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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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王阮亭司寇》
《聊斋志异》成书后十年，蒲松龄居家较为清闲，因重整《聊斋志异》厘为定本，又把王士祯评过的《志异》各篇，辑成两册，寄给王士祯。他在信中写道：
十年前一奉几杖，入耳者宛在胸襟。或云先生虽有台阁位望，无改名士风流，非亲炙謦者，不能为此言也。至于玉斧兄案头得诗集两种，快读之，自觉得论衡而思益进。先生调鼎有日，几务殷繁，未敢遽以相质，而私淑者窃附门墙矣。前拙《志》蒙点志，其目未遑缮写，今老卧蓬窗，因得以暇自逸，遂与同人共录之，辑为二册，因便呈进，犹之四本论遥掷急走，惟先生进而教之。古人文字，多以游扬而传流，愧陋不堪受宣城奖进也。
这里所表现的蒲松龄，并不象传说中所记的那样孤傲，相反的是很钦慕王士祯犹有“名士风流”的雅度，并希望他在京师能代为游扬呢！可见无须王士祯出钱收买原稿，蒲松龄反特为辑成二册“呈进”。这种作为，正和他孜孜于科举一样，同出于一个心理，又何劳他人给蒲松龄脸上贴金，使他变成一具尸位偶像呢！现在他所辑成的两册《聊斋志异》不知尚在人间否？这倒是值得追寻的一件事。
康熙四十年（公元一七○一年）蒲松龄六十二岁，依然教书糊口；王士祯六十八岁，官刑部尚书。这年王士祯为移坟的事情请假回家，两位老朋友都希望借此机会能见一面谈谈，不幸因故没能如愿。事后，蒲松龄寄一首五言古风送别诗给王士祯，以达依依之情。明年，王士祯赠送一部《古欢录》给蒲松龄，蒲松龄很高兴。同时听来人说王士祯的听觉已经逐渐衰退，这时蒲松龄的听觉也已大不如昔，于是就回信答谢赠书之情，并安慰他说：
尺书久梗，但逢此来人，一讯兴居，闻康强犹昔，惟重听渐与某等，窃以为刺刺者不入于耳，则琐琐者不萦于怀，造物之废吾耳，正所以静吾神，此非恶况也，不知以为然否？蒙惠新著，如获拱璧，连日披读，遂忘昼曛，间有疑句，俟复读后再请业耳。……
写到这里，笔锋一转，提到已逃的淄川蠹吏康利贞得到王士祯的荐书，又回到淄川来仍当漕银经承的事，因而婉转地忠告王士祯，请他另为安置，避免大家说闲话。他的原信是：
……适有所闻，不得不妄为咨禀：敝邑有积蠹康利贞，旧年为漕银经承，欺官虐民，以肥私囊，遂使下邑贫民皮骨皆空，当时啧有烦言，渠乃腰缠万贯，赴德不归。昨忽扬扬而返，自鸣得意，云已得先生荐书，明年复任经承矣。于是一县皆惊，市中往往偶语，学教中人直欲登龙赴。某恐挠清况，故尼其行。果系门下纪纲，请渝吴公别加青目，勿使复司漕政，则浮言息矣。
这封信虽不象《上孙给谏书》那样痛切直陈，却也略无避忌之处，由此也可看出，假如他俩的交情不是很厚，蒲松龄将不会这样作的。
十年后，即康熙五十年（公元一七一一年）五月末，蒲松龄夜梦王士祯来看他，其实这时王士祯已死多日了。蒲松龄知道后，非常哀痛，写了四首挽诗哀悼他，其中一首写道：
昨宵犹自梦渔洋，谁料乘云入帝乡，
海岳含愁云惨淡，星河无色月凄凉；
儒林道丧典型尽，大雅风衰文献亡。
薤露一声关塞黑，斗南名士俱沾裳。
不久，他又代毕韦仲（毕际有的二儿子）写了一篇情辞哀切的祭文。名虽代写，其中却洋溢着他哀悼王士祯的深挚的感情。
此外，日本人平井雅尾自称曾在淄川收有王士祯珍藏的蒲松龄的一方砚台，是淄川名产红丝石制的，并在《聊斋遗迹》中影印出砚底刻字的拓片：右，隶体阴文“柳泉著书第二砚”七字；左，行书阴文“渔洋山人珍藏”六字。没有见过实物，难以断定真伪，但也可用来作为蒲松龄与王士祯的友谊的一个旁证。即使这方砚台是赝品，也是因他俩确有这一段深厚的友谊关系，一直流传在淄川、新城一带民间，才会有这种赝品出现。再进一步说，以他俩有财物礼品往还的关系而论，蒲松龄将自用的当地名产红丝石砚赠送给王士祯作纪念，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从以上所述看来，蒲松龄和王士祯是一对要好的朋友；也说明蒲松龄并不是甘心林泉的人物，也是无疑义的。
蒲松龄虽然和王士祯相与甚厚，并很钦敬他，却没有象一般的世俗文人那样盲目宗尚他的诗文。他的《聊斋志异》无论在立意和文风上，都不同于《香祖笔记》、《池北偶谈》。就是他的诗作，也依然是自立门户，别具一格。这可举几首诗为例：
贵公子三首选一
斜阳归去醉糊，酣坐金鞍踏绿芜，
落却金丸无觅处，玉鞭马上打苍奴。
田间口号
日望饱雨足秋田，雨足谁知倍黯然；
完得官粮新谷尽，来朝依旧是凶年。
灾民谣
雨不落，秋无禾，无禾犹可，征输奈何！
吏到门，怒且呵，宁鬻子，免风波！
纵不雨，死无他，勿诉公堂长官诃！
象这一类有声有泪的活画出现实生活的诗，诗集中很多，尤其是在他晚年的诗作中最多，这是和王士祯的诗作显著不同的地方，无怪张鹏展序五卷本《聊斋诗集》说：
……当渔洋司寇、秋谷太史互以声价相高时，乃守其门径无所触，亦无所附，卒成一家，言其志节之所尚，有可想见者，此又其性情专一，勃郁往复之致，所以不容掩也。
这话是不错的，可以蒲松龄的一首《杂诗》作证：
脂苇福之偕，狂直祸所丛，
疏懒嵇叔夜，佯狂阮嗣宗。
臣性受父母，焉能强之同。
西施颦眉黛，翩翩若惊鸿，
宁不知其美，新态殊难工！
蒲松龄之所以锐意科举，致志名卿将相，实有他的抱负，可是他不如王士祯来得灵活，所以作出“时文”来，也难得主考官的青目，虽然他的抱负与维持满族王朝的利益并无冲突。
①《倡和集》全四册。此目见于日本人平井雅尾的《聊斋遗稿》一书中，是蒲、孙两相倡和的词集。
②《戏书蒲生卷后》一诗，于《蚕尾集》卷一中为第二十二题，第十四题是戊辰人日《雪行华山下》作。第二十三题下注“己巳十一月初二日”。《戏书蒲生卷后》一诗恰在戊辰之末，己巳之前。蒲松龄的《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一诗，在六卷本编年诗集（钞本）中，也列在戊辰年，正与王诗写作年代相合。戊辰年即康熙二十七年（公元一六八八年），这一年蒲松龄四十九岁，《聊斋志异》初稿撰定。过去有人曾据高珩序末署“康熙己未春日谷旦”和《聊斋自志》的署年“康熙己未春日”的年代，推定为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成书，是不确的。
侯岱麟
重印图书要注意学术新成果
已故史学家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及姊妹篇《中西回史日历》，是著名的两本工具书。最近，中华书局重印了《二十史朔闰表》。
关于汉初所用历法，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汉书·律历志》等认为当时沿用的是颛顼历；宋代就有人认为也可能用《殷历》，清代汪日祯《历代长术辑要》则更倾向于《殷历》说。《二十史朔闰表》取《殷历》说，并采用了汪日祯用《殷历》的推算。
1972年，临沂银雀山二号墓出土了竹简历书——《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在没有发现其他重要材料以前，这确是判断汉初历法的依据。《文物》1974年第3期《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一文，因而明确指出“陈垣把太初以前的历法判断为《殷历》，则更是错误的”。该文并推算了汉初朔闰，列有《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朔闰表》。
中华书局此次重印《朔闰表》，似应注意及此，但他们连提都未提到，不能不说是个大疏忽。
苏许
闻一多的手稿（上）
闻一多的手稿，是一份有历史价值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据统计，现存手稿178种，约9021页。从时间上说，包括了从1919年元旦至1946年的作品。内容有新诗、杂文、文学论文、古文字研究、日记、书信，还有不少读书札记、报告提纲、文章片断，确有琳琅满目之盛。
学习作家怎样写文章，如何改文章，直接读他的手稿，是个好办法。不言而喻，研究一个作家，更应该读他的手稿。闻一多的手稿，特别值得重视，还因为闻一多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他一生的最光辉的几年，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发表演说、文章都不自由，读其手稿可更见其思想光辉。闻一多由于突然壮烈牺牲，他的曲折发展的思想历程，自己还没有系统总结，庞大的研究计划突然中止，不少文章没有最后完成，读其手稿才能更全面地了解闻一多。现在的《闻一多全集》，是在解放前编定、出版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不少珍贵资料尚未收入。我这篇文章侧重于对《闻一多全集》尚未收入的珍贵的手稿，作一些初步考察。
《仪老日记》值得重视
闻一多的手稿中，保存着《仪老日记》一种，共39页。这是他在清华学校学习时写的。时间从1919年1月1日至1919年4月14日，要了解五四运动前夕闻一多的思想、生活、学习情况，这是重要资料。
《仪老日记》，工笔正楷，写得象字帖一般。文若其人，字若其人。读其日记，可想见当时的闻一多生活、学习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
这段时间里，正遇期末考试，学习紧张。从1月20日到24日考国文、英国文学、文学史、统计学、修辞学、历史等课。历史课还有课外作业，每人写一篇读书报告。闻一多的选题为《明代燕京城市之沿革》。他除了在清华图书馆中搜集有关资料外，还利用寒假有空，乘火车进城到京师大学堂查阅有关文献，并且主动找教员辅导。闻一多动笔很勤，作《病松诗》、《清华体育馆歌》、译《波兰千年进化纪略》、作《读关睢章记》、英文《二月庐漫记》。他读书更广：《天演论》、《文选》、《史记》、《旧约轶事》、《古文辞类纂》、《清诗别裁》、《英文名家诗类论》。2月10日的日记说：“枕上读清诗别裁。近决志学诗。读诗自清明以上，溯魏汉先秦。读别裁毕，读明诗综，次元诗选，宋诗钞，次全唐诗，次八代诗选，期于二年内读毕。”可见，闻一多读书很有计划。
闻一多朝气蓬勃的刻苦的学习精神，令人感动。清华当时有演说课。1月4日的日记写道：“近来演说课练习渐疏，不猛起直追恐便落人后”。过了两天，他又写道：“演说降到中等，此大耻奇辱也。”这一句话就说明闻一多要求自己十分严格。他并不是光在日记上发一点感慨而已。紧接着，1月7日，他就到钟台下练演说八遍。1月9日又记：“夜出外习演说十二遍。”经过这样的练习，当然熟练一些了，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