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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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的？”彭德怀问。
　　　　“你瞧那个大鼻子就行了！”
　　　　彭德怀听了大笑，看看我。“好吧，”他指着我说，“这里有个洋鬼子，他是帝国主义者吗？”
　　　　“他是个洋鬼子，那没问题，”那个少先队员说，“但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他有个大鼻子，但要做日本帝国主义者还不够大！”
　　　　彭德怀高兴地大笑，后来就开玩笑地叫我大鼻子。事实上，我的大鼻子在西方人的社会中是正常的，并不惹眼，但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都是大鼻子。我向彭德怀指出，当红军真的与日本人接触后，发现日本人的鼻子同他们自己的鼻子一般大时，这种漫画可能使他们感到极其失望。他们可能认不出敌人，而不愿打仗。“不用担心！”司令员说。“我们会认出日本人来的，不管他有没有鼻子。”
　　　　有一次我同彭德怀一起去看第一军团抗日剧团的演出，我们同其他战士一起在临时搭成的舞台前面的草地上坐下来。他似乎很欣赏那些演出，带头要求唱一个喜欢听的歌。天黑后天气开始凉起来，虽然还只八月底。我把棉袄裹紧。在演出中途，我突然奇怪地发现彭德怀却已脱了棉衣。这时我才看到他已把棉衣披在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
　　　　我后来了解彭德怀为什么喜欢这些“小鬼”，那是他向我的再三要求让步，把他自己的童年的一些情况告诉了我的时候。他在自己的童年所受的苦，可能使西方人听来感到惊奇，但是却是够典型的背景材料，可以说明为什么许多中国青年象他那样投奔红军。
　　　　　
　　　　为什么当红军？
　　　　　
　　　　彭德怀生于湘潭县的一个农村，离毛泽东的诞生地不远。这个村子是靠湘江的蓝色江水旁边的一个富裕的农村，离长沙约九十里地。湘潭是湖南风景最好的一个地方，深深的稻田和茂密的竹林绣成一片绿色的田野。人口稠密，一县就有一百多万。湘潭土地虽然肥沃，大多数农民却穷得可怜，没有文化。据彭德怀说，“比农奴好不了多少”。那里的地主权力极大，拥有最好的地，租税高得吓人，因为他们许多人也是做官的——豪绅。
　　　　湘潭有些大地主一年收入有四、五万担谷子，湖南省有些最富有的米商就住在那里。
　　　　彭德怀自己的家庭是富农。他六岁那年死了母亲，他的父亲续弦后，后母憎嫌彭德怀，因为他使她想起了她的前任。她送他到一所老式私塾去念书，在那里常常挨老师打。彭德怀显然很有能力照顾自己：有一次挨打时，他举起一条板凳，揍了老师一下，就逃之夭夭。老师在本地法院告他，他的后母把他赶了出来。
　　　　他的父亲对这次吵架并不怎么在意，但是为了迁就妻子，把这个摔凳子的年青人送去同他喜欢的一个婶母那里去住。这位婶母把他送进了所谓新学堂。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激进派”教师，是不信孝敬父母的。有一天彭德怀在公园里玩耍的时候，那个教师过来，坐下来同他谈话。彭德怀问他孝敬不孝敬父母，问他是否认为彭德怀应该孝敬父母？那位教师说，从他本人来说，他不相信这种胡说八道。孩子们是在他们父母在作乐的时候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正如彭德怀在公园里作乐一样。
　　　　“我很赞成这种看法，”彭德怀说，“我回家后便向婶母说了。她吓了一大跳，第二天就不让我去上学受这种可恶的‘外国影响’。”他的祖母——看来是个嗜血的专制魔王——听到他反对孝敬父母的话以后，“每逢初一月半、逢年过节，或者刮风下雨的日子”就跪下来祷告，祈求天雷打死这个不孝孽子。
　　　　接着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这最好用彭德怀自己的话来说：
　　　　“我的祖母把我们统统看做是她的奴隶。她抽鸦片烟很凶。我不喜欢闻鸦片烟，有一天晚上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起身把她的烟盘从炉子上踢了下来。她大发脾气，把全族都叫来开了会，正式要求把我溺死，因为我是不孝的孩子。她对我提出了一大串罪状。
　　　　“当时族人已准备执行她的要求。我的继母赞成把我溺死，我的父亲说，既然这是一家的意见，他也不反对。这时我的舅舅站了出来，狠狠地责备我的父母没有把我教养好。他说这是他们的过失，因此孩子没有责任。
　　　　“我的命就得了救，但是我得离家。我当时才九岁，十月里天气很冷，我除了一身衣裤外身无长物。我的继母还想把我身上的衣裤留下，但我证明这不是她的，这是我生身的母亲给我做的。”
　　　　这就是彭德怀闯世界的生活的开始。他起先当放牛娃娃，后来又做矿工，一天拉十四小时风箱。工作时间这么长使他吃不消，于是他就离开煤矿，去当鞋匠学徒，一天只工作十二小时，这已是个大改善了。他没有工资，过了八个月他又逃跑了，这次去到烧碱矿做工。矿井歇业后，他再一次得去找工作。身上除了一身破烂以外仍一无长物。他去修水渠，终于有了个“好差使”，拿到了工资。二年攒了一千五百文——大约十二元钱，但换了军阀后，原来的纸币成了废纸，他又一文不名。灰心丧气之下，他决定回家乡。　　　　　　　　　　
　　　　彭德怀现在十六岁，他去找一个有钱的舅舅，就是那个救了他一命的舅舅。那人自己的儿子刚死，他过去一直很喜欢彭德怀，就欢迎他去，留他在家。彭德怀爱上了自己的表妹，舅舅对婚事也颇赞同。他们请一个古文先生上课，在一起嬉戏，计划将来的共同生活。
　　　　但是这些计划被彭德怀的无法抑制的暴躁脾气所打断了。第二年，湖南发生大饥荒，成千上万的农民赤贫无依。彭德怀的舅舅救了许多农民，但是最大的一所米店是一个大地主开的，靠此大发横财。有一天有二百多个农民拥到他家中，要求他把大米平价卖给他们——这是在饥荒之年一向要大善士做的事。但这个有钱人拒绝讨论，把人们赶走，闩上了大门。
　　　　彭德怀继续说：“我正好走过他家，便停下来看示威。我看到有许多人都已饿得半死，我知道那个人的米仓里有一万担大米，可是他却一点也不肯帮穷人的忙。我生气起来，便带领农民攻打他的家，他们把他的存粮都运走了。我事后想起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我只知道，他应该把米卖给穷人，要是不卖，他们把米拿走是应该的。”
　　　　彭德怀又得逃命，这次他已够年岁可以当兵。他的军人生涯由此开始。不久之后他就成了一个革命家。
　　　　他十八岁上当了排长，参加了推翻当时的省长、一个姓胡的督军的密谋。彭德怀当时受到军中一个学生领袖的很大影响，这个人遭到了督军的杀害。彭德怀负了刺杀督军的任务来到长沙，等他有一天上街时扔炸弹过去。这颗炸弹却是虎头蛇尾的，象中国小说中的情况一样：它没有爆炸。彭德怀逃走了。
　　　　不久之后，孙逸仙博士担任西南联军的大元帅，打败了胡督军，但后来又被北洋军阀赶出湖南。彭德怀同孙逸仙的军队，一起南逃。后来他奉孙逸仙的一个将领程潜的命令从事谍报活动，到了长沙以后被叛徒出卖遭到逮捕。当时湖南当权的军阀是张敬尧。彭德怀对他这段经历是这么叙述的：
　　　　“我每天受各种各样刑罚约一小时。有一天晚上我被手足反绑，在手腕上缚一根绳子吊在梁上。狱卒们在我背上堆上一块块大石头，站在周围踢我，要我招供——因为他们至今仍没有弄到我的证据。我昏过去了好几次。
　　　　“这样的刑罚继续了一个月。每次受刑后我常常想，下一次得招供了，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刑罚。但每次我又决定不屈服，坚持到第二天再说。最后他们从我口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出乎意料地释放了我。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件事是几年以后我们〔红军〕攻占长沙时把这个用刑室摧毁了。我们放了关在那里的好几百名政治犯——其中许多人由于挨打、虐待、挨饿已奄奄一息。”
　　　　彭德怀重获自由以后就回到他舅舅家去看他的表妹，他想同她结婚，因为他认为自己仍有婚约。他发现她已死了。他于是又去当兵，不久就第一次任军官，派到湖南军校学习。毕业后他在鲁涤平部下第二师当营长，到家乡驻防。
　　　　“我的舅舅死了，我听到消息后就请假回去奔丧。路上我要经过童年时代的家。我的老祖母还活着，八十多了，身体还很健，她听说我回来，走了十里路来迎我，请我不要计较过去。她的态度非常谦恭。我对这一转变感到很奇怪。是什么原因呢？我马上想到这不是因为她个人感情有了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我在外面得了法，从一个无业游民变成为一个月挣二百元大洋军饷的军官。我给老太太一些钱，她以后就在家里赞扬我是个模范‘孝子’！”
　　　　我问彭德怀受到什么书籍的影响。他说，他年青的时候读过司马光的《史记鉴》＊，第一次开始对军人应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有了一些认真的考虑。“司马光笔下的战争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只给人民带来痛苦——很象我自己的时代里中国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了要使我们的斗争有一些意义，为了实现长期的变革，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彭德怀读了梁启超、康有为以及其他许多对毛泽东也发生过影响的作家的著作。有一个时期，他对无政府主义也有一些信仰。他从陈独秀的《新青年》中知道了社会主义，从此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国民革命正在酝酿中，他当时任团长，觉得有必要用一种政治学说来激励他的部下的士气。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比起梁启超来是个进步”，但彭德怀感到“太含糊混乱”，虽然当时他已是国民党员。布哈林的《共产主义入门》使他觉得是“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实际合理形式的社会和政府的一本书。”
　　　　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怀已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简介、《新社会》（一个著名中国共产党员著）、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许多对中国革命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文章和小册子。彭德怀说，“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很少看到有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虽然彭德怀到一九二七年才参加共产党，他在自己的部队里吸收相信共产主义的青年，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训练班，成立士兵委员会。一九二六年，他同一个中学生结了婚，她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但在革命期间，他们分了手。一九二八年以后彭德怀就没有见到过她。就是在那一年七月，彭德怀举行起义，占领了平江，开始了他的叛逆或土匪——看你怎么叫——的生涯。
　　　　他在把这些青年时代和斗争的情况告诉我时，他手里执着一个用蒙古马鬃做的苍蝇拍，为了强调语气，漫不经心地随手挥舞着，一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说笑笑。这时有个通讯员送来了一束电报，他开始看电报时又突然成了一个严肃的司令员了。
　　　　“反正，要说的就是这么一些，”他最后说。“这可以说明一个人怎么变成‘赤匪’的！”
　　　　董乐山译
　　　　　
　　　　＊　　我旅行到了这里，有黄华（王汝梅）前来作伴，他是燕京大学学生，是我要他来帮助我采访的。
　　　　＊　　应为《资治通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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