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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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人类社会的性质使它可以提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那样的足够强有力的政府。这就是说，由于人类的特点，人类社会既有能力、社会中的人也会有足够的愿望来提供足够强有力的政府，该政府在用于暴力冲突的武力上至少明显强于整个社会中武力最强的个人，并有足够的能力使社会上的任何一个人服从自己的意志。这已经被整个人类的历史和当代市场经济的经验事实所证明。
人类之所以能形成这样足够强有力的政府，主要是因为
——整个人类的历史都表明：人类的生理特点，使得个人之间可以通过语言、文字等媒介进行精神交流，这种精神交流可以产生由多个个人组成的、服从统一意志的组织。在这种组织内部，不同的个人通过等级制制度或协商来协调彼此的行动。在人类内部的暴力冲突中，由足够数量的个人结合成的、服从统一意志而行动的组织在武力上强于任何单个的个人。而这种组织的现代形式就是军队。任何政府都必须以军队的武力作支柱。
——个人之间的精神交往会发展成规模巨大的社会之网，在这个社会之网中，单个的暴力组织可以以暴力为后盾强迫某一地域内的所有个人都服从自己的要求或命令。这个居于统治地位的暴力组织会以暴力惩罚该区域内的任何不服从自己意志的个人，并向该区域内的所有居民宣传这种惩罚。通过该区域内居民之间的各种精神交流，这会在该区域的居民中传播对惩罚的恐惧，从而使他们服从那个暴力组织。
人类的全部成文史描述的都是不断进行或重演的这样一种过程。这也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形成与发展变化的历史。
——无数的历史事实都证明，在极大规模的限度内，暴力作战的组织都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这种规模收益递增表现为：该组织通过暴力活动所获得的、按其全体成员平均的收益，高于不加入该组织的个人所能独立获得的收益。在人类历史上，暴力组织的规模报酬递增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政权的产生和维持都要依靠某个暴力组织（游牧部落或军队）的支持。这种暴力组织之所以有大量的战斗成员并能够统治某个地区，显然是由于它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
当然，要想成功地利用暴力组织的规模报酬递增这一特点，领导暴力组织的人就必须能在暴力组织中贯彻一套适当的激励机制，合理地分配该组织的全部收益，这样才可以使组织内的人服从组织的统一意志，积极为组织作战，并从组织外吸收大量的人员。这样作越成功，暴力组织就越有战斗力。这是一切为政权而战的暴力组织成功的秘密。
领导一个暴力组织的人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的这一愿望并不取决于他的本性是利己还是利他。任何想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愿望的人，都会愿意由自己提供并领导一个足够强有力的政府。利他的理想主义者想靠它实现自己的理想或主张，这种主张可以是建立一个完全遵守自愿交换原则的市场经济。而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同样会愿意由自己执掌一个足够强有力的政府，因为这样一个足以制服任何经济当事人的政府可以被他用来谋取最大化的个人私利：他可以使政府收益最大化，并将政府这个规模收益递增的暴力组织的经济剩余据为己有，其方法是给其它的政府成员以略高于他们在政府外所可以得到的收入，而将政府收入的其它那部分（“剩余”）收归己有。
历史上有许多完全靠暴力组织掌握政权的利己主义者。不过，这种人力图利用政府权力所得到的个人私利，也可能与市场的效率有正向关系：市场交换所增进的经济效率可能会增加他的私人收入，这会促使他去努力管理好市场。中世纪欧洲大陆的那些举办和保护集市贸易的封建领主，就是这样一种人。最早发展起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往往是君主制的国家，它们的政府也是由这种人统治着。历史事实表明，这种政府处于一个大市场（世界市场）所涵盖的地域之内，只是在这个地域内互相争霸的许多个国家政府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一国市场经济的效率就与政府的权力与利益有了正向的关系。
第四节 市场经济持续存在的必要前提：家庭和社会福利
市场经济要持续存在，它还必须能够把市场经济的当事人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当事人都总有一天会死去。如果一个市场经济不能保证再生产出足够合格的新的市场经济当事人，它显然会最终由于没有足够的市场交换当事人而自行消亡。
但是，新一代的市场经济当事人在长大成人之前，当然是没有能力进行市场交换的，他们也没有东西可以交换——一个刚刚走进社会的人，他所具有的能与别人交换的东西只是他的劳动，而在他长大成人之前，他并不具备劳动的能力。这样，新一代的市场经济当事人在长大成人之前，不可能真正以市场交换的方式与老一代的市场经济当事人往来。他们必须依靠老一代市场经济当事人赡养，而且必须以某种非市场交换的方式得到这种赡养。
至今为止，人类社会都主要是在家庭中哺育儿童和少年的。在家庭内部的各个成员之间，主要的人际关系不是市场交换关系，也不可能是市场交换关系，主要的经济往来也不可能是市场交换，而是某种共同消费的经济往来。这样，协调一个家庭的不同成员的活动的，主要不是市场交换，而是种种非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如权威的命令、惯例和平等的协商。而协调家庭成员活动的这些方式，一般都获得了伦理道德的色彩。
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从来就不提家庭内部的这些非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而只是简单地把家庭看作是市场经济中的基本消费单位。在当代西方的绝大多数经济理论分析中，实际上不存在经济当事人的再生产问题，那里描述的经济当事人似乎都会永远生存下去。宏观的经济增长理论中甚至就有一种“无限期界模型”，那里就假设经济当事人是长生不老的。而当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交叠世代模型”虽然承认，每一代经济当事人都会死去、都要让位于下一代的经济当事人，但是它假设的上下两代人的关系，却恰恰只是市场交换关系：上一代人年轻时劳动并储蓄起一笔私有的资本，下一代的年轻人就使用上一代人的资本来劳动并挣取劳动收入，而已经年老了的上一代人就靠他私有的这笔资本的本金和利息生活。在这里，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无偿抚养和非市场的经济关系同样被抹煞掉了。
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会辩解说，家庭内部的非交换协调方式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因为他们的经济学只研究市场交换中的最优化行为。但是，忽略家庭内部的非交换协调方式使经济学对许多重大的经济问题丧失了说明的能力，大大降低了经济分析的实用价值。
第一章已经说过，财产私有历来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前提。但是，私人拥有企业、私人拥有巨额财产的一个重要动力，是把他遗留给自己的后代。就是在私人的储蓄动机中，为后代留下遗产的动机也起着不小的作用。而给后代留遗产并不是一种市场交换。当然，在当代的经验性研究中，留下遗产的动机在储蓄动机中到底有多大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在没有很重的遗产税的国家，留下遗产的动机对很巨大的私人资本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不能否认的。而私人集中了巨大的资本，这对现代的企业制度和经济运行又起有着重大的影响。
前边还说过，家庭内部的非交换协调方式一般都表现为道德准则和社会习惯。反过来说，社会的习惯和道德准则也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的家庭生活有关。忽略家庭内部的非交换协调方式，使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可以完全无视某些社会习惯和道德准则在生产、交换和消费中的作用，这些社会习惯和道德准则包括权威的命令、集体的协调一致等等。而在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这一类社会习惯和道德准则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由于忽略留遗产的动机和伦理道德习惯，正统的微观经济分析中就没有了家族企业的踪影，而家族企业依靠的其实是家庭内部的各种非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但是，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中，小企业领域历来是家族企业占统治地位。这样，漠视家庭内部的各种非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使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对这个领域的许多经济行为丧失了解释能力。
非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和伦理道德对经济当事人再生产的重要性，清楚地表现在工业化社会的家庭和人口问题上。现代的工业化社会确实有一种扩大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占据的领域的倾向，许多过去以非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协调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变为以市场交换的方式来协调。这其实是现代的家庭变得越来越小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抚养只能靠非市场交换的方式，社会的协调方式越来越市场化就导致了人口增长的停滞。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倾向是人口停止增长和老龄化。
同样是由于要维持经济当事人的生存，市场经济才以一定的社会福利制度为前提。
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总是强调市场经济的均衡状态，而任何熟知市场经济实际状况的人都知道，市场经济中始终存在的是各种偶然的波动和不均衡状态。在这些偶然的波动冲击下，每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都面临着破产、失业和至少暂时没有收入的可能性。不管是多么偶然的突发事件，都可能使某些人突然陷入破产的境地，或者失去自己的工作；而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种种摩擦因素，又可能使这种人无法马上找到新的工作。这就产生了暂时的个人衰败。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个救济没有收入和财产的赤贫人口的社会福利机构。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福利机构，就难免会有丧失了一切财产和工作的人冻饿而死，或者至少使他们的工作能力受到严重的损害。简单的概率论会告诉你，只要市场经济中有一定程度的这种个人衰败的可能性，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市场经济就可能落入一个人力资源不断退化的过程。这样的市场经济最终会由于经济当事人越来越少而瓦解。
当然，上述的社会福利机构可以是私人创办的慈善机构。但是懂得实际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样的私人慈善机构远远不能满足救济赤贫人口的需要。因此，成功地建立了工业化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都不能不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由政府来主办社会福利机构，它靠政府的强制性收费和税收来获得福利救济资金。
有人会说，如果真的没有任何社会福利机构，市场经济中的人们会增加私人储蓄以应付可能的暂时性个人衰败。这其实只是理论家的幻想。不管一个人储蓄多少，他的储蓄只构成他的一部分财产；而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