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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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不都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磨炼吗？不过孟子自己未必意识到这一点而已。
　　　　修养的含义，不光指道德品质，而且也包括知识、才能和技巧。“这位演员很有修养。”表明他有很高的表演水平。这水平，正是他长期勤学苦练和从事舞台实践的结果。同样，各行各业的专家，都对自己那一行有很深的造诣。这种造诣，就是修养。
　　　　因此，必须为“修养”恢复名誉。它不是可耻的象征，而是为了使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知识才能和生活作风达到更高水平所必须经过的途径。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不能混混噩噩度过一生。共产党人不但应当在自然界留下自己的痕迹，把地球改造得更美好，而且应当把社会推向前进，消灭一切阶级，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要具有这种精神、力量和本领，就要自觉地加强思想意识和思想方法的修养。共产主义世界观是科学，它不会自发在头脑里产生的。
　　　　必须抓紧思想意识修养，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掌握政权以后比掌握政权以前更加重要。掌权以前，斗争条件是艰苦的，危险的。当时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或是在敌人统治下面作秘密工作，不但要吃苦，而且要经历各种艰难险阻。那时当一个共产党员，不单没有什么名利可图，而且要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在这种条件下，做个党员是要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同时，严峻的斗争实践，也有力地促进一个人政治思想水平迅速提高。
　　　　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总的来说，和平环境代替了战争环境。天下是自己的天下。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有了更高的威信。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侵蚀党的组织。虽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很艰巨的任务，但是和当年打游击、做地下工作，毕竟大不相同了。因此，在某种人看来，入党不但不必冒什么危险，而且简直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事情。另外，一些经过艰苦岁月考验的同志，在新的环境里也可能产生追求享乐的思想。这时如果不抓紧思想意识的修养，党就有蜕化的危险。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解放前夕已经预见到这一点，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早就警告过：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很明显，这就是提醒中国共产党人要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党性锻炼，加强思想修养。此后十七年间，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尽管我们有顺利的时候也有困难的时候，尽管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有正确也有错误，尽管有个别人被“糖衣炮弹”打中了，但是总的说来，作为执政党的党员，不能放任自己，而应特别加强思想修养，这种风气，在党内是占主导地位的。
　　　　然而林彪和“四人帮”一得势，情况整个变了。修养成为可耻的事情，而肆意横行成为光荣的事情。老老实实，廉洁奉公，都成为“保守”的特点，而弄虚作假，投机取巧，邪门歪道，成为行时的作风。“有权就有一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是林彪、“四人帮”们到处夺权的时候，在他们的党徒中间公然流行的口号。这分明和土匪挥霍他们抢劫来的财富一样。当他们有权在手的时候，作了多少卑鄙龌龊伤天害理的事情！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不光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而且是封建主义盛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已经成为通行无阻的准则。公开和私下进行毫无廉耻的交易，为自己的子女谋求安逸而优越的职位，已经成为他们那个圈子里的社会公德。当这些人掌握权力的时候，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三亲六故捞取了多少好处！这都是无法计算的。如今这帮匪徒已经垮台了。然而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所造成的严重污染，直到现在也没有肃清。
　　　　现在，当我们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向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加强思想修养，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我们党的作风上遗留下来的污毒，十分紧迫，十分必要。因为情况越来越清楚：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家底薄的大国，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很艰巨的任务。领导人民实现这个任务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不光在政治思想上，而且在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上，都要有一个大提高，才能适应现实需要。粉碎“四人帮”以后，有很多同志精神焕发，他们和群众紧紧站在一起，使所在的地方、部门或单位，面貌迅速改观，生气勃勃。但是有少数同志的精神状态却不是这样。他们或是余毒在身，思想僵化，对党中央的路线表示怀疑甚至反对；或是挨整挨怕了，心有余悸，什么都是“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第一。有人还是靠摸气候吃饭，看风转舵。还有人革命意志衰退，忙于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女亲属准备安乐窝。令人担心的是，特殊化、“走后门”这些歪风邪气比文化大革命以前严重多了。这对一个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危险！对这些同志本人的政治生命来说，也是致命的危险！
　　　　为什么人民群众那样强烈地怀念周恩来同志呢？原因之一，就是他的高尚品质，如水晶般纯洁，在思想修养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那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光辉典范。群众怀念他，也就是向一切共产党人提出无声的要求，要求他们应当象周恩来同志那样。
　　　　毛泽东同志在三十年前谈到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时候说道：“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增强党性的基本武器，特别是执政党保持革命传统抵制腐化的基本武器。这个武器，已经多年不用了。尤其不讲修养成为时髦现象以后，更没有人去动用它了。那时，对人只有这样两条：或是捧到天上，或是打入地下，或是歌颂，或是批斗，不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何物。在这种局面下，党的肌体怎能不受伤害？
　　　　打倒“四人帮”之后，党中央努力恢复我们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给全党重新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正因为在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内部，开展了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集中解决了一大批问题，并且使全党——从全体中央委员到每个基层单位的党员，都受到一次深刻的党的传统作风的教育。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样，党员必须具有党的作风，必须遵守党规党法，也就是必须有党性，必须加强自己的思想修养，就从组织上进一步有了保证了。这就是说，现实生活已经解答了党员要不要讲修养的问题，下剩的只是为“修养”这两个字平反的问题了。
　　　　重要的问题是善于学习。为了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修养，要向实践学习，同时，也决不应当轻视读书。书籍里面保存着人类文化的结晶。共产主义者要批判地接受人类文化遗产，就不能不认真读书。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本身就是书籍。只有用这些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类思想精华武装自己，才能成为一个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林彪、“四人帮”反对讲修养的同时，也把读书的风气给破坏了。现在，在给修养恢复名誉的同时，也应该给读书恢复名誉了。“四人帮”宣传读书无用论，“批判”读书做官论，一方面表明他们是仇恨文明的野蛮人，是一伙无知之徒，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心目中最高尚的东西就是“官”，最大的乐事就是“做官”。在他们卑污的灵魂里，装满了权势和欲望，一见有人读书，便以为要去做官。他们不知道世界上除了有人要做官以外，还有人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共产主义。林彪、“四人帮”只知道沉醉在腐烂的生活里去追求享乐，是不需要修养，不需要学习的。他们怎能知道，献身给人类解放事业的共产党人，多么需要从书里吸收精神营养，不断提高思想境界呢？

李洪林
谈党史编写工作


　　　　根据我们接触到的党史工作者的意愿，这里着重谈下面三个问题和建议：
　　　　第一，迅速建立党史编写机构，开展党史研究工作问题。
　　　　建党五十八年，尚无一部党史。老一辈革命家已寥若晨星，活着的也大都年过古稀，记忆力日渐衰退，连说话能力也日渐困难。为此，着手编写党史，请老一辈革命家做指导，并抢救他（她）们记忆中的活资料，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了。如再推迟，数年之后，许多史事，将成千古疑案，使后世之人永抱遗憾；我们这一代也未尽到职责，愧对后人。
　　　　为此，建议迅速设立一个编写中共党史的机构。如现在就着手，五年左右能成书就很好。
　　　　编写机构应聘请一部分斗争经历丰富的老一代负责同志做顾问。由编写的同志们帮助他们写回忆录，组织他们开回忆座谈会。同时，发动各地党史工作者和有写作能力的同志，帮助散居各地的革命老人写回忆录。效法当年周总理发动民主人士写回忆，编出《文史资料选辑》的办法，出版《党史资料选辑》。
　　　　各地高等院校、研究所、纪念馆、博物馆的党史教研人员，要开展党史专题、人物的调查研究，编出资料、专著、年谱、传记、回忆录等。
　　　　第二，关于开放档案和编出档案、资料、译丛，鼓励写回忆录、传记问题。
　　　　现在，欧美各国都定期公布档案。我党有些档案、文件，在国外和港、台均大量影印出版。例如，台湾当局现在已经把从前在国内和革命根据地劫走的我党文件、档案，编成《陈诚石叟资料集》出版，其中绝大部分是档案、文件的原件复印。又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曾编印出版《中央政治通讯》，刊登当时中央与各省委的通讯和各省委、各根据地向中央的报告。这些文件，已由美国编成《中国共产党文件》（英文）广泛发行。日本满铁等特务机关搜集去的我党各种文件、资料、决议、传单，已在日本印成《中国共产党资料集》（日文）十四大卷。内容包括从党成立起的文告文件、重要领导人发表的文章。日本还出有逐年的党史，如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史，一九三二年史，凡我党召开的重要会议，军事上的重大活动等情况都有。这些资料在海外很流行，海外史学工作者经常援引上列资料；而在国内，这些资料的大部分都还是由档案部门封存。我党出版的报刊《红色中华》、《红星报》等，国内已很难找到。可是这些报刊在美国、日本都有全套复印，并出版了全部目录，查阅极为方便。又如，关于南昌起义，当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