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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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游士精神的，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思想意识，他们实用主义的价值观，纵横捭阖的处世手段，没有固定是非观念的认识论，庄子常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实际上他是有是非的，因为他们确实是以“无是非”为“是”，以“有是非”为“非”的，而且极端坚持自己的主张，以此傲视他人。以及更缺少社会关怀，这些对于后世的游民思想意识都是有深刻影响的。
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民族，在文明发端时期的重要思想体系都会构成这个民族文明发展的“基因”。中国春秋时期所形成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研究者们对这种影响已经作了许多论述。实际上，纵横家也是中国文化基因的组成部分。纵横家喜欢谈阴谋策略，但是没有理想和终极关怀。在正常的和平时期，人们蔑视这种思想意识，说它：
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
《荀子？不苟》
并指出它“妄言乱世”（柳宗元语）。宋濂进一步批评说：
量天下之权，度诸侯之情，而其所欲动之揣摩也，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
《诸子辩》见《文宪集》卷二七，《四库全书》本。
这些批评虽然都有道理，但是，在专制主义制度下，那些被统治阶级所弘扬的所谓“人类的理想”和“终极关怀”都带有一定的欺骗性。特别是在非常时期或非常状态之下，这些平时挂在嘴边的东西都会抛个精光，此时他们只关心具体操作的手段和事物行为的进程了。在这种情况下，纵横家的阴魂就会起作用了。那些“理想”、“终极关怀”都会被视为“书呆子的见识”，视为“迂阔”，弃置而不用。另外，游民中的知识阶层也像其他游民一样，希望在社会变动中能够“发迹变泰”。他们对游士精神，对倡导阴谋策略的纵横家更有兴趣，并进一步把它庸俗化，剥去一切文饰，使之成为游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士”作为贵族“尾巴”时，本来是有自己的尊严、义务和道德观念的群体，甚至连最残酷的战争中都有必须遵守的规则。如宋襄公的“不鼓不成列”、“不杀二毛”，不是什么“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而是周初贵族战争中要普遍遵守的，它是贵族的尊严和荣誉所在。只是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才被视为可笑之举。
2游士的解体
秦统一以后，士人要依附的政治力量只剩下一家——秦王朝，没有选择的可能。而且秦原本是战国七雄中文化最落后的一国，荀子游秦之后感慨秦国无儒，后世也有“孔子西行不到秦”的诗句。在这种传统氛围之中，虽然在统一战争时秦统治者还暂时优容和争取过士人，但是一旦统一大业完成之后，秦始皇所采取的就是法家的文化专制主义。如韩非所强调的：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韩非子？五蠹》
初建立的秦王朝按照法家的主张，用极其严厉的手段控制舆论，钳制思想，不许在下位者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更不准随意议论，使广大民众达到《管子？任法》中所说的那样驯顺的水准：
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
从官到民都要听在上位者的话，而且要虚心地听，不许有自己的一点意见。思想发布的最后权力在皇帝手里，全国只要有耳朵就可以了。秦朝统治者只承认政治秩序，并且力图以“政治秩序来取代文化秩序”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在这种政治环境里的士人不仅没有了选择权，而且连存在的权利也受到质疑。法家为统治者所设计的理想国中，除了君王以外只需要两类人，即农夫和战士。战士可以保卫统治者和开拓疆土，农民种地织布以保证统治者与战士的衣食住行。此外之人都属于“蠹”（害虫），均在排斥之列。法家的这种设计也取消了自己，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韩非、李斯皆死于秦，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法家理论上的漏洞与悲哀。法家思想家赋予皇权专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以绝对的权力，把他们推到人间最崇高的地位上去，使他们具有决定一切的权力。可是，法家没有想到，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消灭自己。一切为专制体制进行政治设计的知识分子，最终都是作法自毙。
◎游士的辉煌与解体（4）
游士自由流动，妄议国政，只能影响专制统治者地位的稳定，自然属于第一个被打击的对象。当然，彻底地排斥干净以“劳心”为主的士人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不安分的、具有自主意识的、四处流动的士人，肯定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秦统一中国之前，就根据法家思想对游士采取了严格的限制，甚至惩罚措施。《云梦秦简》中就有《游士律》一条：
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
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
前面是针对外国到秦国游说的游士而言，说如果丢失了通行凭证（亡符），要罚一身衣甲之钱，到年底征收。后面是针对秦本国游士而言。说秦国的游士如果出国游说，就要取消其户籍，抓到以后，如果有“上造”以上的爵位，要判劳役三年；如果是“公士”以下的爵位或无爵位，要判劳役四年。转引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P81。当时秦国还需要外国来的游士帮他出谋划策，所以只对没有证件、来历不明的游士略示薄惩以外，别无惩处；而对于本国的游士，特别是对那些要出国为别国效力者，则严惩不贷。从其未统一中国时的法律可以想见其统一之后对游士的严厉。这时已经没有本国、外国之分了，秦国法律可以适用于全国了。
秦统一后，所有游士都是皇帝的治下之民，他们若略有活动，大概都要处以劳役了。法家的“尊君卑臣”的主张在秦朝得以贯彻。商鞅认为国家大权只有君主独享：“权者，君主所独制也。”《商君书？修权篇》。反对“释法任贤”，他说：“夫举贤者，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乱。”《商君书？慎法篇》。只要有法律，国家就可大治，“贤者”也不需要，任贤只能导致动乱。在这种势态下还要游士干什么？此时，所有士人只有老
老实实“以吏为师”，从小吏做起，为朝廷服务。而且“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韩非子？有度》。耳目口舌只为君主而生，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之“私”。这种意识形态彻底断绝了游士的生存基础。
汉朝建立之后，因为采取了分封制，大封同姓王和异姓王，诸侯国之间有竞争，游士略显活跃。特别是惠帝之时废弃了秦之挟书律，文帝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士人感到了短暂的宽松，但是这也如人之回光返照，像战国时代的那种辉煌却永远不再。经过了文、景两代推行的“强干弱枝”政策，诸侯国大多名存实亡，不敢放胆招揽游士，士人只有为朝廷服务一条道路。当时又加强了对士人的思想控制，汉武帝时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游士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都已消失殆尽，自然就难以生存下去。在这个大一统的时代，士人已经没有了选择的权利，他们想“游”是游不起来了，只有归附皇权这一条道路。用人权只掌握在朝廷手中，不管你贤还是不肖，“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此时士人的升沉往往不是凭个人才智，而是凭机遇和对皇权的曲从程度了。所以，士人们只能以统治者的意志为依皈，不可能坚持离经叛道的主张。西汉中期以后，士人多出于大姓强宗。大姓强宗的子弟如果能出仕做官，累世为官的家族便成为士族，做不成官的士人也有其家族作为后盾。士族便成为士人与豪强地主的结合体。要为官的士人首先要在家族中成为合格的孝子，此时士人受到家族和国家的双重约束，像战国时期那种摆脱外在束缚、完全受自己意志支配的士人是越来越少了。整个的皇权专制社会大体如此。
与战国时期的游士以争相出“奇”出“新”，勇于推销自己和具有自主意识相反，天下一统时代的士人则是越平庸越有前途，这是在家中就已经训练完成的了，到了社会上再进一步打磨，成为彻底的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扬雄在《解嘲》中指出，由于“天下已定，金革已平”——
◎游士的辉煌与解体（5）
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
在这种时刻，有独立意识的士人的卓而不群的作风往往会成为其不幸的根源，所谓“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这时游士不仅作为一个群体不复存在了，而且其思想意识和风格神采也在消解之中。特别是在科举制度实行以后，正像唐太宗李世民所说“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此时的士人绝大多数都奔走于科举之路，因为它给每一个遵守统治阶级规范的士人以希望。利禄引导士人循规蹈矩，遵守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意识。至于那些绝了利禄之望的士人，往往会堕入游民的队伍，成为本书后面将要论述的游民知识分子。只有在特定的时期，例如群雄逐鹿、天下大乱的时刻，由于争夺皇位的需要，一些野心家才会礼贤下士，才会允许士人们稍逾规范，像曹操在《求贤令》中所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何以霸世”！因此只有“惟才是举”，哪怕这些“被褐怀玉”之士是“盗嫂受金”之徒。这时在某些士人的思想行为上，可以看到战国时期游士的一些影子。当然，这也是有限度的，曹操杀持不同政见人士孔融，理由就是说他“不孝”，可见他还是不能容忍政治上的反对派的。如果问曹操，你不是说过“惟才是举”，哪怕是“盗嫂受金”之徒，这不是阴谋吗？曹操也可以自我辩护说，我也说过“今天下尚未定”，现在“天下已定”，自然不能容忍“不孝”！
典型地反映游士的思想意识的纵横家、策士们的思想，也颇为后世的游民所取，我在下面所谈及的游民意识，就从先秦游士继承了许多他们所能接受的东西。带有游民色彩的士人或游民知识分子（两者很难绝对分开）往往成为游民骚乱、农民起义或暴乱中的“摇羽毛扇”式的人物。没有这类人物，一切武装造反活动都不会有任何起色。
如果说儒家、法家是皇权专制社会稳定时期的主流思想意识的话，那么游士思想在动乱时期便起了主导作用。
◎自命为社会良心的游侠（1）
1“大夫士”与贵族精神
游侠也属于“脱序”的人群，但游侠与游士不同。游士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是被迫“脱序”的，他们不安定的生存状态往往是不得已的。游士多来源于一个阶层，其身份受到各国统治者的尊重，有特殊才能者还备受欢迎。实现大一统之后，这些条件就自然消失了。他们被纳入社会的正常秩序之中，成为“四民”之首，或者说是皇权专制制度下官吏的后备队。他们正式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