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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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延安之行是由俞启威（即俞大卫，后来名叫黄敬，在五十年代后期死去。学生运动开始后，他是运动的顾问，但他自己没有发动这一运动）②安排的。他在一二九运动后常来我家，十分频繁，但不是在运动以前。他对我谈到了五月延安举行共产党代表大会③。我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前去会见埃德加过去没有能会见过的红四军和红二军的人物，因为在代表大会期间是能会到他们的。（大会是秘密举行的，但朱德把将军们领来向我介绍，将军们把他们的轶事告诉了我。）大卫是北京共产党的书记（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他说他同我应坐同一次车前往，但要假装彼此并不相识。我们就这样做了。原定到西安后将由陈翰伯来照顾我的，但当我正藏在一家院子里一堆大米包之间时，警察来了，把我保护监禁起来，而陈恰在这时候来了。于是他不得不从西安逃跑。我这时被拘留在西安招待所里，由六个警察轮流看管。其中两人后来被控失职，投入了监狱。但罪过不在他们。是我从窗户跳了出来，由那里的美孚油公司经理肯普顿·菲奇和西安招待所经理周先生的一个朋友将我护送到三原。两个人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人员，肯普顿·菲奇是我在北京的朋友珍妮特·菲奇的堂兄弟。
在北京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当然是要保密的。可是你说你也是要作这样一次旅行，并要为报纸写文章，于是我就设想你可能做我的译员，而你也同意了。我不记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会的面的，但当时我认为我必须在郑州外宾招待所停留过夜，所以我肯定是在那里看到了你的。俞大卫也可能在那里。
我到了红军军部，同彭德怀一起赶上了五一庆祝大会，大概是在前一天到了三原附近的云阳镇的。
埃德加的书里发现错误的问题，只意味着他没有能记住确切的头衔和所发生的事情。他总是很忙，并没有多加注意中文翻译。我把他的访问记寄给上海的《大美晚报》，他们用英文发表。J。B。鲍威尔的《密勒士评论报》也发表了一些。一九三七年一月，一个传教师J。B。肯纳德访问了我们，他愿意提供一千元黄金，请埃德加和我创办一个杂志。——我们可以发表任何想发表的东西，所以我们想连续发表埃德加的书，或至少发表一部分。图片被新闻检查禁登了，可是我们发表了埃德加的一些访问记。
你说埃德加的书第一个中文译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发表日期是一九三七年三月到四月，知道了这一点使我很高兴。④我想他可能把你称做“教授”了，因为他忘记了他是把文章交给谁去发表了。我记得你和埃德加的秘书郭达在搞这个工作。过了这么多年后，埃德加忘掉了许多事实——在他回到美国后所写的书里有许多的错误；那时他还在同时写有关欧洲和其他题目的文章。他对一九三六年是如何安排去保安的，也多少有些混乱。俞大卫也参加了这事的安排，还曾征求一些其他的人的意见。我有大卫提到这一事的信，信上说，曾把这事告诉了当时在天津的第一号人物。这是指刘少奇，但我发现他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才来到北京和北方的。在那以前他是在江苏监狱里。这是一九七八年王林，现在的市长，在西安告诉我的。他对这些事情知道得很多。他关于埃德加·斯诺和我的记忆会是好的。（他于一九三六年护送我到西安去同埃德加会合，同去延安，但我不能去。他是埃德加走后第一次给我带来消息的红色信使。这是秋天里的事。）
你说，我们把你们所译的埃德加的书带到了延安。这一定是那里见到的第一本书。我记得我曾交给毛一张他那著名的深棕色的照片⑤，虽然我记得在这以前他已经看到了另外的一张。一九七八年我们给毛同埃德加连夜会谈的那个窑洞拍摄了电视影片。保安是那一次旅行的最高峰。我喜欢停留在那里的每一分钟。电视拍摄组的三个人也是如此。那是一次与普通老百姓接触的经验。
我记得张克威和他的爱人。我记得在西安事变前有许多东北人到过我家。他们当时感到失望和焦虑，而且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寻找同情。东北大学学生运动的带头人宋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曾到西安去试图影响“少帅”和他的军官们，但被逮捕了。少帅设法把他放了出来。十二月九日宋黎在街上领着游行的队伍。他同王汝梅、俞大卫、姚依林和其他人一起，是主要领袖之一。张兆是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他同王汝梅（黄华）和陈翰伯在那里发动运动。张现在吉林大学——他的记忆会是好的。
埃德加为什么把郭达叫做许达，可能是为了避免暴露身份。⑥我记得在早些时候他是这样做的。那时暴露任何人是很危险的。我确信埃德加知道那就是郭达——他只是不想公开暴露他。
在埃德加去保安时，一个姓马的中国青年也想去，充当他的译员。他是个左派、聪明的青年人。（我想他是在宋哲元那里有工作的，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他后来不肯去那里了，而到别处去了。（我认为他是去四川了。）我请王汝梅（黄华）急速去与埃德加会合，共同启程——我记得我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他，充作他的旅费。他还必须放弃他的毕业考试。
可以想象，你所出版的埃德加的书的译本，在中国有如闪电一击，使人们惊醒起来。当时我自己也是把所有的时间用在整理埃德加一切的笔记、照片说明文字、会谈记录等等上，而他在回到家后就尽快做其他的事。我们尽快地把一切东西发表出来，你也急忙把中文译本抢快发表。可以肯定曾把有些文章给了一些别人，但这些也许从未得到发表。我现在记不清了。这是真正的美中合作。
我很高兴收到了你的回忆材料。复活这种旧的友谊是很伟大的。你是我们在那些日子里所从事的事业的伙伴。我们当时认识到不能浪费一秒钟。后来证明这样是对的。当时每一件事都关系到生死存亡，而能把任何事情做成的人太少了。请把我最好的祝愿和敬意转致你能见到的我的其他朋友。
① 吉姆·贝特兰，新西兰人，当时任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他曾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去延安访问毛主席。《毛泽东选集》中收有毛主席《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篇。贝特兰现在新西兰惠灵顿大学任教授。——编者
② 黄敬同志当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北平市委的领导人之一，曾组织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和十二月十六日北平学生的两次大示威。——编者
③ 指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集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编者
④ 据王福时同志回忆，他组织一些同志把《红星照耀着中国》的某些篇章于一九三七年三、四月间翻译出版，取名《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斯诺后来曾提到，当时北方有一些教授出版了本书中译本，即指此事。——编者
⑤ 指斯诺为毛主席拍摄的那张戴八角红军帽的照片。——编者
⑥ 斯诺在《西行漫记》1938年中译本序中说：“最后，我还得感谢我的朋友许达，当我在北平最不稳定的状况下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曾经跟我一块儿忠诚地工作。他不仅是一个第一流的书记和助手，而且是一个勇敢的出色的革命青年，现在正为他的国家奋斗着。”实际上当时担任斯诺助手的是郭达同志。——编者
王福时
1979年第5期；总第5期 … 补白
周振甫的《诗词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它选取中国古典诗词，分为“欣赏与阅读”、“写作”、“修辞”、“风格”、“文艺论”等五个方面，逐段讲解。或说明哪些经验可以借鉴，或指出哪些说法互有矛盾。通过具体分析，帮助读者阅读和创作。
补白
我们的著作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斯诺夫人和安娜·利泽同志访问记
在过去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曾经有许多外国朋友支持、同情中国的革命，并且写出不少报道中国真实情况的动人著作。但是，这些著作却很少在中国的书店出现，而在“四人帮”统治时期简直成了“禁书”。例如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前几年世界上大概只有苏联、中国看不到。苏联统治当局仇恨这本书是不言而喻的，而中国人自己也查禁这本书，这就简直莫名其妙。其实理由也简单：无非是书中描绘的真实情况颇不利于“四人帮”的统治而已。
这几年，这个禁区打破了。西行漫记》和其他一些著作已在排印，史沫特莱、洛伊斯·惠勒·斯诺的著作已经出版。正在这时，听说有几位友好人士来我国访问，其中有美国朋友洛伊斯·惠勒·斯诺，还有德国朋友安娜·利泽。作为出版社的编辑，我们决定去拜访她们，把中国出现的这些变化告诉她们，也听听她们对出版这类著作的意见。
洛伊斯·惠勒·斯诺即美国名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的夫人。我们与她从未谋面，但是，在出版她的著作《我热爱中国》的过程中，就已经间接地同她交换过意见。当时，斯诺夫人很热情地答复我们，全部同意出版社的安排。不过尽管如此，这次我们访问她时，心中还不无惴惴。主要是，在过去通信商谈出版问题时，有些事情没有提出来。例如，我们要翻译的那本著作，原文名A Dignity with Death（《庄严的死》），到发稿时，发现这个书名在中文很难处理，难以使中国读者理解。正好，斯诺的老友马海德医生在给这本书写的序言中提到，斯诺在临终时用他生命的最后力量说的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我们就改用这句话为书名。这样的处理事先没征求作者意见，她会不会同意呢？会不会使她有“强加于人”的感觉呢？
这样，话匣子一打开，便自然而然谈到《我热爱中国》这本书和书名上来。我们向斯诺夫人说明了情况，对未征求她意见改动书名表示了歉意。斯诺夫人首先认真看了这本书的中译本，显然对封面装帧发生兴趣，说：“封面上的埃德（即斯诺）抽烟的形象，很有趣，画得很好。可惜我不懂中文，看不懂这本书。”接着，她谈到了书名，说：“这个名字改得很好，我很喜欢。原来我想取名《中国人来了》，因为中国人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可是出版商不同意这个名字，他们认为书名要与‘死’联系起来，后来只好取了《尊严的死》。我自己也不满意。因为这个缘故，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用了两个名字（正题是《尊严的死》，副题《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