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1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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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然而，胡适说由于当时“我初到纽约，觐庄初到康桥，各人都很忙，没有打笔墨官司的余暇。但这只是暂时的停战”。＇19＇
从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所留下来的资料，以及他在《逼上梁山》里所作的回忆，我们其实可以重建出一个文学革命萌芽的端倪。如果胡适在1915年8月26日写完《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一文的时候，不但没有想到白话可以替代文言，而且还认为文言的问题不在于文言本身，而在于文言的教授法，这就意味着，一直到他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前夕，胡适还没有走到白话文学革命的门栏。胡适在离开旖色佳之前的那个夏天，跟任鸿隽、梅光迪、杨铨、唐钺等人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如果他提到了文学或诗国革命的想法，这应该会反映在他跟任鸿隽、杨铨赠别唱和的诗里。然而，他们的赠别诗里，都没有文学或诗国革命的命意。任鸿隽的赠别诗有句云：
今日复赠君，我言将何似？不期君以古，古人不足伍。不期君今人，今人何足伦？丈夫志远大，岂屑眼前名？一读卢（骚）马（志尼）书，千载气峥嵘。＇20＇
胡适在8月29日回赠的诗则云：
君期我作玛志尼（Mazzini），
我祝君为倭斯袜（Wilhelm　Ostwald）＇德国化学家＇。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
勉之勉之我友任，归来与君同僇力。
临别赠言止此耳，更有私意为君说：
寄此学者可千人，我诗君文两无敌。
颇似孟德语豫州，语虽似夸而纪实。
“秋云丽天海如田”，直欲与我争此席。
我今避君一千里，收拾诗料非关怯。
此邦邮传疾无比，月月诗筒未应绝。＇21＇
从胡适和任鸿隽唱和的赠别诗来看，在任鸿隽的理解里，胡适的志向是要作中国的马志尼。只是，胡适在祝祷任鸿隽成为中国的倭斯袜的同时，还有“私意”告诉任鸿隽，说在美国上千的中国留学生里，他和任鸿隽是“我诗君文两无敌”。由于任鸿隽的诗也极佳，胡适谦称他转学到纽约去是“避君一千里”。然而，胡适允诺说，借着美国“疾无比”的邮政服务，他们的唱和将会是“月月诗筒未应绝”。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说到写诗唱和，却一无诗国革命的痕迹。
胡适和杨铨的赠别唱和则连诗都不提了。胡适在9月2日的《留学日记》里说：
杏佛赠别词有“三稔不相见，一笑遇他乡。暗惊狂奴非故，收束入名场”之句。实则杏佛亦扬州梦醒之杜牧之耳。其词又有“欲共斯民温饱，此愿几时偿”之语。余既喜吾与杏佛今皆能放弃故我，重修学立身，又壮其志愿之宏，故造此词奉答，即以为别。
朔国秋风，汝远东来，过存老胡。正相看一笑，使君与我，春申江上，两个狂奴。万里相逢，殷勤问字，不似黄垆旧酒徒。还相问：“岂胸中块垒，今尽消乎？”君言：“是何言欤！祗壮志新来与昔殊。原乘风役电，戡天缩地（科学之目的在于征服天行以利人事），颇思瓦特（James　Watt），不羡公输。户有余糈，人无菜色，此业何尝属腐儒。吾狂甚，欲斯民温饱，此意何如？”＇22＇
图22　康乃尔大学时期的师生合影。从左到右：李观森（H。S。Lee）、金邦正、胡适、杨铨、Mason教授、Jacoby教授、任鸿隽、陈茂康（M。K。Tsen）。（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为什么在胡适所有的赠别诗里，唯独他写给梅光迪的谈到文学革命呢？这其实不难解释。胡适在《逼上梁山》里说得很明白：他们1915年夏天在旖色佳常相聚谈的“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
为什么胡适在跟任鸿隽酬别唱和的时候没提起文学或诗国革命，反倒在任鸿隽和他送梅光迪往哈佛大学的打油诗以后，他才在《和叔永戏赠诗》里谈起诗国革命呢？这也容易解释，因为任鸿隽在他的打油诗里已经先提起了文学的革命：
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23＇
既然任鸿隽在打油诗里，用胡适送给梅光迪的“文学革命”、“鞭笞驱除一车鬼”，还治胡适，戏谑他想“鞭笞一车洋鬼子”来造文学革命。无怪乎胡适干脆豁了出去，仰天长啸地宣称：“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胡适说，他在9月20日晚从旖色佳到纽约的夜车上写了这首《和叔永戏赠诗》以后，接下来的是暂时的停战。事实上，连说“暂时的停战”都算是夸张的说法，因为这时候其实还是在战争的前夕。在此之前，胡适即使跟他在旖色佳的朋友讨论了中国文字与文学的问题，文学革命的大旗，他当时还没举起呢！换句话说，这还是胡适被“逼上梁山”的史前史时期。胡适在这个时候还不认为白话文可以完全取代文言文，更遑论诗国革命了！然而，等到文学革命、诗国革命这个旌旗一旦祭出，战争就无法避免了。更重要的是，胡适连诗国革命的行动纲领都已经讲出来了：“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1＇《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18：316注1。
＇2＇　例如胡适，《〈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卷头言》，《胡适全集》，2：852。
＇3＇　例如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128。
＇4＇　Daniel　Fried，“Beijing’s　CryptoVictorian：Traditionalist　Infuences　on　Hu　Shi’s　Poetic　Practice，”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　3。3（2006），p。372。
＇5＇　Daniel　Fried，“Beijing’s　CryptoVictorian：Traditionalist　Infuences　on　Hu　Shi’s　Poetic　Practice，”p。388。
＇6＇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p。129130。
＇7＇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全集》，5：221。
＇8＇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18：99100。
＇9＇“The　Chinese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2（December　1910），pp。180193。
＇10＇　Pingsa　Hu，“Chinese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I。2（December　10，1911），pp。185189。
＇11＇　Loy　Chang，“The　President’s　Message，”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2（December，1913），p。159。
＇12＇《胡适日记全集》，1：472。
＇13＇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131。
＇14＇《胡适日记全集》，2：207。
＇15＇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18：102。
＇16＇《胡适日记全集》，2：207208。
＇17＇　Suh　Hu，“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Concluded）：III；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It　Is，”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I。6（April　1916），pp。567572。
＇18＇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18：103104。
＇19＇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18：103106。
＇20＇《胡适日记全集》，2：203。
＇21＇《胡适日记全集》，2：214。
＇22＇《胡适日记全集》，2：216。
＇23＇《胡适日记全集》，2：231。
从作英诗到作白话诗
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虽然他写下了“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这一诗句，但到底如何“作诗如作文”，他其实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1＇这可真印证了我在第二章征引的韦莲司1938年对胡适的批评。她说：“你在朋友圈里，会轻率地说出你对公众或社会事物的看法。你这样作是因为你脑筋很快，而不是因为你有了理由充分的意见。因此，当你在矛盾之海泅泳的时候，你也许看到了某些字句（相信它们是对的），就说：‘我宁愿我是对的。’”＇2＇这是许多人所不知的胡适年轻气盛的一面。
如果胡适在写下“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这样的豪语的时候，他其实对如何进行“诗国革命”，还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那么，他的灵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胡适在他所留下来的资料里，有几次触及了这个问题，但最后还是吝于吐露真言。比如说，当胡适在1916年跟梅光迪笔战正酣的时候，梅光迪就讥诋他，说他的文学观是“偷得”十九世纪功利主义以及托尔斯泰的余绪；＇3＇其文学技巧、形式，则是“剽窃”当时美国流行的“不值钱的新潮流”。＇4＇梅光迪所说的这些“新潮流”为何？以文学、美术为例：其“最著者有所谓Futurism＇未来主义＇、Imagism＇意象主义＇、Free　Verse＇自由诗＇，及各种decadent　mov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arts＇文学艺术的颓废运动＇；美术界如Symbolism＇象征主义＇、Cubism＇立体主义＇、Impressionism＇印象主义＇等等。”＇5＇
对于梅光迪说他是“偷得”十九世纪功利主义与托尔斯泰的馀绪的指控，胡适说：“余闻之大笑不已。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何议论。吾言而是也，其为Utilitarian＇功利主义＇，其为Tolstoian＇托尔斯泰式的＇，又何损其为是。吾言而非是也，但当攻其所以非之处，不必问其为Utilitarian，抑为Tolstoian也。”＇6＇至于梅光迪说他“剽窃”当时美国流行的“新潮流”，胡适反诘：
来书云：“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此一语中含有足下一生大病。盖足下往往以“耳已闻之熟”自足，而不求真知灼见。即如来书所称诸“新潮流”，其中大有人在，大有物在，非门外汉所能肆口诋毁者也……足下痛诋“新潮流”尚可恕。至于谓“今之美国之通行小说、杂志、戏曲，乃其最著者”，则未免厚诬“新潮流”矣……足下岂不知此诸“新潮流”皆未尝有“通行”之光宠乎？岂不知其皆为最“不通行”（unpopular）之物乎？其所以不通行者，正为天下不少如足下之人，以“新潮流”为“人间最不祥之物”而痛绝之故耳。＇7＇
对我们而言，胡适的反诘一点帮助都没有。这是因为对梅光迪的指控，他完全没有回答。梅光迪说他“偷得”十九世纪功利主义与托尔斯泰的余绪，他的回答是他只管中国的需要，不论西方批评家的议论；至于梅光迪说他“剽窃”美国当时流行的“新潮流”，他不直接回答，而是反过来讥诋梅光迪对“新潮流”的理解不是去亲自领略的，而是用“耳闻”的。我们知道胡适对“新潮流”，特别是艺术的“新潮流”，即使是不了解，至少是会敬而远之的。他当时所爱慕的韦莲司就是一个前卫艺术家。这不是胡适第一次批评梅光迪习于接受“第二手”的知识。他在这之前就当面说过梅光迪。他在1916年7月13日追记的日记里说：“觐庄治文学有一大病：则喜读文学批评家之言，而未能多读所批评之文学家原著是也。此如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矣。此次与觐庄谈，即以直告之，甚望其能改也。”＇8＇
当然，胡适没有正面回答梅光迪的指控，最终还是不重要的。这是因为无论是十九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