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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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拜启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
《狱中书简》不知何人所译，来书误为拙译，未审何故。辱排鄙人译事年表，以记忆力极差，又无记录，无法补充或纠正。
足下在何处工作，能见告否？
拙译巴尔扎克三种均将于一二月内出版（内《搅水女人》La Rabouilleuse一种已收到样书，不知北京市上已有发售否？），丹
纳《艺术哲学》正在上海印刷，二月中下旬可出书。
文言中“祈”字作“希望”解，不宜于信末代“颂”字或“候”字用。 又及
附 记
六六年底，听到傅雷已成古人的传闻，不胜叹惋。慑于当时文化专制的淫威，不得已而“坚壁清野”，把傅雷先生的多次来信和批阅的译稿，忍痛牺牲，投入炉中，付之一炬。现在影印的这封信，可称是劫后余灰：烧信时，趁家人转背之机，悄悄藏在后面的裤袋里，才得以保存下来。此信傅雷先生当年曾要我录副一份寄他，想必是较有内容吧。
早在大学毕业前，为了练笔，译了一点有关罗曼罗兰的文字，贸贸然寄去，请傅雷先生斧正。先生并不因为是学生的习作而鄙夷不屑，也不因为是稚拙的学步而降低要求，前后回了几封信，译稿也经仔细批阅，用红笔和蓝笔作种种记号，一一指出毛病所在。来信则结合译稿提出若干原则性意见。其中有一段话，我至今还记得：盖叫天说得好，“慢就是快”，这是指开始学艺的人，必须走得慢，要打好基础，以后才能走快。
踏上工作岗位后，学习条件甚差，周围也无师长，只好向傅译请教：对照原著，含英咀华，苦读四年。开始把妙笔佳句注在原文上，慢慢越注越多，最后发觉几乎大半都已注出，那何必不全文抄录呢？于是发心把傅译六本巴尔扎克，一本梅里美，整部《约翰·克利斯朵夫》，计二百五十四万八千字，一字不漏抄在原著上，以便随时翻检查阅。函中所说，“先生以九阅月之精力抄录拙译”，就是指这件事。当时全部傅雷译文中，只差服尔德的二十万字没抄，因为没有行距较宽的原版书，故函中有“拙译服尔德，不知曾否对校”的询问。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谈到打基础，限于我当时的条件，对照阅读，或许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当然，抄书是笨办法，未必可取，要紧的是能记在脑子里。在自己跨出第一步之前，沿着前人开创的道路走下来，看来是慢，实际可以省却徒劳的摸索，避免无谓的弯路。只有继往，才能开来。傅雷先生的翻译，也是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丰富的经验之后，才达到较高水平的。当一个人能把别人的经验学到手，他的本领就大了。这需要择其善者而从之。而有所借鉴和没有借鉴，大不一样，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六三年一月三日，我的工作有所调动。报到的当天发了一封信，把多年来对照阅读的心得和译事方面的疑义求教于傅雷先生。京沪间平信一般要走三天左右。先生收到信后，即于一月六日作复。原信已影印出来，阅者自有慧眼，毋庸赘述。这里只想说明一点，傅雷先生解放后共出版十八本译著，计四百余万言，但关于翻译理论的文字，除《高老头》重译本序和《翻译经验点滴》外，尚不多见。这跟先生“翻译重在实践”的一贯主张有关。此信谈翻译和语言问题，都能言之成理。行文也较自由，从复信时间之紧接，可推知带有相当的急就章性质。
来信中说：“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先生认为文学翻译，对原作不仅要“彻底理解”，而且要能“深切领悟”。所谓领悟，就是“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表达方面，要旨在于“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神似形似倚轻倚重的问题，我在当时甚感困惑，来信就这点作了明确的答复。而“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又与“重神似不重形似”有直接关联，过分注重形似，先不说传神达意方面的阻隔，译文文字也容易照搬原文句法，拼凑堆砌，形成翻译腔。傅雷先生不认为，破坏本国文字的结构与特性，就能传达异国文字的特性而获致原作的精神——当然，对这一见解，完全可以有不同看法，可以持保留态度，也可以有所争议。我们不妨把傅译作为一种译派，把他的主张作为一家之言对待，同时提倡各种翻译风格竞进争雄，以推进整个文学翻译事业。
傅雷先生对我是严师。严格是他的性格特点。从其译著及注释中，可看出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作风。我当年的翻译习作，花了不少力气，结果颇受先生指摘；具有调侃意味的，是我去信的文字倒反受称道。——且看后文，便知先生用意所在。记得有一封来信曾说：阁下来书文字流畅，风格浑成，一涉翻译，笔墨即判若两人。平日以自写书信与译稿对照，即可看出毛病所在。——这点对我启发很大。翻译时一般以语句为单位，上下句之间往往缺乏照应，文气不够连贯。傅雷先生要求译文能琅琅上口。文字要能读来上口，下笔时就须加以注意。一边译一边要低声念，自己听听字的多少是否能使句子站稳，节奏是否得当，音节是否和谐。经过这番指点，后来自己在行文方面就比较注意。现将有关内容追忆录出，或可为同病者鉴。
傅雷先生给我不少教益，但由于自己资质鲁钝，加之一直没搞法译中工作，缺乏实践，至今还站在文学翻译的起点线后面。友人李文俊同志为研究翻译问题，曾见过此信，这次推荐给《读书》杂志发表。征求我意见时，开初不免有点犹豫。倒不是想把先生的指教当作独得之秘，看成为学捷径，实在因为自己学习傅译尚未入门，有负教诲，披露出去，会使自己今后难于着笔。但这封信，是傅雷先生自己谈对译事的看法，有助于了解他的翻译事业。当年没有烧毁，幸存下来，那就让它重见天日，以纪念这位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文艺事业的翻译界前辈，说不定也能津梁后学，对像我当年那样有志于从事文学翻译的年轻同志或可有所助益。
傅雷/罗新璋
许崇信教授论直译与意译
福州师大许崇信教授在《从现代翻译实践重新认识直译与意译问题》文中说：意译的存在，是因为存在着不懂外语的读者，他们总是习惯于本族语的表达形式和方式。意译的特点和优点，象架设在两种文字的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桥梁，特别平坦，走过去时有康庄大道之感，而无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不过，对这种情况也应采取分析态度。一个中国读者读外国作品时竟如置身中国社会，这当然不会是很反映客观实际的东西。这说的不仅是内容，而且是形式。一种理论或原则，如果变得无法吸收新的东西，那当然是很糟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译的消极的一面，在于它的保守性，因为它容易排斥新的表达形式，总是把新的表达形式改造成自己的面貌。
在一般情况下，直译应成为翻译方法的基础，因为直译更能忠实于原文，更能反映异国的风光与情调，更能吸收我们心里所有而笔下所无的新的表达手段。但直译不是万能的方法，它有局限性，在某些情况下会碰到困难。由于语言结构的原因，民族形式与民族形式之间不可克服的因素、某些带有强烈的历史背景情味的谚语或成语等等，直译甚至束手无策。在这种场合下，意译应成为一种辅助手段。
意译不宜滥用。应该把结合本族语的特点，或结合本族的历史、文艺背景等来翻译的做法，看成一种主观性的东西而尽量避免。
知识的播种者
记先进科学普及工作者叶永烈
今年三月，文化部和全国科协共同授予在宣传四个现代化中很有成绩的著名科普作家叶永烈以“先进科学普及工作者”的光荣称号。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去访问了叶永烈。
报春花
一个晴朗的夜晚，月光皎洁，繁星点点，在上海体育馆附近，经过一畦畦的菜地，便是一排排竹木结构的矮平房，我来到了叶永烈同志的家。这是一间只有十二平方米的小房间，搭着一只小搁楼。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刘禹锡《陋室铭》。近二十年来，叶永烈创作的四十来本科普书籍，报刊上发表的五百多篇科学小品、科学童话、科学幻想小说、科学相声、科学诗……，大部分就是在这间斗室里写作的呀！
叶永烈，浙江温州人，今年三十九岁，中等身材，温文敦厚。他热情洋溢地接待了我。趁他安排孩子到搁楼上做功课的片刻，我端详了他室内的陈设。墙壁上悬挂着文化部、全国科协的奖状，上海电影局、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一九七七及一九七八年评选为先进工作者的奖状，一朵鲜艳的红花辉映其间。五斗橱上、书橱上陈放着《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人体和思维》、《宇宙、地球和大气》、《从元素到基本粒子》、《分子药理学》和多种外语科技书。书籍同红花、奖状，相互衬托，使人们想到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
话题自然也就谈到他的创作。叶永烈博览群书，视野宽广，下笔迅捷，常常如高山清泉，喷薄而出。然而要他谈创作收获，他却近乎有点腼腆。
“老叶，去年你创作丰收，能不能谈谈你是怎样取得这些成绩，如何积累知识的？”
对这样的提问，他总是简短地回答：“晤，比往年多一些。知识积累，到图书馆去看一批一批的书籍，去参观访问一些科研单位，为要弄懂计算机的两进位制，向有关科研人员请教、到生产电子计算机的工厂实地了解。至于创作丰收，也谈不上，只是养成天天写的习惯，报、刊、出版社的编辑约我写什么，我就去完成它。这也是编辑同志催促的结果啊！”
去年，叶永烈编写了八本科普读物：《石油的一家》、《电影的秘密》、《石油漫话》、《知识之花》、《治虫的故事》、《小灵通漫游未来》、《水晶宫的秘密》、《丢了鼻子以后》。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篇科普作品，如科学幻想小说《飞向冥王星的人》，科学童话《圆圆和方方》。提起《圆圆和方方》，还有一个小故事哩！一天，有一个孩子问他：“为什么象棋的棋子是圆的，军棋的棋子是方的？”他说：军棋是暗棋，如果换成圆形，竖起来不是要滚动吗？充满稚气的孩子不禁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叶永烈却认真思索起来，觉得言犹未尽，于是连夜写作起来。他提出了许多问题：为什么球是圆的，砖是方的？轮是圆的，车厢是方的？油罐是圆的，田是方的？然后给以解答，生动形象地阐述了圆和方这两种几何形状在物理学上应用的科学道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圆圆和方方》改变成广播剧。看到那收音机旁的小听众喜孜孜的神情，谁都会感到由衷的欢欣。
话题渐渐转到《小灵通漫游未来》。写这类科学幻想小说，他倒是早有此心。十几年前他曾写过一部《小灵通奇遇记》，在“四害”横行时得不到发表，只好闲置床下。直到去年，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在一所小学深入生活，发现小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