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报告-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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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当我讲起电影学院1999年招生的“后赵薇现象”时，朋友笑说这并不稀奇。前一年，电视剧《小萝卜头》的剧组招聘演员引发了一场争当明星的大战。剧组在重拍这部历史题材电视剧时；导演考虑到“小萝卜头”的特殊形象，“要漂亮，看上去要有三四十年代的感觉，弱弱的小可怜的样子，当然孩子还必须有灵气……”原定开机时间快到了，可主角仍没适合的，于是有人提出公开招聘，这样可能选择的面更宽些。《新华日报》、《扬子晚报》透露消息：剧组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小萝卜头”演员，一个三至四岁，一个七至八岁。岂料从剧组透露信息到开机拍摄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全国共有十万余儿童少年经家长们之手，参加竞选“小萝卜头”。最后从这十万余名竟选者中，杭州的小唐天被剧组“一眼盯上”，成为一位“一步登天”的小明星。
一个人选十万人争！可见中国人追逐明星梦多么狂热。
对现实生活浅薄的认识、新闻媒介片面而庸俗的误导，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学生和家长产生了做明星可以一步登天的错觉，因而在培养大学生的人才道路上出现了许多无谓的投入和盲目的追求，如今，已经到了打开这一误区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十分相信神和喜欢造神的中国人，又特别迷信那些制造天才的神话，可谓是急功近利，使尽招术。记不得哪家电视台报道过这么一则新闻：有一位三十来岁的农民，把自己十二岁的女儿培养成了神童，1998年考进大学，他的招术就是不进学校，因为他的理论是，传统的小学、初中、高中教学目的只是为了高考一关，用十二年时间太长。他便按照历年考大学的要求，自制“教学大纲”，每天把孩子关在一间小屋里进行封闭式教学。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位家长的孩子很一般，看不出有特别的灵气。但这位把自己女儿制造成“神童”的家长，还真的把十二岁的女儿送进了大学。这种教育路子培养出的孩子，是否值得提倡，暂且不论，值得关注的是，当这位家长把十二岁的女儿送进大学的消息传出后，湖南、江西、湖北等好几个省的家长带着孩子，要求进由这位农民开的“神童学校”。当地教育部门得知后，说这是非法办校，劝说那些送孩子来的家长把孩子领回去，重新进正规学校。谁知家长们一个也不听教育局官员的话，他们说，我们培养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考上大学，至于选择什么方式谁也管不着，只要能保证孩子考上大学，他（指那农民）用什么方法我们都不在乎。据悉这个电视报道后，该农民的“神童学校”又一下多了两倍的学生。几十位来自各地的孩子正在进行着“神童”的教育与训练，有的孩子家长甚至连自己的家都不要了，陪着孩子到当地住下，他们一心期待两三年后自己的孩子能稳稳当当地走进大学校门……
有人后来问那位农民“校长”为何有此奇想，他的回答很简单：中国科技大学不是也在搞大学少年班？那是国家花大钱在搞，我不花国家一分钱，同样出了少年大学生，利国利民，你们应该表扬我才对头。
有人再问这位农民“校长”：你把女儿培养成“神童”了，她进了大学又能怎样呢？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没有想过她上了大学以后会怎样，但重要的是她比别的孩子提前好几年上了大学。中国的家长对子女们能有什么愿望？不就是希望他们上大学嘛！我的目的就是：我已经做到了。
瞧，有据有理，头头是道。
是啊，中国人对后代的期望，自古至今都是一个，那就是成名成家，“学而优则仕”。也许正是这个不朽的心愿，才使我们五千年的古老教育传统里，总有甩不掉的造神模式和造神本身带来的奇特效应。
现在四十岁上下的人都应该清楚地记得，当1977年国家恢复停止了许多年的高考，数以千万计的青年人狂喜地重新拿起书本，走进新奇而陌生的大学校门时，一位年仅十三岁的少年，也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中国科技大学，坐在了比他年岁大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身边。他就是名噪一时的神童——宁铂。这位被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发现并向时任副总理的方毅同志推荐的少年神童，具有超常的智力，两岁半就能背诵三十多首毛主席诗词，三岁能数一百个数，四岁学会四百多个汉字，五岁上学，六七岁开始攻读医书，并掌握许多中草药，八九岁时已经能下围棋、熟讲《水浒》……“请科技大学去了解一下，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副总理大笔一挥，当年12月底，正值全国恢复高考第一年的最紧张阶段，江西省招生办派出要员，直赴宁铂家乡对这位神童面试，结果发现果真情况属实。这宁铂不仅在文学、数学、医学和棋艺上才能超群，还有相当高的实际能力，主考老师跟他下围棋三盘，老师输了两盘。考试结束后，小宁铂还当场提笔写了一首七律诗。
“好好！太好了！有思想，有观点，有文采。此乃真神童也。”考官大人们不无拍手叫绝。宁铂从此作为中国神童的代表，在科学的春天里广为国人传颂。而也正是他这一神童的出现，使得全国各地迅速冒出了无数的神童来。那时中国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人才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党中央高层人士对智力超常少年给予极大重视，第一个神童大学生班——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便由此诞生。之后，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等著名大学都相继办起了“少年班”，一时间，中国的“神童”到处都是。而像宁铂这样的少年天才的事迹，确实深深地影响和鼓舞了被“文革”耽误了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发愤图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信心与决心。
宁铂式的神童，在中国“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左时期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更给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新华社在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二十周年回眸的一篇报道中这样说：科技大学在二十年间已向全国各地招收共七百一十多名十五岁以下的大学生，已毕业十五届，共五百五十名学生，其中百分之七十二考取国内外研究生，一百多名已获博士学位，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普通本科生。少年班创造了中国教育界的一系列之“最”：十一岁的大学生、十五岁的研究生、二十三岁的博士生、二十六岁的副教授、三十岁的教授，他们渐渐显示出群体优势，在国内外一些著名学府、科研机构和经济领域中崭露头角，担任重要工作。十三岁考进科大少年班的施展，毕业后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一举攻克数学界著名的难题“关于布朗运动的数学模型”，刚届三十岁就已成为法国居里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在美国加州大学的科大少年班学生张家杰是世界上第一位认知学博士……所有这些，都充分让人相信，“神童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的，有辉煌业绩的，特别是在人类社会进入“知本家”时代后，人们对二三十岁的博士在美国华尔街威震世界金融界的一条条诱人的报道，怎不叫国人叹为观止！
二十多年过去了，关于中国有没有神童，大学少年班的路子是否真的成功了，这些问题一直是人们关心和议论的焦点。而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这样的话题，就在于中国对造神运动始终情有独钟，它源于我们上一辈人对后一代人寄予的希望之巨、之热切，就像希望孩子像“小燕子”一夜成名那样，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数理化方面有宁铂般的超常能力，中国的各个阶层的家长不免人人都有此心。这就使得“神童”们头上的光环更加神秘。
天才神童真的有吗？
1999年11月中旬，我来到了如今全国惟一的保留少年大学预备班的苏州中学调查。这也是我作为苏州人第一次踏进这所从小在我心目中非常神圣的中国名校。吴江桥下古运河畔的苏州中学，也许是今天中国几万所中学中建校时间最长的中学了。1035年，四十七岁的北宋大文学家范仲淹到苏州任郡守。范大人在城里转了一圈就选定了一块建宅风水宝地——南园。“妙妙，此地真好，在此建宅，世世代代必生公卿。”一位风水先生在范仲淹面前连连称道。然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回神一想：既然此处风水最好，与其吾家得此富贵，何不在此办所学校，让天下读书人都在此深造而共得此富贵呢？范仲淹不愧是一代名士，他立即将自己的想法上奏仁宗皇帝，请求捐地建学，造就人才。仁宗皇帝甚喜，准得奏章，从此苏州有了学校，“甲于东南”的吴学也由此开始，并一直沿袭至今。范仲淹捐地办学的故事在江南广为传颂，而作为建于此的苏州中学虽几经易名，但其根基在近千年间却始终未移过南园宝地一步。至于这里出过多少名士才人，真可谓不计其数。我只知道仅二十世纪百年间就有孙中山的大秘书陈去病、语言学家吕叔湘、国学大师钱穆；史学家吕思勉、教育家王国维。叶圣陶、政治家孙起孟等一大批学者都在此执教过。在名师熏陶下的苏州中学，莘莘学子中人才辈出。当代名人史学家胡绳、顾颉刚、教育家匡亚明、科学家钱伟长、文学家于伶、严辰、陆文夫和国家女排教练袁伟民等都出师南园宝地。仅苏州中学出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有三十一人之多，这个数字与北京大学现有的院士数量不相上下。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苏州中学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还为国家教育事业担当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即为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输送少年大学生，是名符其实的“神童”的摇篮。
那应该是个神秘的地方。走进这所熟悉而又陌生的学校时，我猜测着校长是不是愿意接受我这个带着“有色眼镜去看神童”的特殊来访者？不想，倪振民校长一谈“身世”，我们马上成了“自家人”——当年他插队的地方，就离我曾经干过不少年农活的乡村不远。一种天然的亲近，使我有机会比较客观和真实地对中国现存的“神童”现象作出相对准确的结论——我真的很感谢倪校长，他的大智若愚的学者风范使我获益匪浅。
倪校长向我介绍，苏州中学的“大学少年预备班”是当时根据国家教委精神，与中国科技大学联合创办的，始建于1985年。首先是针对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招生后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怎样更好更系统地发掘少年天才？是否从小学毕业就开始抓而不是大学招生时才进行培养等等。故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