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里窗外-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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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青霞在自序里忆及最初的写作经验，表示“当初如果知道他不会好好改我的文字，我一定没胆子公开，那么我的文章就只能放在书房的抽屉里了”。这显然稍嫌过虑。自问没资格替别人改文章，更深信写作是漫长孤独的探索历程而非考试作业，各有一套风格盘算，没有太大的改动余地，我其实倒过来经常讶异于林青霞对于写作的认真，曾有许多个凌晨深夜，我和美枝被传真机呜呜响声吵醒，不必查看即猜得到是她传来稿子；第二个晚上，又是凌晨深夜，稿子又来了，原来是修订版；再来往往又有第三版第四版，林青霞总是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写出的每个字词，好坏美丑，她都尽了力去承担。
我忘记了曾否对林青霞述及一桩小事：在她初次发表文章之后，我遇见董桥，他瞪大眼睛问我，“林青霞写得相当好！是她自己写的吗？有人代笔吗？有人替她改吗？”我一边笑着摇头，一边因为董桥的惊艳而替林青霞感到高兴。若知此事，林青霞应能多点自信。
不管是筑盖房子抑或经营花园终究都不容易，而最难得的是亮丽起步。我隐隐感觉站在起步点上的林青霞已经尝到了文字的美好，所以她一定停不了，所以她肯定继续写。或许终有一天，除了一座茂盛的笔墨花园，林青霞还真的会把一幢华丽的文字房子展现于我们眼前；或许，我们不必再等另一个十八年了。
马家辉
我们的妈妈，她的生命里充满着传奇的色彩。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从别人的口中听过许多有关她的故事，在网上也经常发现她美丽的倩影，别人眼里的她是女神，是万众瞩目的天皇巨星，在我们眼里她却是个天天追着我们穿衣服，一会儿怕我们热，一会儿怕我们冷的妈妈。
妈妈息影成家后，因为生活的转变，一度感觉迷茫，不知何去何从。记得小时候经常看她拿着笔和一叠稿纸，写写想想，想想又写写，问她在写什么，她说她在把心里的话写出来，写出来她就舒服了。
妈妈是个夜猫子，晚上不爱睡觉，有无数个夜晚，到她房里找她聊天，她总是伏在梳妆台上写东西。一见我进门就眼睛发亮，仿佛找到了唯一的读者，她拿着稿纸像小学生一样，要求我听她读她写的文章，我见那一地揉成纸团的稿纸，和她手上的墨水印，只好勉为其难地听一听。
她的声音充满了感情，她的文章也充满了感觉。我喜欢听她读她写的文章，我会很专注地听，然后告诉她我的意见，她也虚心地记下所有我的提议再做一些修改。
记得有一晚我从她房里回自己房间睡觉，第二天放学回家，她还是坐在原来的位置写同一篇文章，就像是一个作家，其实，更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看到她被自己的文章感动而脸上绽放着喜悦的光芒时，我真为她高兴，我为她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寄托而高兴。
妈妈的文章就跟她人一样，那么真，从她的文章里，相信读者也会跟我一样地了解她，接近她。
邢嘉倩
一个清晨我背着书包到楼下吃早点，经过妈妈的房间，看见房门底下透出一道光线，我好奇地推开门，见到妈妈背着我坐在梳妆台前，她左手捂着头，右手拿着笔，那支笔在她手中转来转去。镜子里，她眉头微皱，正在努力地思考着。我问妈妈：“你怎么还不睡觉啊？”妈妈摸着我的头说：“我要出书了。”我听了之后十分开心，真为妈妈感到自豪。
邢爱林
妈妈在写毛笔字，我也在旁边写，我写：“天有云，地有花，红红的花，白白的云。”我妈忽然说：“这是一首诗呢！是你自己想的吗？”我吓了一大跳。点点头，本来后面还要写“我爱花，我也爱云”，被她一吓我就不写了。但是以后我就常常写字在妈妈的镜子上。
邢言爱
写作出书从来不在我的意料之中，也是我不敢做的美梦，正如拍电影。
如果不是黄霑，如果不是马家辉，我不会有勇气走出第一步。
黄霑临走前两个月跟我邀稿写专栏，我没敢答应。他走后，为了追忆他，我写了第一篇文章《沧海一声笑》。黄霑追思会那天马家辉帮我刊登在《明报》“世纪版”。许多朋友看了鼓励我，支持我，增加了我的信心和兴趣，从此有了第二篇、第三篇乃至第五十篇。在黄霑追思会的前两天，我坐在梳妆台前，拿出稿纸和笔，一下笔就没停过，如有神助地写了两千多字，仿佛是黄霑带着我写。到了天亮，我打电话给家辉，问他愿不愿意登我的文章，他看完回了个电话：“明天就登，一字不改。”
马家辉是我的伯乐。他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要求我写专栏。不知道他是真的认为我能写文章，还是以为明星写什么都有人看，也不知道他是真认为我写得好还是懒得改，有时候被我逼急了，也会给我点意见。当初如果知道他不会好好改我的文字，我一定没胆子公开，那么我的文章就只能放在我书房的抽屉里了。
为什么会写第二篇《戏里戏外都是戏》？因为杨凡的好朋友正要发行邵氏公司的旧作《金玉良缘红楼梦》，杨凡催了好几次，要我写一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
在写第三篇《小花》那段时间，正处于港台新闻媒体对我无中生有蜚短流长的报道中。见了柬埔寨吴哥窟石缝里的小花，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于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感受。
第四篇《牵手》原名《父亲》，是在跌跌撞撞满身淤紫的情况下写出来的。那时候父亲刚过世，我整个人就像一摊烂泥，东倒西歪的，整天拿着笔和几张纸，一心想把我和父亲的情感记录下来。
第五篇《华丽而温暖的城市》是为马家辉的书《爱恋无声》写的序。在写作圈还是幼儿园阶段的我，要为博士写序文，真是难为了我。那段时间父亲刚离世，我带着哀伤的心情到美国洛杉矶安葬老父。因为一早答应了家辉，不好推，交稿又有期限，只有带着还未集结成书的稿件在飞机上一张一张地阅读。因为情绪尚未从伤痛中回复，经常是拿着笔对着稿纸半天写不出一个字，这才深深体会到以写作为职业的人，那种被催稿的心情。当时心想，还好我不是靠笔吃饭，因为那写不出东西又要准时交稿的煎熬，实在太痛苦了。
第十一篇《有生命的颜色》是给金圣华教授的翻译诗集《彩梦世界》写的序。金圣华是我的缪斯，她很鼓励我写文章，常常给我打气。每次见她以前，我总想挤出一篇文章，一方面是不想辜负她，另一方面也想听听她的意见。在和她谈话的过程中，经常会因为她的一句话，触动了我的灵感而完成一篇文章。从我的第三篇《小花》开始，她就成了我的把关师父，每篇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必定是她。我可以从她的声音中感觉到文章的好坏，她总是用那清柔悦耳得像小女孩雀跃的声音说：“青霞啊！好棒噢！你好会写！”我也总是兴奋地呵呵笑：“真的？真的？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好高兴噢！”接着：“不过有几个字你要注意。”有时候她会说：“这篇完全不用改。”就这样她带着我一路走上写作这条路。五年前我们到又一城商场逛书店，她指着书架上的书说：“青霞，你想象一下，几年后你的书就会放在这书架上。”当时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本书如果可以出版的话，她绝对是我的推手。
在学校上写作课的时候，老师总是教我们写作要有起、承、转、合。我写文章经常是想了个头，就一路顺着往下写，写到最后不知道该怎么收尾，只好写个圆满大结局，但总觉得没什么新意，经常为此而苦恼。二零零八年九月我正在写《重看〈东邪西毒〉》的时候，认识了散文大师董桥，我借此机会好好地向他讨教一番，他说得潇洒：“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有大师的一句话，我轻松多了。《重看〈东邪西毒〉》之后，每篇文章都得先过了金圣华那关才敢拿给董桥看。董桥很注重标点符号。我文章里的逗点、句点、惊叹号、问号……在他的调度和修改之下，就更加地鲜活了。
龙应台在辛苦耕耘她的大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时候，还抽空在四季酒店的咖啡座给我私人上了一堂课。她很快地翻阅了几篇我的文章，然后简单地赠了我几句：“不要写‘我觉得’、不要教训人、不要太客气地写我很荣幸我很庆幸这一类的话。写文章有些‘我’字是不需要的。要像雕塑一样，把不必要的多余的字都删掉。”这些话我都铭记在心，谢谢应台。
林燕妮说得好：“文章是脑子在演戏。”我在想，戏是我的文章，摄影机是我的笔，导演是我的脑子。我的写作过程不过是换一种形式演戏罢了。现在人都喜欢用电脑写字，我喜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稿纸上，写不好就把稿纸搓成一团往地上丢，丢得满地一球一球的，感觉就像以前电影里的穷作家，很有戏。
有一次从外面吃了晚饭回到家，经过梳妆台，突然想到什么，怕一会儿忘记，马上伏在桌上写，不知不觉坐了几个小时，窗外传来鸟的叫声才知道天已亮了。看看镜中的自己，不觉失笑，原来我脸上的妆还没卸，耳朵上的钻石耳环正摇晃着，低头一看，一条蓝色丝质褶子裙，脚上竟然还穿着高筒靴。时钟指着六点半，正是女儿起身吃早点的时候，赶忙下楼陪女儿。两个女儿见了我，一点也不惊讶，只淡淡地说：“妈，你又在写文章啊？”
人说写作是一条寂寞的路，在这条路上我有杨凡，他在我还没正式开始写作之前送了我一大堆稿纸，先帮我铺好了写作之路。我有施南生，她为了鼓励我写作破费送了我一套名作家限量版的MONTBLANC笔，让我开开心心地走上写作之路。我有远在洛杉矶的唐书璇、旧金山的幸丹妮，他们在香港的午夜，那边的早晨时刻跟我隔空讨论文章。我有陶敏明、林美枝、黄秀如沿途的支持和鼓励，一点也不感寂寞。每当写出一篇感动自己又感动朋友的文章，那种快感是再怎么辛苦都值得的。
十七岁踏入影圈，至今的三十九个年头里，有无数人写过无数篇有关我的文章，有的有根据，有的却完全是虚构。这是唯一的一本林青霞写林青霞的书。这本书，我以最真诚的态度写出我最真的感受，希望和你分享。
在此我衷心地感激金圣华、董桥、马家辉、感谢琼瑶姊和蒋勋老师在百忙中抽空为我写序，感谢张叔平帮我设计这本精美的书，感谢所有鼓励我、支持我的朋友，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本书。
林青霞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多年之后再看我的第一部电影《窗外》，仿佛视线模糊了，看到的竟是“窗外”后面的生活片段和“窗外”之后的人生。
那年我十七，就读台北县私立金陵女中。高中三年级，同学们都在准备大专联考。台湾就那几所大学，人人都想挤进大学之门，功课不尽如理想的我，常感焦虑和迷惘，不知何去何从。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注定要走上电影这条路。
高中快毕业那年，我和李文韵、袁海伦两位同学走在当时最热闹的西门町街头，经过天桥前“西瓜大王”冰果室（那时候学生们都约在这儿见面）门前，听见后面两位中年男子正在谈论拍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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