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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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留美时期就不喜欢社会主义。我在上文引了一段胡适对安吉尔的描述。他起初以为安吉尔是一个唯物论者。一直到1915年6月开这个“国际关系讨论会”才发现他虽然着眼于经济的因素，但他的根本主张跟社会主义大相径庭。有趣的是，倭令在他的演说里，说虽然安吉尔对战争所作的经济分析跟社会主义者的分析有不谋而合的地方，但安吉尔是“布尔乔亚的和平主义者”。
如果胡适在日记里漏列了倭令，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完全没有兴趣，甚至可以说是敌视；那是意识形态作祟。他在“民权与兵祸”这个议题下只列了康乃尔政治学教授山姆·奥兹（Samuel Orth）。他不但略掉了倭令，也略掉了安吉尔反驳说欧战是资本家的阴谋的演说，还略掉了海斯（Alfred Hayes）教授关于欧战与社会问题的演说。
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所漏列的第二项，不是议题，而是一个与会演讲来宾。漏列的原因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而可能是下意识地，想把他个人盛气所得的报应，从记忆里剪除。这个盛气跟他的脾气中有人所不知的“冲”的成份多少有点关系，但主要还是跟他当时所服膺的绝对不抵抗主义有关。只是，那绝对不抵抗主义的盛气让他在会场上“逾了矩”。胡适漏列的与会来宾，就是他在会上得罪了的哈德逊·马克辛爵士（Sir Hudson Maxim，18531927）。马克辛是美国人，后来得到英国的爵士头衔。马克辛机关枪是他的哥哥海荣·马克辛（Sir Hiram Maxim，18401916）爵士发明的。哈德逊·马克辛也是一个军火发明家。1912年，他在一个实验中，因为雷汞爆炸，失去了左手。马克辛在1915年出版了一本书：《不设防的美国》（Defenseless America）。顾名思义，马克辛的主旨是美国必须增加军备以免为敌所乘。
马克辛在“国际关系讨论会”上的第一个演说的题目就是《不设防的美国》。他一开口就跟和平主义者挑衅。他说他把一万本《不设防的美国》，免费赠送给1915年大学应届毕业生，目的无它，就是要激怒和平主义者。他这篇演说，几乎没有任何立论，只是一个又一个故事、笑话或无稽之谈。就举几个例子：
我在我的书里说，速射炮是人类史上最救人命（lifesaving）的大发明。这句话是真的。随着武器的射程和杀伤力的增加，敌对的双方就把他们军队的对峙点拉得更远、分散得越广、向地下挖战壕。在古代就不一样了。当人们用刀、矛、战斧来对打的时候，他们就像饿狼一样扑向对手。＇48＇
又：
今天在战场上受伤而死的人数要比从前少。这是因为伤兵马上就可以得到现代医学的照料。今天的士兵可以被打得满身是弹痕，却伤得一点都不严重。许多从战壕被送到医院里去的年轻人，得到的是能治百病的贴心的照应。等他回到战壕里去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是照顾他的护士那温婉焦灼的眼神。他如果又需要被送回医院里去的话，其实是不怎么在乎的。
再：
高效炸药的性能太不为人了解了。当一颗炸弹在地上或任何坚固有抗力的物体上爆炸的时候，那白热的瓦斯是以一种倒圆锥形的方式反弹出去的。所以，在水平线上受到的影响并不大＇亦即：没有什么杀伤力＇。
等马克辛的第一场演讲结束，开始发问的时候，他还是没有立论，还是只有故事、笑话和无稽之谈，甚至用吓唬的伎俩来说明备战的必要。他说：
你们一定听说了＇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那些将来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在座的一些年轻人，将会有机会因为抗拒外敌欺凌你们的妻子或甜心，而被杀死。我说的是实话。这些事情就会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的家园将会被侵犯，我们的妻女将会在我们的眼前被蹂躏。那是一种更上一层楼的酷刑，敌人会强迫我们再不情愿也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淫行。
当一个与会代表说人类是越来越趋向合作，我们应该避免战争的时候，他反问道：“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来告诉我有哪一个战争的结果没有带来好处？”他说欧战不是因为备战而发生的。他说事实刚好相反。在开战以后，德国才发现它低估了三倍其所需的军备；协约国方面则短少了十倍。换句话说，欧战的起因是军备不够。他说如果英国能投下五十亿金元的国防经费，德国胆敢开战吗？安吉尔反诘说，德国就是有四倍大的海军，和平还是无望的。马克辛于是又反诘：
我几分钟前才问你们能不能举出任何一个大战，其结果没有带来好处。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内战打得好，它让黑奴获得自由。北方也许可以用买的，但并没有这样做。独立战争是不是一件好事？其结果当然是好的。回顾历史，你会发现很多战争都带来了好处。我并不是在为战争辩护。战争有两种，一种是好的，另一种是不好的。老战神有双重人格。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是不好的；反侵略、反掠夺的战争，这也就是说，自卫的战争是好的。
马克辛的嬉皮笑脸显然是故意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激怒听众里的和平主义者。讷司密斯虽然说大会特意请来一些极端的强硬派，目的是让学生有机会去面对最严峻的思想修行。但是，说比做容易。可以想见的，听众真的让马克辛给激怒了。连安吉尔都忍不住了，好几次诘问马克辛：“你到底支持的是什么？是战争还是和平？”结果，最忍不住冲动的是胡适。他站起来发言：
我的印象是：这整个晚上，我们的演讲者在演讲里一个立论也没有。而我是非常认真地在听着。既然演讲者没有任何值得去反驳的论点，既然他保证他明天上午的演讲会给我们一些事实，而不只是笑话和俏皮话，我提议现在就散会。
胡适的动议，得到附议。但表决的结果没有通过。接着，有人提议向马克辛致歉。这个动议得到附议，表决的结果通过。这个在会场上由胡适惹出来的风波，虽然在会场上以致歉的方式平息了，没想到却居然继续延烧到《纽约时报》上。马克辛投书到《纽约时报》，抗议报纸的报道歪曲了他的意思。他说他并没有说战争是好的，而是说战争有好的跟不好的。他接着在这封读者投书里批评大会对他是不怀好意的。他说：“大会给了我五十分钟演讲的时间，但却故意安排一个钟头的时间给闹场子的人（hecklers）问问题。他们以为这就可以给我难堪。他们低估了我，因为我一向就喜欢跟找渣子的和平主义者抬杠。”在这封信的尾端，他没指名，但说的就是胡适引起的风波：
有一个过激的和平主义的支那人也说了一些鲁莽的话……有理性的听众于是提议向我道歉。过激的和平主义者试图用提议散会的方式来打断会议。他们输了，因此就投票表决是否要道歉。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听众起立喝彩表示赞成。过激的和平主义者愤怒地站起来准备离席。然而，因为他们跟那些起立赞成向我道歉的人刚好都是站着，于是向我道歉的动议，就等于得到了听众全体一致的赞成。这以后会议又进行了半个钟头。会后，那个犯了错的支那人过来向我道歉。＇49＇
马克辛的读者投书引来了葛内特（Lewis Gannett）的反驳。葛内特就是当晚提议道歉的人。他是胡适的好朋友，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后来是《国家》（The Nation）杂志的记者，北伐时去过中国采访。葛内特的读者投书主要在指出马克辛颠倒黑白。马克辛辩白说他没说过战争都是好的。葛内特说：就话论话，马克辛是没那么说；但是，他是要听众举个例子来证明世界上有不曾带来好处的战争。结果，当听众举出了克里米亚战争、巴尔干战争的时候，他就马上转移了话题。至于马克辛所描述的过激和平主义者行为的问题，葛内特说他根本就把提议散会跟提议道歉的顺序弄颠倒了：
马克辛先生说过激的和平主义者试图阻止道歉的动议通过，用提议散会来打断会议。投票赞成散会的是我，但提议道歉的也是我。我了解提这些动议时的气氛如何。道歉的动议是在散会的动议之后，不是在前。我觉得有些年轻人在表达他们真诚的意见——那些意见我完全赞同——的时候，他们对马克辛的银发有点不敬，而马克辛先生当时也激动异常。在那种气氛之下，继续讨论是徒劳无益的。致谦的动议是在那种气氛下提出而且通过的。
听众里有三分之二不能苟同马克辛先生的想法，几乎百分之百对演讲者抱有敌意，那是我生平仅见的一次。他演讲后的讨论就是最好的证明。没有一个人支持马克辛先生；但三分之二以上的听众都能一哂马克辛先生的机智、反唇相讥以及他那些引人发噱的牛头不对马嘴的故事。马克辛先生没办法立论，但他知道怎么说故事。众所周知，马克辛先生主张立时大幅度地增加我们的海陆军，来作为一种“和平的保险”。当他歌颂战争到一半，被人打断，问：“你到底是赞成和平还是为战争？”马克辛先生的回答是：“让我告诉你一只小母鸡的故事。”＇50＇
这是1915年6月间的故事。胡适从这次的风波中学到了教训。怪不得他会在1916年4月，也就是我们在下文会提到的他写给韦莲司的信里说：“我也一样觉得，想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别人身上是愚蠢的做法。”然而，即使胡适在这个事件上学到了教训，这跟他在会后对马克辛道歉是两码子事。他的道歉显然只是礼貌上作个样子而已，完全没有实质上的意义。马克辛会后四处在报上投书，包括给旖色佳地方报写了两封，胡适的反应是除了不屑，还是不屑。他把那两封马克辛的信剪下来，附在1915年7月15日写给葛内特的信里。他说：“对这种垃圾、鸡毛蒜皮事儿，我是不会再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了。”＇51＇
事实上，这个“国际关系讨论会”是胡适政治思想再一次的转捩点。一直到开这个会议的时候，胡适还是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这也是他在马克辛那场演说的发问时段闹出风波的理由。不只如此，胡适在会场上的几次发言以及他后来作的一次演说，都在在说明了他当时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绝对不抵抗主义者。比如说，出版家帕特南（Gee Putnam）代表主张备战的“国家安全联盟”出席该会。他在演说中表示，“国家安全联盟”主张成立一个国际的联盟组织，由一个国际的最高法庭来仲裁国际纠纷。然而，不像当时已成立的海牙国际法院，这个国际的最高法院将有一个国际警卫队——陆海军都有——来作它的后盾。每个会员国都必须根据其人口和财富的多寡，按比例分配派兵参加这个国际警卫队。这个国际仲裁的观念，包括以国际的警卫队作为后盾，都是后来转为国际仲裁主义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