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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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
这段文字，从文章角度看，也是摇曳多姿，声情并茂的。笔者以为，它给人的启发，不只是曹植临文的谦虚态度，而且可以见出曹植与其属下文士谈论文章时的那种平等待人的作风。丁敬礼为丁，据《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裴注引《文士传》，他建安时曾任黄门侍郎，史称其“少有才姿，博学洽闻”。曹植先封平原侯，后封临侯，属下的文士有杨修及丁仪、丁兄弟。曹植当时既以贵公子之尊，又才情横溢，给人的印象，正如《三国志》本传所称，是“任性而行，不自雕励”，但现在读此文，那种与属下文士平等谈文，请人讥弹其文的精神，至今读来，尚感亲切。
丁敬礼的话也有启发。一个作者请人提意见，没有比他这番话再得体的了。“文之佳恶，吾自得之”，表示自己心中自有准则，并非盲从，也不是一听到批评意见，就六神无主，紧张得不得了。但还是请曹植批评者，是因为“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把曹植当作知心朋友，而不是看作什么长官上司，只有这样，才能寥寥数语，作此推心置腹之论。
鲁迅先生曾概括建安时期文章的风格之一为通脱。所谓通脱，即是不拘儒家礼法，思想比较解放，这种时代风气也表现于曹丕文中。曹丕写《典论论文》，对于当时著名文人如王粲、刘祯等一一作了评价，称他们“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即使已被曹操所杀的孔融，曹丕仍然称赞他“体气高妙，有过人者”。这样的持论应当说是公允的，而且也是不容易的。
古人不象现代社会那样，读者对一部作品可以在报刊上进行公开批评和自由讨论，作者也可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辩答。而且，即使曹丕、曹植那样，也还是把文学当作个人的事业。今天，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当然不是封建时代文化所能比拟，我们的作者和读者，创作者和批评者，是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同志关系，在对作品的讨论中，更可以建立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今天，我们批判了“四人帮”动辄挥舞帽子和棍子的恶劣作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迎接文化学术的繁荣春天，来回顾一下古人对著述批评的态度，以及一些时代风气，恐怕还是有所启发的吧。
湛之
端木蕻良的《曹雪芹》和续《红楼梦》
在三十年代就以《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等闻名的作家端木蕻良，现正致力于长篇小说《曹雪芹》的创作。
他是个《红楼梦》迷，自小就“常常偷看父亲皮箱里藏的《红楼梦》”。他的第一部长篇《科尔沁旗草原》很多地方、尤其是人物描写，深受《红楼梦》的影响。1943年他还曾将《红楼梦》改编成话剧，也写过不少《红楼梦》的评论文章。由于对《红楼梦》的爱好，他对曹雪芹也深有感情，总想努力将他再现出来。
《曹雪芹》的创作，既要从社会的角度写出产生曹雪芹的一整个时代，又要通过曹雪芹的家世写出产生《红楼梦》这部巨著的必然性；既要反映历史的真实，又必须是一个艺术创作。这要求是严格的。
现在他计划，这部长篇将写五十万字。
端木蕻良还有一个宿愿，就是续《红楼梦》。他不满意高鹗的续作，认为续作没有看出曹雪芹的真意。“高兰墅对于曹雪芹的政治观点的歪曲是基于他的市民阶级的市侩主义而作的；高兰墅的对于曹雪芹的情节的没有理解，则是由于他的文学才能的低能。”
他认为，续《红楼梦》大约要续三十回，这样可能更合理些。人物的处理也想尽量按曹雪芹原作八十回的思路发展，如小红应当有一段大故事，探春应当回来收拾残局，妙玉的结局也须改变，等等。
高续本中符合曹雪芹原意、已为读者熟悉的部分情节，则准备适当保留。
肖玉
攻书如捡粪
读书和检粪能有什么关系？读者一定会觉得这个题目不伦不类，而且要责怪我亵渎了攻书这件庄严的事业吧？
先不忙责备我的故弄玄虚，还是让我把丁一岚同志《忆邓拓》中谈到邓拓同志怎样学习的一段话，照录如下吧：
“关于如何学习，老邓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说：‘你看农民出门，总随手带粪筐，见粪就捡，成为习惯。专门出门捡粪，倒不一定能捡很多。但一成了随时捡粪的习惯，自然就会积少成多。积累知识，也应该有农民积肥的劲头，捡的范围要宽，不要限制太多，不要因为我管的是牛粪，见羊粪就不捡；应该是只要是有用的，不管它是牛粪、羊粪、人粪都一概捡回来，让它们统统变成有用的肥料，滋养作物的生长。”
这段话我是反复拜读，一再品味的，它确实是经验之谈。关于怎样攻书和积累知识，有许多学问家介绍过许多方法，或则高深，或则浅显，或则全豹，或则一斑，但我觉得大学问家邓拓同志介绍的这个“捡粪”法，是最通俗浅显，而又最全面精辟的。
我以前每读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和他的其它杂文，往往先是惊叹他的知识如此博大精深，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好象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继而是羡慕：我要是有他一小半的知识，一小半的学问就好了；而后是惭愧：我现在的知识实在太贫乏，太可怜了，戴着顶“知识分子”的桂冠，都觉得脸红；然后是叹息：望尘莫及，徒叹奈何。有时甚至胡思乱想起来：邓拓同志一定有非凡的记忆力和不见经传的读书法。破了“天才论”之后，懂得他纵有比较好的记忆力，也不至于非凡到比我们好出多少去；至于对“不见经传”的读书法，则还有点迷信。现在，这个读书法公诸于众了，话虽没有什么玄妙之处，朴实之中却大有讲究。
这段话首先用农民积肥的形象比拟，讲透了知识在于积累的道理。再大的学问家，他刚生下来时也是一张白纸，他的第一声啼哭也是跟平常婴儿一样，既没有表现知识，也没有显示学问。后来他之所以成为学问家，就在于他在积累上下的功夫大。农民捡粪，虽然一筐一筐的不显眼，可是半年一年过来，这一筐一筐就在村子前面变成了一堆一堆。过去农村化肥少，农民一年四季用的肥料，主要是靠这一筐一筐积累起来的。知识的增长，也是一个长期艰苦的积累过程。让我们来一个机械计算吧，一天掌握它一条知识，一年就是三百六十多条，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呢？何况再忙的人，一天也不至于只掌握一条知识。如果坚持积累下去，每一个人都有希望成为学问渊博的人。
当然，坚持积累，并不容易。它不但需要恒心、毅力，还需要行之有效、便于坚持的方法。邓拓同志从农民捡粪得到启发，总结出来的积累知识的方法，就是行之有效、便于坚持的。农民捡粪有两个特点：一是勤，出门随手就带上个粪筐，路上见到粪随时就扒进粪筐里；二是广，见粪就捡，捡的范围很宽，不管是牛粪、羊粪、马粪、人粪，只要能做肥料的，通通都捡起来。我们就将这两个特点用到学习上来。具体做法上，邓拓同志是平时读报、读书、读杂志时，往往准备一个小本本（他在谈读书的一篇杂文里还讲到，最好是小活页本，便于随时整理归类），把有用的东西随手记下来。这个本本就类似农民手中的粪筐。这里的关键，一个是随身带本子，随手就记，要“成为习惯”。这个“成为习惯”谈何容易。一见书就要眼热，想方设法要读到它；一读书就手痒，就想从书中“偷”一点东西出来，只要是有用的随手就把它记在本本上，占为已有。做到了眼热手痒，大概才能算作“成为习惯”了。养成了这种习惯，受益无穷。人们都很忙，专门读书的时间少，就象农民专门出门捡粪的时候不多一样，而且专门读书，突击一阵，还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吸收不好，不如细嚼慢咽效果好。而且这种习惯还可以推而广之，如出门访问，调查研究，也可以带本本，把生动的社会知识、生产知识“捡”回来。所谓处处留心皆学问，的确是这样。
另一个关键是要象农民捡粪那样“见粪就捡”，“捡的范围要宽”，不要太挑。积累知识要目光四射，视野开阔一点，胃口贪婪一点。开卷有益，不妨什么卷都翻开它来窥看一番，什么知识都积累它一点，在广博的基础上求精深。所谓“知识渊博”、“博学多才”，无非讲的一个是多，一个是广。农民捡粪“随身带粪筐”和“见粪就捡”这两条，用来“捡”知识，多和广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种积累知识的方法，实在是缩短知识贫乏与知识渊博之间的距离的唯一途径。
用捡粪来比喻积累知识，还使我联想到一种现象：在农村，早晚随手拿着一个粪筐的，往往是老农多，青年农民极为罕见。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许是青年农民对“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的道理，没有老农体会的深切，也许是青年农民还缺乏耐心和毅力来坚持做这种平凡的琐细劳作，也许是觉得随身带个粪筐既臭又不太雅观吧，总之，青年农民很少有随身带粪筐的习惯。在“捡”知识上往往也存在这种现象：知识贫乏的青年反而不太习惯于随身带个本本，见到有用的知识就随手“捡”起来；而知识渊博的学问家，倒是敬谨执着，坚持不懈，越捡越勤，求知欲望强烈得很。这是一种反常现象。知识既然在积累，积累的力量又在于时间，而时间对于每一个人又是有限的，那么，晚积累不如早积累，老大积累不如少壮就积累。所以，年青人把邓拓同志这种攻书和积累知识的方法及早学过来，并且坚持实行下去，其意义等于是延长了多少年的生命。
当然，积累知识的方法，只有现在才有大谈特谈的可能和必要。因为，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知识越多越反动，交白卷才是英雄。那时候，知识越多的人遭的灾难越多，学问越大的人倒的霉越大。邓拓同志之所以被摧残致死，恐怕他渊博的知识，和一百多篇知识性的杂文，是他的致命之累，正应了他自己的诗句：“文章满纸书生累”。呜呼哀哉，知识成了致命之累，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历史大曲折！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这一页含血带泪的沉重历史，终究被不折不挠的中国人民翻过去了。正如丁一岚同志《忆邓拓》中沉痛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人民中，这一页痛心的记忆已经铸成了千古难磨的历史教训！”现在，在党中央号召普及科学文化的进军中，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世界的一切在我都不生疏”，十六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又恢复了她的生命力。以知识为荣，以无知为耻的社会风尚，很快就会出现。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