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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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加入ＷＴＯ，所谓的要按照承诺的时间表去开放中国市场是没有依据的，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14、辽宁外商投资增长170％ 成就还是损害
前几天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报道，辽宁省去年的外商投资比前一年增长了170％。这样高的增长率确实惊人，而且高得不正常，但是中央电视台显然把它当作好事来报道。在新闻报道那兴高采烈的语调后面，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提供这一新闻的辽宁方面那得意洋洋的神态，他们肯定是把外商投资增加得这样快当作了“成就”。
可是，只要知道了辽宁如何使外商投资增加得这样快，有经济头脑的人就都会明白，辽宁外商投资增加得快并不是“成就”，而是地地道道地损害了整个中国经济。
去年春天辽宁经济学界的一位老朋友就告诉我，当时在上级的硬性命令下，辽宁省的各级政府都只关心两个“硬指标”：一个是要使上访的人尽可能少，另一个是要尽可能多地引进外资。为了尽可能增加本地的外商投资，各级领导都使尽了浑身解数，有些地方干脆就把肯定赚钱的项目指定给外商，以便增加对外商的吸引力。
还有一位经济学界的老朋友说得更具体。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辽宁省某市的领导下令将城市供水系统“卖”给外商，可“出售”的价格比废铜烂铁的价格还低。
这样不惜血本的大拍卖甚至大赠送，当然可以暂时“吸引”一点外商投资，于是辽宁的外商投资出现了一年170％的大增长。可是这种“廉价”牺牲的是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甚至就是辽宁当地的利益。就在辽宁省这样廉价出售甚至白送宝贵的国有资产的时候，它却在另一方面到处叫苦说缺乏投资资金；现在中国的企业都苦于没有赚钱的项目，辽宁却把肯定赚钱的项目保留给外商。这样搞出来的“外商投资猛增”怎会不是中国经济受损害的标志？
几年以来我就不断地大声疾呼：我国自1995年以来就是资金净流出国，我们缺乏的是真正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夺走了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挤出了中国的资金，使中国的资金不得不流向国外。可是有关方面却对此置若罔闻。现在辽宁提供的实际例子倒很能说明问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资金是如何被挤到国外的：国内肯定赚钱的项目都留给了外商，外商当然乐意投资，而中国的资金却丧失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只好流往国外。
辽宁2004年的情况在全中国很有代表性，这一类不顾一切地吸引外资的政策大大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净产值和利润率，加剧甚至造成了中国企业的经营困难。中国企业的利润损失和经营困难，不管涉及的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最后损害的都是中国人民的利益。
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中国的外商投资飞速地从每年不过一百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每年四到五百亿美元左右。而随着外商投资的这种飞速增加，中国企业的利润率急速下降。利润率下降不仅加剧了国有企业的经营困难，也损害了民族私营企业的利益，使它们的利润减少，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从而在国内投资和经营的动力降低。于是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正当外商投资迅猛增加、外国企业在中国大量投资的同时，大多数国有企业陷入了困境，大批工人下岗失业，中国成了一个资金净流出国，私营企业经营工商业的欲望也急剧下降。
大量的外商投资不仅是造成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大批工人失业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的民族私营企业成长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向被人视为私营经济发展典范的温州，近年私营制造业和流通业的发展就碰上了严重困难。温州人自己说，我们虽然在过去积累了不少资金，但是没法用这些资金继续经营工商业：作更高层次的制造业我们没有技术，竞争不过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开商店我们也竞争不过那些外国来的大超市。于是温州人只好把过剩的资金用来炒房产，买山西的小煤窑，使产业结构退化。而有关方面推行的种种偏向外资的政策，显然加剧了中国民族产业发展上所陷入的这一困境。
当然，在帮助外商搞垮中国企业上，辽宁省肯定不是出力最大者。这方面的头等大事业历来都是过去的外经贸部、现在的商务部外经贸部门干的。前外经贸部、特别是其中负责外资事务的部门最近这十几年作的主要工作，就是把中国人能够得到的好处白送给外商，以此养壮了外商来消灭中国企业。他们甘当外商的打手是如此奋勇，以致今年年初还坚决反对取消外商在中国投资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反对让中国企业在自己的国家享受与外资企业相同的税收待遇。其实他们代表的一直就不是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是外国资本的利益。
外资大量涌入大幅度减少了中国企业的净收益和利润，这不仅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而且间接地损害了数以亿计的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受损害的普通人民群众不仅包括大批被外资企业挤垮的民族企业的员工，更包括几千万购买了中国企业股票的股民。
十几年来，中国的股市经历了几次股票价格的惨跌，目前大多数股民已经认识到，企业股票的价格归根结底取决于企业的盈利和分红。实际上，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盈利率和分红的话，任何企业的股票价格在长期中都不会有上涨的趋势。最近这十几年来，有许多因素降低了中国国内股票上市公司的盈利，上市公司经营层的各种不正当经营和经营失败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外资的大量涌入夺走了许多高利润的投资机会，外资企业的竞争还降低了许多行业的平均盈利水平，这都是造成中国上市公司盈利率低的重要原因。
中国股市上的股票价格普遍暴跌，都发生在十几年前外商投资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之后。20世纪90年代末，外商投资开始稳定地保持在每年4百亿美元之上。自那以来，中国股市更是连遭重挫，现在已经到了任何托市的政策都无法奏效的程度。股市上的价格暴跌并非由外商投资直接引起，但是外商投资降低了国内上市公司总体的盈利率，间接地但又从根本上降低了中国所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价值，是在长期中使中国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趋于下跌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偏向外资的政策都是损害中国全体股民利益的。只要有关方面不改变其帮助外商打击中国企业的政策取向，中国股市不可能真正转变股价不断下跌的趋势。
这样看来，说以政策优惠引进大量外商投资不是成就而是对中国经济的损害，这还说得太轻。其实这样作不仅是对中国经济的“损害”，而且是对中国人民的“罪过”，甚至可以说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
可惜的是，死心塌地要帮助外国企业打垮中国企业的中国官员和政府机构太多了。不仅前外经贸部中的一大批人一直自觉地充当着“跨国公司驻中国总代表”，近两年来铁道部的少数决策者也加入了外国企业代表的行列，变着法儿要买外国设备而不买中国设备，残害中国的铁路设备制造企业。而许多地方政府的官员在帮助外商获取优惠上有更高的积极性，辽宁近两年的做法就是一例。
现在中国人民的爱国情绪正在高涨，网上已经把那些鼓吹对外投降、容忍日本侵略倾向的人列入“汉奸”名单。也许是经济学家的“职业病”吧，我总觉得那些以政策来帮助外国企业打击中国企业的人对中国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外交政策上的“汉奸”。如果谁要列出“四大经济汉奸”，前外经贸部中的某些人肯定名列第一，铁道部中的决策者和辽宁等地的某些政府官员大概会争夺第二和第三把交椅，那第四该是谁呢？
想当“经济汉奸”的那些政府官员，他们才不怕你们中国人骂呢。中国历来有那么一些官员，“笑骂任汝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给外商投资优惠不但可以获得引进外资的“政绩”，而且可以博得外国大老板以至外国政府的一片笑脸和赞扬。至于经济上对个人的好处，那可虽然不能明说但却无法胜数，从20年前的免费到外国进行豪华旅游并拿到可观的“生活补贴”，到10年前解决子女到外国留学的费用和将来的高薪工作问题，直到今天的只有天知道的好处。要让这些人在背叛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上有所顾忌，只有一个办法：叫他们因为帮助外国企业搞垮了中国企业而不能再当官。
国企改革
01、在“股份制经营”的名义下盗窃国有财产
评成都国腾的“国资民变”
左大培（2005年1月11日）
成都国腾通讯（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燕是一个人称“清纯美貌”的美女。她在从1998年开始的短短5年中，就从一个国有股份制小公司的总经理变成了一系列有相互关联关系的大公司的控股大股东，外界估计光她的私人财产就价值大约6亿元人民币。
国内有多家财经方面的报刊都于2003年发表了长篇专文叙述何燕的致富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有《21世纪经济报道》分别于2003年4月7日第21版和5月26日第21版发表的记者康庄的两篇长文“何然＝何燕：一位女亿万富豪的神秘诞生”、“旭光控股人真相：何燕（何然）与国资民变完整记录”，《商务周刊》杂志2003年9月15日出版的第18期文章《女富翁ＭＢＯ记。没有犯罪发生？》，以及《新财经》杂志2003年10月号发表的系列文章《风暴刮过女富豪》。光从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几乎所有这些文章的作者都认为，何燕的巨额财富来自对国有企业的曲线ＭＢＯ。
所有这些文章也都提及围绕何燕的ＭＢＯ所发生的公司股权纠纷。何燕在这些股权纠纷中的对手、商地置业公司的总裁宋克荒向笔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证明何燕在实施ＭＢＯ的过程中有许多不法行为，这些不法行为系统地表明，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如何打着“股份制经营”的招牌盗窃国有财产。
复杂股权结构下的大富豪
何燕是依靠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起家的。1997年9月，她还只是一个几乎纯国有的小公司的总经理。当时她任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注册资本3千多万元，由3家国有单位“中国物资储运成都（集团）投资服务公司”（以下简称中储成都公司）、“四川省邮电规划院”和“商地置业公司”分别占有38％、30％和24％的股权，另有8％的股权归成都倍特软件公司所有，可以说是个几乎100％的国有公司。而到了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