举出这种气质在他身上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例子。你非常清楚，要你们村里人相信圣克莱尔老爷是个平易近人、没有等级观念的人，那是不可能的事。虽然他碰巧生在一个民主的时代，接受民主理论，但他在本质上，在灵魂深处却依旧是个贵族，和我那位统治五六百名奴隶的父亲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奥菲利亚小姐想反驳圣克莱尔的说法，她放下手中的毛线活，正准备开口说话，却被圣克莱尔截住了。
“我完全明白你想要说什么。我不是说他们事实上真是一模一样，毫无区别。实际情况是：一个成了固执的民主派，一个成了固执的**派。如果他们都在路易斯安那州当庄园主的话，我想他们会是一模一样的。”
“你真是个大逆不道之子。”奥菲利亚小姐说。
“你知道我是非常讲礼节的，丝毫没有不尊重他们的意思。父亲去世后，将遗产留给了我们兄弟两人。对于同阶级的人，艾尔弗雷德比谁都慷慨、大方，所以在财产分配上，我们没有发生争执和矛盾冲突，我俩共同经营庄园。艾尔弗雷德的管理才能比我出色，因而他成了一个热心的庄园主，把庄园管理得非常成功。可两年之后，我发现自己没法再和他合作下去。我们一共有七百多名黑奴，我没法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他们，也没法去关注他们每个人的福利问题。他们像牛马一样地生活着，接受非常严格的管制。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降低他们的生存需要，当然，还得保证他们能继续干活。监工、领班和皮鞭都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因为它们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东西。可是，我不能容忍这些，我对这些简直厌恶到极点。每当我想起母亲对每个苦命的人的灵魂所作的评价时，我便会觉得这样的情况是多么的可怕。”
“有人认为奴隶们喜欢自己的生活，这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你们北方有些人甚至以恩人自居为我们的罪孽编出一套辩护之词，真是荒谬之极。我们都知道，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愿意在主人的监视下劳动一辈子，没有一点自由的权力，总是在干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枯燥无味的体力活，得到的仅仅就是两条裤子，一双鞋子，一个栖身之处和仅够维持生存的粮食！如果有人愿意过这种‘舒适’的生活，我倒是非常乐意让他去亲自体验一番。我愿意把他买下来，为我干活——我心中一点也不惭愧。”
奥菲利亚小姐接过圣克莱尔的话说：“我以为你们南方人向来都是支持这种制度，并认为它是依据《圣经》而制定的，是十分合理的。”
“胡说，我们的思想还不至于堕落到这个地步。艾尔弗雷德是个极顽固的**统治者，连他也不屑于用这种说法来为奴隶制度辩解——不，他趾高气扬地用弱肉强食这个堂而皇之的理论作为根据。他说（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合理的），美国的庄园主和英国的贵族、资本家在对待下层阶级的问题上，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不同的只是形式而已。我想这也就是说：盗用、剥削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使他们为自己的幸福效劳。他这样就为两者都作了辩护，而且还能自圆其说，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子的。他说，没有对平民阶层的奴役，就不可能有什么高度发展的文明，无论这种奴役是名义上的，还是实质上的。这个社会必须得存在一个只有动物本能的下层阶级，让他们专门从事体力劳动，只有这样，上层阶级才能有时间和财力去谋求智慧和发展，成为下层阶级的领导者，这就是他的逻辑。你知道，他是个天生的贵族。不过，我不相信他这一套，因为我天生就是个民主派。”
奥菲利亚小姐说：“这两者怎么能比较呢？在英国，是不允许劳工被贩卖、交换，不会被弄得妻离子散，也不会挨打呀！”
“可他们必须服从老板的意愿，这跟被卖给人家又有什么区别呢？奴隶主可以把不听话的奴隶活活打死，而资本家可以把劳工活活饿死。至于家庭保障方面，谁好谁坏也是很难说的——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女被卖掉好呢，还是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在家活活饿死好呢？”
“可以证明奴隶制度并不比别的东西更糟，也不能成为替奴隶制度辩护的理由啊。”
“我并不是要为什么而辩护——况且，我必须得承认我们的制度在侵犯人权方面表现得更加赤裸，更加毫不遮掩。我们堂而皇之地像买匹马一样买一个黑奴——检查他的四肢，看看他的牙齿，让他走几步路看看，然后再付钱取货——这中间，黑奴拍卖商，饲养商，奴隶贩子，掮客等等一应俱全——他们这些家伙把这种制度更具体地摆到文明人的面前。可是，这种制度和另外一种形式的制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一部分人的幸福而剥削另一部分人，丝毫不顾及被剥削者的利益。”
“我从来没有像你这样思考过这个问题。”奥菲利亚小姐说。
“我曾经去过英国的一些地方，读到过许多关于下层阶级状况的资料。艾尔弗雷德说他的黑奴过的生活要比很多英国人的生活好，我觉得他说的的确是事实。你不能从我刚才的谈话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艾尔弗雷德是个十分厉害的庄园主。不，他不是这样的。他确实非常**，对违抗他命令的人是毫不留情。如果有人公开和他对抗，他会一枪把那个人打死，就像打死一头野鹿一样，毫不留情。可是，在平时，他总是让他的黑奴们吃饱穿暖，过得很舒服，他本人也以此为荣。”
“在我跟他合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坚持要他让黑人得到一点教养。后来，他果真请来了一个牧师，让黑奴们在礼拜天跟着牧师学教义。我知道他内心肯定认为这样做毫无价值和意义，牧师好像是来教育他的动物一样；而实际上，黑人从小受到各种不良影响，思想已经麻木了，只剩下动物的本能了。一个星期中有六天都要进行艰苦的体力劳动，仅靠礼拜天短短几个小时对黑奴进行教育是不可能有多大成效的。英国工业区居民和我们农村黑奴的主日学教师们大概能够证明两国的成效基本相同。不过，我们的确有不少令人惊讶的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