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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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不够，就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有一个时期，我的两只耳朵几乎全聋了。＇4＇
胡适好不容易三级跳，升到了澄衷最高的第二班，再升一班以后就可以毕业了，却又横生了意外。这一次跟政治、跟民族主义没有关系，而是跟澄衷教务长白振民的冲突。这个冲突的远因，是为了一堂体操课。＇5＇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1906年5月16日，那天天气极热，由于学校新定做的夏季体操制服还没到，作为“西一斋”班长的胡适，于是用天气太热没有适合的体操服为理由，跟舍监要求当天罢操。舍监要他们穿旧的体操制服。胡适去找了以后，发现不够十件。于是，就自行决定当天罢操，大家相率到教室去温课。舍监与白振民到教室来责问的时候，胡适以“天热”作为答复。白振民大怒，说胡适集众要挟。谁知道“东一斋”也跟着有样学样而罢操。于是白振民说：东一斋不操，要怪西一斋；西一斋不操，要怪胡适。后来因为胡适的国文老师杨千里的说情，才息事宁人。没想到事情却急转直下，因为那天后来下了一场小雨，热气稍退，同学于是出去补操。白振民觉得东、西两斋学生后来出去补操以后，并没有人生病，这表示原先以天气太热而罢操只是一个借口，他于是悬牌告示：“胡洪骍、赵敬承（东一斋班长）不胜班长之任，应即撤去。”
胡适说他反正已经不想当班长了，因为当班长使他荒废功课，所以也就不予计较。只是为了解释清楚，他写了一封信跟白振民解释。由于胡适同班同学余成仁说白振民说胡适好辩，胡适在这封信里，也对这一点作了辩解。白振民在第二天看了信以后，要胡适找余成仁来对质，于是事情弄得越来越僵。5月18日，白振民一天之中悬了两次牌，上午悬的牌说胡适“播弄是非、诬蔑师长”；下午悬的牌诘问胡适是否能担保将来不会再发生失序的情况。白振民每悬一牌，胡适就写一封信反驳。当天傍晚，胡适收到他二哥的信。由于胡适的二哥跟白振民从前是同学，他二哥责备胡适好名，要胡适去跟白振民谢罪。胡适只好写第三封信给白振民，在信后“略表悔意”，并说明他将辞去所有职务以为谢罪的表示。白振民收到了胡适的道歉函以后，在19日悬牌说胡适已经悔改，姑许其自新，不再追究前情。
五月间的体操事件虽然落幕，胡适显然愤愤不平，完全是看在他二哥的份上，忍气吞声。两个月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显然和胡适无关，可惜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胡适当天的日记没写完。我们只知道在7月16日那天，白振民又悬了一个牌说：“余成仁既自命太高，应听其别择相当者入之，下学期毋庸来校。”显然胡适为了余成仁被开除的事情，又跟白振民起了冲突。他在《四十自述》里也谈到了这件事情：“有一次为了班上一个同学被开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议无效，又写了一封长信去抗议。白先生悬牌责备我，记我大过一次。我虽知道白先生很爱护我，但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不愿继续在澄衷了。”
胡适离开澄衷这件事情，其实反映出他性格中不为人所知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有他气盛的一面，这是他在澄衷所写的日记里所一再自省的课题，这也是除了跟他有深交的人以外，所不知道的一面。他日后给人的理性、温文和煦的形象反映了他在内敛上所下的工夫，也更反映了这个被许多人攀龙附凤称为“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胡适，其实是一个没有什么人真正了解他的人。无怪乎胡适后来会对他的美国女友韦莲司诉苦，说他过的是一个非常寂寞的生涯；说他常常在半夜三更写出自己满意的东西，却没有可以分享的对象；说他多么渴望能找到知己。＇6＇胡适不但是一个一辈子没有知己的人，在中国近代知名的人物里，他恐怕是一个最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公众人物，然而，他又是最被人所误解的。当然，这跟他自己处处设防、刻意塑造他的公众形象是很有关系的。他1921年8月26日的日记，在这一点上其实透露了不少。那天晚上的饭局上，夏威夷出生的华侨郑莱，用西洋手纹相术替大家看相。郑莱是胡适留美时期就认识的老朋友，不会说中文。胡适是在康乃尔大学念书的时候认得郑莱的。后来胡适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郑莱则念哈佛商学院。胡适说郑莱很了解他，所以他说中的许多话是不足为奇。可是，有两点，是准到连胡适都私下称奇的，因为那是他“不足为外人所道也”的秘密：
一、他说：我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论理的影响。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面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二、他说，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欢那种gay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做很gay的生活。（gay字不易译，略含快活与放浪之意。）这一层也是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我对于那种比较严重的生活，如读书做诗，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为我有这个容易沉溺的弱点。这个弱点，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7＇
韦莲司对胡适气盛的一面其实很了解。她在1938年给胡适的一封信里，就这样老实不可气地批评了胡适：
你在朋友圈里，会轻率地说出你对公众或社会事物的看法。你这样作是因为你脑筋很快，而不是因为你有了理由充分的意见。因此，当你在矛盾之海泅泳的时候，你也许看到了某些字句（相信它们是对的），就说：“我宁愿我是对的。”我在这里想说的意思是，哲学或行为的对错，并不像历史问题那么容易来判定。由于我不清楚你在中国的生活，也无法看你用中文写的杂文，因此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定很不公平，你可能老早就把你大学时代的习性摒除了。＇8＇
＇1＇ 胡适，《四十自述残稿六件》，《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5：519。
＇2＇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63。
＇3＇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5657。
＇4＇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57。
＇5＇ 以下有关胡适跟澄衷教务长的冲突，是根据胡适的澄衷日记，请参见《胡适日记全集》，1：2948。
＇6＇ Hu to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October 31，1936，《胡适全集》，40：311312。
＇7＇《胡适日记全集》，3：294295。
＇8＇ Williams to Hu； August 31，1938。转引自拙著《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页281。
中国公学
年轻气盛的胡适既然已经两次跟教务长起冲突，现在又被记了一次大过，他也就决定离开澄衷了。1906年夏天，他去报考中国公学。他被录取以后，就在那年的秋天进入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是清末留日的中国学生回上海创办的。这件事情的缘起，是因为日本文部省在1905年11月2日颁布了一个“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取缔”在日文是“管束”、“整饬”的意思。然而，在中文听起来就很刺耳。当时谣言极多，比如说，传言说取缔规则将把中国人和韩国人并列。当时韩国虽然还没有正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殖民地的事实已经昭然若揭，中国留学生认为把中国人和韩国人并列是一个侮辱。又加上这些取缔规则里面，还有对中国留学生住宿以及行为的管理，有侵害留学生权利之虞。在抗议无效之后，中国留学生便议决罢课抗议。当时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估计有八千人之多，其中，有三千人回了国。这些从日本回国的学生在该年12月底，在
上海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拟定了自治规则。1906年1月18日，各省代表选定了第一次公学职员。且经决议，定校名为中国公学，并起草了学校章程。1906年3月4日，中国公学行开校典礼。校址所在，在上海北四川路黄板桥之北。
中国公学是在留日学生的民族主义激荡之下成立的。然而，慷慨激昂过后，许多实际的问题就出现了。首先，罢学归国的学生虽然号称有三千人之多，然而，清朝政府当然不想让他们都留在上海。其命令是：“劝令迅速各回本籍，不许逗留。”此外，根据报载，驻日公使又威胁所有学生必须在一个月，最晚两个月内，回东京上课，否则官费生停费，自费生则不送入学。于是“印斩烧叽蟀耄铛舅纳⒄哂职胫保粼谏虾５模坏桨昭Щ毓氖种弧Ｒ虼耍泄ЭУ氖焙颍挥辛桨倭父鲅�
更严重的是中国公学的财务。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上海那时还是一个眼界很小的商埠，看见中国公学里许多剪发洋装的少年人自己办学堂，都认为奇怪的事。政府官吏疑心他们是革命党，社会叫他们做怪物。所以捐钱的人很少，学堂开门不到一个半月，就陷入了绝境。公学的干事姚弘业先生（湖南益阳人），基于义愤，遂于三月十三日投江自杀，遗书几千字，说‘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遗书发表之后，舆论都对他表敬意，社会受了一大震动，赞助的人稍多，公学才稍稍站得住。”＇1＇
事实上，在中国的社会、经济、观念的条件之下，捐款和赞助都不是恒久之道。我们只要比较表2。1所列出来的中国公学1906和1907年的财务报告，就可以看出端倪。中国公学第一年，也就是1906年，总收入是52，779元。其中，捐款收入是15654。53元，占总收入的29。66％。到了次年，虽然总收入增加了一万多元，达到64371。96元，但捐款的收入却骤降到4272。16元，仅占该年总收入的6。64％；与前一年相比，降幅几达四分之三。换句话说，姚弘业的自杀，虽然引起了社会的同情，使中国公学得到了大量的捐款，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不是办学的人所能仰仗的。这一点，是中国和美国国情大不同的一点。美国的私立学校靠捐款、靠投资维持；中国的私立学校则主要
靠学杂、膳宿费的收入。1906年，中国公学在学费和膳宿费的收入是21，582元，占总收入的40。89％。1907年，由于学生增加，中国公学在学费和膳宿费的收入，增加到29741。22，占该年总收入的46。2％。如果我们在把该年制服费的收入也加进去，就将近该年收入的一半。
资料来源：《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光绪丁未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页7681。＇2＇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公学的财政实际上是不稳固的。中国公学在1906年12月向两江总督端方呈请补助，得其允自1907年正月起每年由江南财政局拨银一万二千两。此外，中国公学又得到粤督张人骏批准，由广东批银三千两。这两个拨款使得中国公学在1907年的补助款项达到21606。73元，占该年总收入的33。57％。这个来自官方的补助，加上捐款，占该年总收入的40％。当然，我们在此也必须指出表2。1的统计并不是很精确的。首先，当时的钱币单位并不是统一的，比如说，端方跟张人骏的拨款是以银两计的，而社会通用的是银元。表2。1的统计所用的单位是银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