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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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胡适，“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胡适全集》，35：322323。
＇15＇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全集》，5：228。
＇16＇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32。
＇17＇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44。
＇18＇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31。
＇19＇《胡适日记全集》，2：245。
＇20＇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27。
＇21＇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37。
＇22＇ 胡适，《贞操问题》，《胡适全集》，1：634；胡适，《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答萧宜森》，《胡适全集》，1：652。
＇23＇ 以下所讨论的周质平的文章，请参阅周质平，《国界与是非》，耿云志编，《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页5657。
＇24＇ Joseph Levenson； Liang Q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pp。1，219。
＇25＇ 胡适禀母亲，1915年3月22日，《胡适全集》，23：78。
＇26＇《胡适日记全集》，1：416417。
＇27＇ 以下有关胡适《婚姻篇》的引文，见《婚姻篇》，《胡适全集》，21：2429。
＇28＇ 胡适禀母亲，1909年9月13日，《胡适全集》，23：14。
＇29＇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
第三章 作新民，以爱国
胡适青少年时期在上海的六年，是他一生思想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对上海时期的胡适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是多亏了他所写的《四十自述》。然而，也正由于《四十自述》的关系，我们对这个阶段的胡适的认识，到今天为止，一直逃不出他为我们铺陈出来的故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对青少年胡适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那是胡适的功劳；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对青少年胡适的了解有相当的局限，那也是胡适刻意造成的。
青少年的胡适最不为人所知的，有几个面向。第一，他跟梁启超一样，有他为中国“作新民”的一个阶段。其实，他在《四十自述》里，已经很清楚地点出了梁启超对他的影响。他指出梁启超对他的影响有两点：一是《新民说》；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然而，他说的就像禅机一样，是不点破的，是要人自己去寻思体会的。第二，胡适的“作新民”与他在这个阶段强烈的爱国心是息息相关的。而“爱国”这个主题，是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所完全没有触及的。如果我们以留美作为断限来分析胡适，留美以后的他跟留美以前的他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爱国的看法。留美以前的胡适是一个动辄曰爱国、凡事不忘爱国的青少年；留美以后的胡适，在他最极端的阶段，曾经是一个即使家破人亡，也绝对不抵抗的和平主义者。第三，胡适留美以前的强烈的爱国心，又跟他当时的悲观心绪纠结在一起。胡适在1914年1月29日的《留学日记》里说，他初到美国的几年，唯一值得称颂的，是他所新得的乐观主义。＇1＇在一篇英文著述里，他把美国人的乐天与达观，比拟成一种良菌，经过几年的接触以后，逐渐医好了他的未老先衰症（premature senility）。＇2＇
作新民
胡适在上海求学的时候，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梁启超。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得很感人：
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课外的书籍。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像是在这时代读的。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往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3＇
这一段话，有回忆，也有他四十岁作回顾时的立场，更有他对梁启超的盖棺论定。胡适后来把梁启超定位为一个宣扬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思想的人。他在1933年12月22日的日记里，把中国近代思想史分为两期：一、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二、集团主义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4＇什么叫做维多利亚时代的个人主义思潮呢？那就是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所说的中国人缺乏西方民族所具有的美德：
《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方民族的许多美德。梁先生很不客气的说：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以白人相比较，条顿人最优。以条顿人相比较，盎格鲁撒逊人最优。
为什么梁启超说盎格鲁撒逊人最优呢？因为他们具有中国人“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美德。这些美德“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5＇
如果说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表扬了梁启超这些“侧重个人的解放”的美德，那么他1933年7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所作的《中国文艺复兴》（Chinese Renaissance）的讲座里，则盖棺论定地批判了梁启超的局限：
然而，就像大家都一定已经注意到的了，所有这些梁启超用他笔锋常带感情的雄辩之才宣扬的德行，几乎没有例外，全是维多利亚时代最让人称道的个人主义的德行。梁先生写＇《新民说》＇的时候，维多利亚女王才刚逝世，他很明显地是被那个盛世的荣华给镇住了。他完全看不见在那个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时代里，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运动和潮流，正在用猛烈的炮火，攻击着他这个中国信徒所最仰慕的个人主义的德行所建立起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同时，由于他的训练是新闻记者，又没有接受过任何有系统的现代教育，所以他完全没有提到西方文明的科学和技术的面向。＇6＇
西方的科学与技术？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提醒我们要注意任何人作回忆，都是从他作回忆时的背景和理念出发的。换句话说，成熟以后的胡适所念兹在兹的，就是西方的科技文明，这是他作回忆时一个重要的回溯、建构他的往事的过滤器。让我们暂且回到这段引文的重点。事实上，何止是梁启超，连年轻的胡适自己也“被那维多利亚盛世的荣华给镇住了”。四十岁的胡适回顾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思想界，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些明星，是被镇在维多利亚时代思潮的迷罩之下。然而，有趣的是，他把自己也曾经在这个迷罩下仰天长啸的历史，给神不知、鬼不觉地一笔抹杀掉了。更有意味的是，如果梁启超如他所说的，是被那维多利亚盛世的荣华给镇住了，我们或者可以更确切地说，梁启超所被镇住的，是维多利亚中期的思潮；而留美以后的胡适，虽然超越了维多利亚中期的思潮，却终其一生被维多利亚后期的思潮所镇住。但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就像胡适所指出的，梁启超的《新民说》是他被维多利亚中期的思潮所镇住的产物。而梁启超的《新民说》又镇住了年轻时在上海求学的胡适。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说》究竟给胡适的恩惠是什么呢？胡适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7＇他在用英文写的《我的信念及其演化》里，说得更为激动和彻底，他说是梁启超的这些文章“的棒喝，把我从我国的古文明是自足的，除了武器与商业机制以外，没有任何东西须要向好战、物质的西方学习的这种迷梦里惊醒过来；它们为我呈现的，是一个彻底不同的新的世界观”。＇8＇
事实上，就像我们在本章的“爱国”那一节还会详细分析的，这时的胡适，是否真的如他在四十岁时所回溯、建构的，已经从天朝的迷梦里惊醒过来了，是很值得怀疑的。我们即使暂且相信他确实已经从天朝的迷梦里惊醒过来了，他这几句话还是说得语焉不详；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惊醒过来以后，所看到的这个“彻底不同的新的世界观”究竟是什么？因为他话说到那里就打住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胡适不愿意告诉我们他这个“彻底不同的新的世界观”究竟是什么，因为它就像“禅机”一样，如果说了，就等于是说破了。胡适是一个喜欢戏弄历史家的顽童，他喜欢东挖个洞，西凿个坑，在里面塞几两黄金，然后在路边不显眼的地方立几个暗语指标。这是胡适用言教不如身教的方法，教人思想的。这其中的三昧，胡适得之于禅宗。就像胡适引苏轼写的一篇序里所说的，禅宗的方法是：“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敕。”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得白一点，就是：“禅宗的方法只是教人‘自得之’”、“不说破”；“不说破的用意是要人怀疑，要人自己去体会寻思”；“因为要不说破，又要教人疑，教人思考，所以须用种种奇怪的‘禅机’。”＇9＇
既是“禅机”，要人自己去怀疑、去思考、去寻找、去悟出来，还是颇费工夫的，是须要像胡适所说的禅学工夫里面的一诀，那就是“行脚”；就好像是“穿着一双草鞋，拿着一个钵，遍走名山大川；好像师大学生，转到清华，再转到中央大学，直到大觉大悟而后已”。＇10＇这所谓的“行脚”，对今天作研究工具齐备的我们而言，就是勤上图书馆、或是坐在办公室里用图书馆的期刊网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文章”来解疑、来自得之。等我们自己悟出来以后，就像胡适最爱作的比喻，那行脚僧说：“我大悟也！”悟到什么呢？“尼姑原来是女人做的！”胡适说顿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话不尽然是对的，至少不适合学术研究的领域，但他要人去悟他的“禅机”，说破了其实一文不值；他那所谓的“彻底不同的新的世界观”，不外乎那被维多利亚中期的思潮所镇住的梁启超的《新民说》。
如果胡适在上海求学时得了梁启超“无穷的恩惠”，受了他很大的影响，则他当时跟梁启超一样，也被维多利亚中期的思潮所镇住，就不会是一件让人惊讶的事了。然而，胡适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从年轻时候开始，就不喜欢接受二手货，不喜欢人云亦云，而宁愿要自己去取经。因此，虽然胡适的
维多利亚时期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受到梁启超的影响。然而，他很快就从几本英文书里找到他自己的维多利亚思潮的来源。最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胡适这时才学了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