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逻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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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相对能接受但回报很好的投资机会。
第4节：序言 金融的逻辑是什么？（4）
这种情况下，挑战在于需要资金的创业者找不到投资方，而愿意投资的又找不到合适的
项目，经济发展就这样受阻。投资银行家李四的作用恰恰是把他们两方牵到一起，利用他平
时在张三和投资方中间建立的信任，让他们两方做成投资交易。这对张三和投资方来说，是
双赢，张三的造船业务能扩张、个人财富能大大增加，而投资者的未来回报预期也远优于银
行存款利息。为促成这种金融投资交易，虽然李四可能只花了5天时间，劳动付出有限，但
是，由于张三和投资方都信任他，他信用增强服务为张三、为投资方分别创造了数亿美元价
值（他至少是使这种价值前景成为可能），那么，李四得到1000万美元（相当于所筹两亿美
元资金的5％）的佣金是应该的。——当然，5％的佣金或许有些高，但是，正因为李四给交
易双方带来这么大的未来财富前景，他的贡献的价值显然应该跟这种未来财富前景相连，而
不该由他花的劳动时间决定。
四
从金融作为“大社会”中一份子的角度研究金融，那还是2001年之后的事。回过头看，
那之后的学术思考和研究，让我更加认识到金融发展的价值。转折点出现于2001年暑期，
那次回国旅行，让我看到中国社会变化如此之大，激发我研究市场发展、关心社会转型的问
题。
2002年6月至12月间，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访问，期间上一门“金融经济学”
课程。课程内容基本跟我从1991到2001年间在威斯康星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以及耶鲁大
学所授博士班课程的相同，那就是，先假定各类金融市场已很发达，已给定了，我们唯一要
做的是如何为金融资产定价、如何在资本市场上运作、如何利用证券产品把投资和风险配置
得更好，等等，讲课的重点是推导金融数学模型、市场经济模型。之后，在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也讲过类似课程与内容。
几次讲下来，我意识到，对于金融市场还正处于发展之中的国内同学来说，这些理论不
仅很超前，而且的确难以把这些理论跟他们的生活以及未来就业联系上，因此，他们对于课
程的反映一般，应属情理之中。
但是，那些教学经历和观察也启发我的思考，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人还不能像金融理论模
型中的消费者那样，能够在众多信贷、保险、投资、养老、理财金融产品中去挑选并找到最
理想的投资理财组合的话，那么，在更传统的古代、近代社会中，人们又是如何生活、如何
规避一辈子中方方面面的风险，做好养老、病残时期的生活安排呢？金融经济理论是不是对
于没有外部金融市场的传统社会的人就不适用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单个人生存下去的能力是很低的，天灾人祸、
身老病残时你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所以，为了能够更顺利地活下去，也为了生命的延续，
个人必须跟其他人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利益交换，即，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是人类活下
去的必须。比如，原始社会时期，人靠打猎野生动物、采掘野生果菜养活自己，那种生产方
式下，个人时常会数天猎不到动物，如果不是在部落之内人人共享猎摘成果（亦即，部落成
员之间隐性地进行跨时间的价值交换），许多个人很快会饿死。
因此，人际间的金融交易是任何社会都必须进行的，只是实现人际金融交易的形式、方
式很不一样，今天我们熟悉的外部市场提供的金融证券只是其中之一。原始社会里，“部落”
公有制是一种实现形式，那种安排下，个人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己的财产，也没有自己
的权利，但好处是，在大家都没有自我的架构下，所有东西和果实都共享，让彼此活下去的
能力最大化。
第5节：序言 金融的逻辑是什么？（5）
农业社会里，人际金融交易也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其交易范围缩小到家庭、家族
这些血缘体系内。家庭、家族之内不分你我，养子就是为了防老，子女即人格化了的保险品、
信贷品和养老投资品；亲戚间“礼尚往来”就是我说的跨时间价值交换的代名词。得到一份
礼就让你“欠一份人情”，下次回送礼时你才还了那份“人情”，所以，那种金融交易安排下，
交易头寸是以“人情”记下，而不是以显性金融合约的形式记录的。
当子女是实现跨时间价值转移的最主要方式时，农民规避风险、养老的境况就不是由保
险产品的好坏、股票的多少、基金的投资组合诀定，而是由儿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所谓“多
子多福”。“四世同堂”之所以是一种理想境界，也因为这样以来，能进行人际隐性金融交易
的范围就可以尽可能的大。所以，越传统的农业社会，会在医疗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让
人口膨胀。
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教会是血缘之外、或者说与血缘网络并行的互助结盟组织，其结盟
的基础不是血缘，而是对上帝、对耶稣的共同信仰。教会跟家族、宗族类似，一方面起到经
济上的互助、互保，也就是，实现成员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即金融交易，另一方面是促进成
员间的情感以及其它非物质交流，给成员提供安身立命的信仰基础。
因此，现在我们熟悉的由金融市场提供的信贷、保险、证券、基金等等金融产品，并非
人际间跨时间、跨空间金融交换的唯一形式，只不过，它们是超越血缘、超越社团组织的非
人格化的实现形式：在金融市场上，那些金融公司不管你姓什么、是谁的儿子、读过多少书、
有什么意识形态、保留什么政治信念、信过什么宗教，只要你具有交易信用、能够有支付能
力，他们就会跟你做金融交易。
那么，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社会都选择发展外部化、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呢？为什么在传
统的中国没有出现现代证券市场呢？这又涉及到人际金融交易的性质、所要求的信用支持架
构。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正因为金融交易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人际价值交换，是把
交易双方在不同时间的收入进行互换，那么，彼此信任是交易是否成功的关键之关键，信用
和交易安全是核心基础。换言之，金融交易跟一般商品交易有本质差别，商品交易往往是现
货、以现金交易，所以，交易双方即使素不相识，问题也不太大；但是，金融交易一般不是
现货交易，而是价值的跨期支付，不能是一锤子买卖，所以，没有互信、没有保证金融契约
执行的制度基础，就没有金融交易的发展。
现代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等等，是伴随着现代法治制度发展起来的。也就是
说，没有支持陌生人之间交易的现代商法、合同法、证券法等方面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我
们熟悉的那些外部化了的金融证券市场；反之，金融证券交易在陌生人之间的深化进程，也
带来了更多、更深层次的法治要求，促进了后者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人际间金融交易范
围的不同，对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要求也会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之前，几乎所有的农业社会都有立足于血缘的文化和社会秩序，儒家
文化也不例外。血缘关系是一种个人出生之前无法选择的关系，出生在哪家、是谁的儿子、
谁的兄弟姐妹、谁的父母、谁的爷爷奶奶等等，这些都不是你能挑选的，也是你一辈子不能
改变的。这种稳定和不可选择性，对于还没有外部非人格化法治体系的传统社会来说，是最
有利于建立并维护诚信的基础，血缘关系的永恒即是信用。所以，儒家的“孝道”是一种基
于血缘的跨时间、跨空间人际利益交换安排，而“三纲五常”所规范的“名分等级”秩序则
是支持这种交易体系的文化制度保障。“三纲五常”的安排之下，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其名分、
等级，越位就是“犯上”，甚至朝廷法律也明文规定不孝子该杀。这种刚性秩序当然能增加
“孝道”下的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安全，父母不用担心在子女身上的投资会没有回报，兄不
用担心弟的回报。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普遍对儒家建立的这种刚性交易体系“放心”，
家庭、家族内的金融交易风险小，这也是为什么这一体系能运作两千多年。
第6节：序言 金融的逻辑是什么？（6）
只不过，儒家的这种刚性体系过于偏重父母、兄长作为“投资者”的权利（甚至权力），
压制子女、压制年幼者的权利。只要你出生的时间晚，那怕是晚一点，你这一辈子就永远地
位低于先于你出生的人。以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着“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
特别是，在这样一种隐性金融交易安排下，“养子防老”等于把子女当成了经济工具，家庭
的建立、养子等等，都过多受利益驱使，使利益和感情无法分离。其结果只能是淡化家庭的
情感功能，侵蚀亲情间的情感氛围。
因此，虽然家庭、教会、金融市场都能提供人际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这几种交易安排
之间也的确有极强的替代性，但是，它们的利弊差异极大。比如，在儒家“孝道”体系下，
人更多是作为投资、保险、信贷交易的载体存在，人首先是经济工具，而人性价值、个人权
利和个人自由被牺牲太多。一个人可以因为“不孝”而处死，等于说人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
金融交易的载体，就是他的金融工具作用，就是体现“养子防老”，不承认超越金融交易载
体的人权。
相比之下，由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代替儒家“孝道”体系之后，压在家庭、家族之上的
经济交易功能会逐步从家庭、家族剥离，信贷、保险、投资功能都可由金融市场取代，这就
是为什么我说，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让家庭的功能重点定义在
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家应该是情感的天地，是精神上的安身立命，而不是利益交换场。
金融市场就是这样让中国文化走出儒家的刚性体系。从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主张的“打
倒孔家店”、解放个人，还必须有家庭之外金融市场的发达，否则，“孔家店”还无法被打倒。
五
开始从社会的角度理解金融、从金融的角度理解社会变迁之后，我的思想世界顿时热闹
了许多，原来文化就是这样随着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演变、调整的，或者说，文化价值的目的
第一是最大化人活下去的概率，第二是最大化个人的自由。也就是说，当生产能力低下、金
融交易工具不发达的时候，人们会为了生存而愿意牺牲一些个人自由，比如，以前人们愿意
接受部落公有制、儒家“三纲五常”刚性社会秩序。但是，一旦物质生产能力足够高、金融
市场足够发达，继续牺牲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就没必要，社会文化必然会做相应调整，这也
是中国今天的经历。
这是什么意思呢？刘教授是广州一所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研究中国历代契约的变迁
史，其学问之深令在下佩服。2005年，刘教授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