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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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就画龙点睛地抖出了袁世凯及其党羽捏造民意的证据。他指出各省“国民代表大会”所上的拥戴电文，不管是从边远的甘肃来的还是从沿海富庶的江苏来的，都有这四十五个字：“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这在在地显示了整个帝制运动是由幕后的黑手在操纵主导的。
其实，胡适写这篇文章最大的目的，与其说是在为袁世凯作盖棺论定，不如说是在教训美国主持舆论的人，说他们“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更重要的是，他要强调历史的发展证明他一直是对的。他说：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给全世界听，并不是一件快意的事。虽然我很高兴这个易哄善欺的世界自己制造出来的冒牌神（false god）终于化为尘土，我的目的并不在于重复地去揭露袁世凯的“无德”。袁先生已经用他的行为写下他自己的墓志铭。而且，去杀一个已死的人，也不足以言勇。那真正促使我来写这一篇文章的，是一个信念：这整个事件带给全世界的是一个最新的证据，证明了中国对民主的向往、证明了中国对建立一个诚实开明政府的努力是绝对真心的。有一个美国作家说得很好。他说：“我不认为中国的革命失败了，因为我相信它还没结束。”辛亥革命以后所建立的民国并没有失败，因为它一直没有机会一展身手；它虽然夭折了，即使袁世凯及其党羽的反动势力一直有计划、有组织地要消灭它，但它的精神仍在，而且继续茁壮。中国这几年来内部的政治搏斗，是“新中国”所从事的搏斗，是这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与那几千年来腐蚀、削弱中国的官僚体制从事殊死斗的思想革命的新生儿。
我在本文用文献来分析的这场帝制复辟的闹剧，充分说明了这个中国旧官僚体制的人员、其习气、及其所用的方法。它登峰造极的杰作，就发生在参政院宣布在2043个国民代表里，有1993名赞成即刻拥戴袁世凯为皇帝的那一天。然而，这个旧官僚体制错估了自己的实力，也误判了全国民心的向背。它完全没有了解当它须要装模作样地“征求国民之公意”，以取得支持以及其合法性的时候，它的丧钟已经响起，它的灭亡已经可期。它这最后的政治操作及其所彰显出来的彻底的腐败，适足以帮忙“新中国”的团结，适足以驱使温和派、甚至保守派，去走向革命的阵营。这第三次革命并不是孙中山那一派过激分子所鼓动的，而主要是由蔡锷、梁启超这些温和的领袖人物领导、而由激进派从旁协助的。对于这个稳如泰山的“新中国”，旧官僚体制是欲举无力的。它的败亡是可喜可贺的。
这个旧官僚体制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中国的革命也尚未成功。但这个帝制运动让真正的问题凸显出来了：这是“新中国”与中国旧官僚体制之间的一场殊死战。我们祈愿本文的陈述会让全世界相信：“少年中国”是全心全意地为民主与启蒙在奋斗着。＇16＇
胡适这几篇在留美时期所写的批判袁世凯帝制运动的文章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通往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去实行民主。民主是须要学习、身体力行的。没有民主经验的国家想要民主，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实行民主，然后从民主的实践，去把民主建立起来。这个观点是胡适一生所坚持的。他在1930年代所说的名言：“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那句话固然有它特别的思想脉络，也就是他礼赞了二十几年的专家政治理念。（有关这点，我已在别处分析过。＇17＇将来，我还会在本传后几部再作详细的分析。）然而，实行民主政治没有什么诀窍，只有老老实实地从头作起的信念，胡适在留美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第二，辛亥革命所反映的，与其说是一个政治上的革命，不如说是一个思想上的革命。胡适在留美的时候，把这个思想的革命诠释为“新中国”、“少年中国”与旧官僚体制的搏斗的过程。他当时把这个旧官僚体制形容得比鸦片、小脚还要可怕，说它是中国的致命伤。留学归国以后的胡适会在这个诠释与着重点上作修正，但是，他所强调的“思想上的革命”将会成为他的中国文艺复兴论述的基调。
＇1＇ Hu Shi to Clifford Williams； November 2，1914，《胡适全集》，40：5。
＇2＇ Clifford Williams to Hu Shi； February 22，＇1915＇，胡适外文档案，E378。
＇3＇ Hu Shi to Clifford Williams； November 2，1914，《胡适全集》，40：143。
＇4＇ Hu Shi to Clifford Williams； January 11，1916，《胡适全集》，40：147。
＇5＇《胡适日记全集》，2：267268。
＇6＇ Hu Shi to Henry Willliams； January 31，1916，《胡适全集》，40：149150。请注意，《胡适全集》把这封信误植为胡适写给韦莲司的。
＇7＇＇Suh Hu，＇“Home News：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Tenure of Office，”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1（October 1914），p。10。
＇8＇＇Suh Hu，＇“Home News：To Consider System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2（November 1914），p。102。
＇9＇＇Suh Hu，＇“Home News：Procedure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5（February 1915），pp。304305。
＇10＇《胡适日记全集》，2：214215。
＇11＇ Suh Hu＇Hu Shi＇，“A philosopher of Chinese Reactionism，”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I。1（November，1915），pp。1619。
＇12＇ Suh Hu，“China and Democracy，”The Outlook； September 1，1915，pp。2728。
＇13＇“China：Republic or Monarchy，”The Outlook； September 1，1915，pp。1416。
＇14＇ Suh Hu＇Hu Shi＇，“Analysis of the Monarchical Restoration in China，”Columbia Daily Spectator； January 14，1916，p。7；《胡适全集》，35：176181。
＇15＇《胡适日记全集》，2：339340。
＇16＇ Suh Hu＇Hu Shi＇，“Manufacturing the Will of the People：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Recent Monarchical Movement in China，”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7：3（1917），pp。319328；《胡适全集》，35：204221。
＇17＇ 请参阅拙著，江勇振，《专家政治的礼赞：胡适挪用杜威的工具主义》，发表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5月4日主办的“胡适与近代中国的追寻——纪念‘五四’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从民族主义者到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者
胡适在为辛亥革命作辩护、在力挽美国媒体捧袁世凯的狂澜的时候，也正是他自己在政治思想上产生急剧而深远的变化的阶段。这个变化有几个转折点，其轨迹在他的《留学日记》里还斑斑可寻。等胡适的蜕变完成以后，他先是一变，从他在上海求学时期所形成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变成一个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公民；再一变而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世界公民；从世界公民，他再变成一个绝对的不争主义者；最后，再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
胡适从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蜕变成一个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公民的过程并不是很平顺的，他内心挣扎了相当一段时间。这感情上的包袱，不是单纯理智上的认知与觉悟就可以把它弃之敝屣的。特别是在像民族主义与个人认同这些最能让人血气沸腾的问题上，感情所扮演的角色总是那抱残守缺的最后的“卫道者”。他在1912年10月25日的日记里，还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跟罗马人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国家的观念有关。换句话说，跟中国人犯的是同一个毛病：
下午在藏书楼读Grote； History of Greece＇格鲁特著《希腊史》＇。此为世界有名历史之一，与吉本之《罗马衰亡史》齐名。忽念及罗马所以衰亡，亦以统一过久，人有天下思想而无国家观念，与吾国十年前同一病也。罗马先哲如Epictetus＇55135，伊匹克提特司＇and Marcus Aurelius＇121180，奥列里厄斯，著有《沉思录》＇皆倡世界大同主义，虽其说未可厚非，然其影响所及，乃至见灭于戎狄，可念也。又耶教亦持天下一家之说，尊帝为父而不尊崇当日之国家，亦罗马衰亡之一原因也。注：吾作此言，并非毁耶，实是当日实情。后世之耶教始知有国家，其在当日，则但知有教宗（Church）耳。＇1＇
这段日记里最耐人寻味的是他说：“世界大同主义，虽其说未可厚非，然其影响所及，乃至见灭于戎狄，可念也。”有谁能预料这个说出世界大同主义亡国论的胡适，两年后会变成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呢！胡适写这则日记的时候，已经是康乃尔世界学生会一个活跃的会员了。他在1911年9月6日搬进世界学生会，1912年5月被选为1912学年度的纪录。再过一年，他当选为1913学年度康乃尔“世界学生会”的会长。世界主义的理想已在他的内心中滋长着，可是他的情感仍然在抗拒着。到了1913年4月，胡适在美国留学将近三年了。他还是持两端，试图在国家与世界之间找到一个可以让他安身立命的地方：
吾今年正月曾演说吾之世界观念，以为今日之世界主义，非复如古代Cynics and Stoics＇犬儒与禁欲派＇哲学家所持之说。彼等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甚至深恶国家之说。其所期望在于为世界之人（a citizen of the world），而不认为某国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义则大异于是。今日稍有知识之人莫不知爱其国。故吾之世界观念之界说曰：“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顷读邓耐生（Tennyson）诗至“Hands All Round”篇有句云：“That man’s the best cosmopolite/Who loves his native country best”（彼爱其祖国最挚者，乃真世界公民也）。深喜其言与吾暗合。故识之。＇2＇
换句话说，直到1913年4月，胡适仍然认为希腊、罗马的哲学家囿于其希冀作为世界公民的盲点，反而不如现代稍有知识的人都莫不知爱国的道理。所以，他才会最喜欢邓耐生的诗句，说只有真正爱国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
胡适刚刚觉得他已找到了爱国与世界大同并行不悖的交会点，但这个信念很快就受到了挑战。这个挑战的起因，是美国出兵干预墨西哥的革命。胡适在1914年5月15日的《留学日记》里说：
自美墨交衅以来，本城之Ithaca Journal＇《旖色佳新闻报》＇揭一名言：“吾国乎，吾愿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My Country——May it ever be right； but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意言但论国界，不论是非也。此言揭诸报端已逾旬日，亦无人置辩。一日，同居世界学生会之各国学生谈论偶及之，有表同情者，亦有反对者，莫衷一是。余适过之，聆其言论，有所感触，故以所见作一书寄此报主笔。其人不敢登载，社中访事某女士坚请登之，乃载入新闻栏。昨日余往见前校长白博士之夫人，夫人盛称余书，以为正彼所欲言而未能言者。白博士曾两任使德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