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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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确也有着真的勇士。1973年一个秋天的上午，我和一位女同学一起到镇上买东西。她原是为了爱情毅然和她的男朋友一道下乡来的。起初，我们这些信奉“革命小说”的“君子”还骂她是“流氓”。现在我们已是很好的朋友了。虽是秋天的上午，太阳仍然火辣辣的很热。玉米已长得一人多高，叶片肥大，一片苍绿。我们边走边谈，插进无边的玉米地中的一条小径。周围是绿色的墙，热气蒸腾，很是闷人。但是我们每次到镇上都愿走这条路，因为可以放心地说话，玉米是不会有耳朵的。我们谈论着自己的命运、社会上的各种怪现象和报纸上的运动。后来谈到了当时声名赫赫的那位“旗手”，谈到了她的一篇“讲话”。我的同伴用极其轻蔑的口吻说：“当时我看了就很不舒服，也还算是个堂堂八亿人民的领导人呢！满篇讲话左一个‘项链’、右一个‘项链’，还不如个王熙凤，一付小娘相！”她的声音很低，可我却被震昏了，又被震醒了。我压住心跳，贪婪地听她讲下去。好像小时看着一个勇敢的小哥哥在我面前痛快地撕碎一条把我吓得要死的纸蛇一样。
忽然，一阵清风送来几声牛鸣。我们已走出了玉米地。前面仍是一马平川的土地和草原。一只鹰在高高的天空中飞着。我顿时觉得异常清爽，不觉伸直手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虽然早已看惯了塞北这“天苍苍，野茫茫”的风光，可只有这时，我才第一次发现，原来天空竟是这样宽广，可以让鸟儿自由的飞翔。
飞上苍空的鹰，是再也关不住的了。从那以后，中国大地上还刮过一阵阵妖风毒雾，甚至天安门广场那花圈的海洋上，也曾罩住了腥风血雨。但是，苍鹰在这一切之上翱翔，它穿过云雾，穿过风雨，看见太阳长在，知道春天一定会到来。
如今，已是一九七九年的春天了。“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时代，又一次过去了。
如今，爷爷整天坐在摆着一盆“万年青”的书桌边，整理着一份份讲义和稿件。他的头发更白了，而且少多了，好像都变成了雪白的长胡子。他已不摸头发而经常摸着雪白的胡子了。
爸爸的头发，也已经星星点点地白了。他戴着一副新的漂亮的黑框眼镜。以前那副，因为曾有人说“戴着黑边眼镜本身就是一种阴暗心理的发泄，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仇恨”而被砸碎了。现在，他不断地给人讲解着各种高深的理论问题和粗浅的入门知识。劝他们休息一会儿的人总会听到这样一句话：“不，时间耽误得太多了”。
我们家里又有了满满几书架的书。《怎么办》也回到我们的书架上来了。这部书虽然一直没有重印，爷爷却弄了一部旧的来。那是爷爷四十年前教过的一个学生，后来在造纸厂当党委书记。文化革命时挂着黑牌在废纸回炉车间劳动，冒着很大危险从废纸堆里偷偷捡出来的。爷爷四十年前给他讲过这部书，所以他一直珍藏着，现在送给了爷爷作为纪念。我相信，书架上这些重印的新书、珍贵的旧书，就像春天的绿叶，随着愈浓的春色，还会不断地增多的。
但是，我还是特别喜欢那部破旧的《怎么办》。尽管它的封面已经撕掉一半，上面还有擦不掉的泥脚印。我永远忘不了，正是它的力量，才使我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千里冰封之下撬开了第一道裂纹；正是它的光辉，才使我在昏沉麻木的状态中，第一次看清了姚文元那个反革命小丑的狂妄无知的面目。爷爷说得真对：“好书能使人聪明、高尚、美丽、坚强。”我甚至并不后悔曾经将它烧掉。它烧掉了，又回来了。有当年我那样一个一心想革命的孩子把它烧掉，就有那样一位革命的老干部把它从回炉的废纸堆中捡回来。这不是更说明了它是烧不掉、禁不了，也永远骂不倒的吗？
每当我打开这部破旧的书，初看时那种甜美、博爱的心情却更多地被一种强烈的仇恨所代替。我憎恨破封面上那个泥脚印：是它，扼杀了一切光明；是它，残害了无数新苗；是它，宣判了知识和真理的死刑。我看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画像，他也戴着眼镜，可能头发也白了吧。我不由得又想起了爷爷的银发和爸爸的眼镜，当然，我已经懂了，这些不是知识的原因，而是知识的结果。它们也不再对我发出神妙的光彩，而是像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我为掌握知识而奋斗，又像激昂的号角，召唤我为捍卫真理而斗争。为了获得知识，掌握真理，我们的前人除了艰辛的劳动外有许多还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天，我们又能学习它、掌握它，不也是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吗？
我今后怎么办呢？《怎么办》像个大问号似的，总这样不断地问着我，而每次我都暗暗地、坚定地回答：“怎么办？就这么办！”
方非
《外国名作家传》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一概被斥为“封、资、修毒草”，以致图书馆不敢出借外国文学书籍，出版社不敢出版翻译作品，报刊上见不到科学评价外国文学的文章。这就使得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外国文学知识贫乏，有的把肖伯纳当成中国人，也有英语专业毕业生竟不知道莎士比亚是人名还是地名！
粉碎“四人帮”以后，局面开始改变。《外国名作家传》就是为增进人们对外国作家和作品的了解而编写的一部著作。该书分上、下两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上册已经问世）。
《外国名作家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张英伦、吕同六、钱善行、胡湛珍主编的，参加撰写的约八十人中，绝大部分为该所的专业研究人员。全书近八十万字，共收外国古今著名作家近三百人。其中有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如鲍狄埃、维尔特、高尔基；有在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或具有显著艺术特色的古典作家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也适当选了些外国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如贝洛、卡夫卡和个别修正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如肖洛霍夫等。
《外国名作家传》简要介绍各位作家的生平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着重评述其创作、特别是主要代表作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点及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注意指出一些作家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对一部分反动作家则进行了必要的和有分析的批判。引证删繁就简，叙述有详有略，对大专院校文科师生、文艺工作者、外事工作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来说，都是一本有价值的好书。
《外国名作家传》中的每篇传记都附有画家高莽所绘的作家肖像插图。
万奉祥
中国古籍装帧的优良传统
中国是世界上发明造纸和印刷术最早的国家，所以历代出版的各类古籍浩瀚如海，很为丰富。
公元前一世纪，我国已有纸张出现。二世纪初，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扩大了纸张的生产，就为书籍的出版流传提供了条件。
相传，唐时，白居易的诗已有印本，曾有人用白居易的诗印本来换取茗酒。九世纪初，长江下游以北地区和四川民间都刻印有《历书》。公元八六五年（唐咸通六年），日本入唐僧宗，携回日本杂书中有西川印本《唐韵》和《玉篇》各一部。解放后，在敦煌发现的印本《韵书》和乾符四年、中和二年两种《唐历》，就是我国迄今保存下来最早的古籍。
公元一○四五年前后（北宋庆历年间）毕发明了活字版印刷术后，又加快了我国书籍的出版发行。尤其是公元十三世纪末（元大德初年）王祯发明了转轮排字架，并发展了套版印刷术，更加促进了我国的书籍出版发行。到了明代，又发明了彩色版印刷术，为印刷出版精美的彩色版书籍创造了条件，成为我国古籍出版的黄金时代。
中国的古籍，在装帧设计上形式是多样、生动活泼的，洋溢有鲜明的中国民族气派，有着优良的传统。
首先，装帧形式上，无论是用明线装订、注意格律美的线装书，或者是折叠式的折子装订，以及蝴蝶装、巾箱本（即袖珍本装订）、活页册页装等，都具有独特的民族风彩，朴素，稳重，落落大方，很有气派。多卷本的套头书，还常常备有硬面的函封。函封的设计制作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封套式的，有四面折叠合拢的，有盒子式的、箱子式的不等。制作函封所采用的材料，除厚纸版和木版外，作封皮用的有富丽的织锦绸缎，也有朴实的棉布，粗放的麻布，根据特定需要而配置，各有千秋。即使是同一本书，也有多种不同版本样式的装帧设计，例如清代优秀文学名著《红楼梦》，就有七种以上不同版本样式的装帧。
第二，无论封面、扉页、版式编排等，较注意装饰性和虚实关系的恰当处理。封面设计，一般都力避繁琐，在单纯简炼中求变化美观。扉页设计，或用图案，或用花边，或用主题性的画，一般都注意烘托书的特定内容。尤其在版式编排上很讲究。版面的周围空间留得大，常常用带有装饰性的线条作边框，文字的行距也注意虚实关系，看上去大方、清新、愉悦，使人乐于阅读。
第三，广泛运用插图，并注意插图的精美。无论是宗教经书，宋刻本《妙法莲华经》，明刻本《观音菩萨普门品经》；文艺书，元刻本《全相三国志平话》，明刻本《古杂剧》，清刻本《秘本西厢》；或者是农书，明刻本《农政全书》，清刻本《花镜》；工书，宋刻本《营造法式》；医书，明刻本《本草纲目》；散文游记，明刻本《镜湖游览志》；地方志，清刻本《西江志》等等，各类古籍，不胜枚举，都有丰富而精美的插图，为书籍的装点美化，增添形象化和生动性，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少古籍，除了图画之外，甚至是文字，还运用了彩色套版印刷，如明刻本《程氏墨苑》、《花史》、《孙子参同》、《卜竹斋笺谱》、《十竹斋画谱》，清刻本《芥子园画传》等，其彩色印刷上的处理，浓淡有致，富有层次，气韵生动，赏心悦目。
第四，印书采用的纸张，是中国特有的宣纸、棉纸、桑皮纸、毛边纸等，这些用棉、木、稻草等植物原料制成的纸，柔软，粘性好，不易脆裂，再加上用不易褪色的中国特制的墨、矿物颜料石绿、石青、朱砂等色印刷，可以使书经久保存下来。
当然，上述对中国古籍装帧印制上的优良传统，只是粗略的归纳。但仅就这四个方面，却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研究，加以“推陈出新”的。
黄可
照相排字
一说起印书、印报，就会令人联想起那不到一英寸高的铅字，这个铅字经过雕刻铜模，铸出字后，不论其大小如何，高度都是一致的，它在排字架上是按照使用频度排列的，排字工人必须谙记铅字安放的地位，熟练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