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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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项决议将呈递给威尔逊总统、国会议员以及泛美联盟（Pan American Union）的董事会。＇58＇
＇1＇《胡适日记全集》，1：415416。
＇2＇《胡适日记全集》，1：438。
＇3＇《胡适日记全集》，1：461。
＇4＇《胡适日记全集》，1：520521。
＇5＇《胡适日记全集》，2：138。
＇6＇《胡适日记全集》，1：521。
＇7＇《胡适日记全集》，1：523。
＇8＇《胡适日记全集》，1：524。
＇9＇《胡适日记全集》，1：524525。
＇10＇《胡适日记全集》，1：551。
＇11＇《胡适日记全集》，1：553。
＇12＇《胡适日记全集》，1：555556。
＇13＇《胡适日记全集》，2：366。
＇14＇《胡适日记全集》，1：547。
＇15＇《胡适日记全集》，1：547。这首诗后来收入胡适的诗集时，更改了几字，此处，根据他的《留学日记》。
＇16＇《胡适日记全集》，1：437。
＇17＇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December 3，1914，《胡适全集》40：14。
＇18＇ 胡适，“What An Oriental Sees in the Great War，”《胡适全集》35：135143。
＇19＇《胡适日记全集》，2：18。
＇20＇“Editorial：Adequate Defense，”The Public； XVII。871（December 11，1914），p。1177。在此特别向我任教的德堡大学图书馆的同事Kathryn Millis致谢，帮我找到这个周刊和这篇社论。
＇21＇ 以下有关“充足的国防”的讨论，是根据《胡适日记全集》，1：565568。
＇22＇“Noted Men Demand We Arm for War，”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914，p。1。
＇23＇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p。61，76。
＇24＇“The Meaning of the War，”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3，1914，p。8。
＇25＇ 邵建，《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页122。
＇26＇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p。7576。
＇27＇ 以下有关“世界学生联合会”年会的叙述，是根据《胡适日记全集》，2：79。
＇28＇《胡适全集》里的日记的英文部分，凡编者所附中译都须慎用，因为错误累累。
＇29＇《胡适日记全集》，2：18。
＇30＇《胡适日记全集》，2：3538。
＇31＇《胡适日记全集》，2：44。
＇32＇《胡适日记全集》，2：5051。
＇33＇ Hu to Williams； February 25，1915；《胡适日记全集》，2：52；以下有关胡适因“二十一条”与中国留学生的辩论，请参阅拙作《星星·月亮·太阳》，页4953。
＇34＇ Williams to Hu； February 26，1915。
＇35＇ Hu to Williams； February 28，1915。
＇36＇《胡适日记全集》，2：56。
＇37＇“Japanese Demands Arouse Indignation，”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6（March，1915），p。400。
＇38＇ W。K。Chung，“Korea or Belgium，”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6（March，1915），p。334。
＇39＇ Suh Hu，“A Plea for Patriotic Sanity：An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7（April，1915），pp。425426；《胡适日记全集》，2：7376。
＇40＇《胡适日记全集》，2：8990。
＇41＇ Williams to Hu； March 25，1915。
＇42＇ Hu to Williams； March 28，1915。
＇43＇ Hu to Williams； April 26，1915，Enclosure。
＇44＇ World Peace Found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oston：World Peace Foundation，1916）。
＇45＇ 以下有关胡适对“国际关系讨论会”的记载，请参阅《胡适日记全集》，2：134144。
＇46＇ Gee Nasmyth，“Preface，”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
＇47＇ William Walling，“The Social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War，”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209233，此处的引句在第216页。
＇48＇ 以下有关马克辛的演说及发问，请参阅Hudson Maxim，“Defenseless America，”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29146。
＇49＇“Unbloodthirsty Mr。Maxim，”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1915，p。10。
＇50＇ Lewis Gannett，“Mr。Maxim’s Audience，”The New York Times； July 4，1915，p。10。
＇51＇ Hu Shih to Lewis Gannett； July 15，1915，Lewis Gannett Papers，16811966（inclusive），19001965（bulk），MS Am 1888（586），deposited at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52＇ Major G。H。Putnam，“The Question of Increasing the Arma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20，129。
＇53＇《胡适日记全集》，2：138。
＇54＇ Suh Hu＇Hu Shih＇，“Does Might Make Righ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thics，”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47351。
＇55＇《胡适日记全集》，2：140。
＇56＇ Norman Angell，“Discussion Following Address by Mr。Hu，”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51352。
＇57＇ Norman Angell，“NonMilitary Sanctions for International Law，”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77194。
＇58＇“Resolutions，”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84385。
国际仲裁主义
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所以你＇注：唐德刚＇现在可以了解我是‘强制维持和平联盟’一个早期的皈依者。”＇1＇从字面来说，这句话当然不能算错，因为“早期”是一个相对的名词。多早才算是早期呢？“强制维持和平联盟”是在1915年6月17日成立的，而当时的胡适其实还是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然而，胡适是不是一个早期的皈依者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所作的这个回忆，适足以掩盖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他原来是反对“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一个人。
但是，就像我在前一节的分析里所指出的，“国际关系讨论会”是一个转捩点。“国际关系讨论会”所凝固起来的思维，最后是体现在大会结束时所作的决议，那就是国际仲裁的主张。这对胡适而言，一定是震动莫名的。然而，这对胡适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毕竟，在他走到绝对不争主义的心路历程中，他的起点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在他的思想渐次蜕变的历程中，他从一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先是转变成一个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公民；再一变而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世界公民；从世界公民，他再变成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现在，是胡适再一次蜕变，成为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的肇端。这就是胡适仲裁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他此后一生所服膺奉行的。
在我们开始追寻胡适转向国际仲裁主义以前，我必须改正三个我自己先前所犯的错误。我在英文版的《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一文里说：胡适从一个“狂热的和平主义者”转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这与其说是一个转变，不如说是他世界主义在逻辑上更进一步发展的自然结果。其次，我在那篇文章里，还认为胡适从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转向成为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主要的影响只有杜威。第三，我在那篇文章里完全没有提到安吉尔对胡适的影响。＇2＇现在，这三点我都需要作修正。按照我在本书的分析，胡适转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就意味着他扬弃了他之前所服膺的绝对的不抵抗主义。那不是他前一个阶段的立场的逻辑延伸，而是转向。因此，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的是正确的；他说他“放弃了不抵抗主义，而开始接受这个比较新的、具有建设性的对力量的看法，这个用法律的条件来更有效、更经济地使用力量的哲学”。＇3＇其次，从上节的讨论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胡适转向的契机是在他开“国际关系讨论会”的时候。安吉尔提出仲裁的主张很显然对胡适有极大的影响。这发生在他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以前。杜威对胡适的影响，主要在于为他提供了分析的观念与语言。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国际关系讨论会”是胡适从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转向国际仲裁主义的转捩点呢？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胡适在会期当中就意识到地层的移动。他在会议期间，6月21日，给韦莲司的信上说：“我在与会代表当中找到了几个不抵抗主义的支持者：一个匮克派的女性、一个天主教徒、还有妳离开旖色佳那个晚上所认识的洛克纳先生＇“世界学生联合会”秘书，始终是不抵抗主义者＇、讷司密斯先生＇后来变成“强制维持和平联盟”麻省分会秘书＇、甚至安吉尔（或许有所修正）、以及我自己。”＇4＇他7月1日在会后追记的日记里还只用“不争主义者”来称呼自己及其同志：“会员当中乃有持‘不争主义’者二十余人。”但是，他在当天写给韦莲司的信就把“道义的抵抗”加进去了：“另外一个令人欣喜的特色，是有一大批不抵抗主义或道义的抵抗的支持者。七十多个与会代表里，至少有二十个是。”＇5＇胡适在这封信里附了一些简报，可能也包括了“国际关系讨论会”在会后所作的几项决议。
韦莲司在7月13日的回信，在在地说明了她跟胡适“智者”所见略同：
这自然让我在脑海里刻画出一个世界舞台的形象。其中，国际法与法庭已经成为事实，反映了国际警卫队是实际的需要的信念。这至少在教育能作得更深、更广以前必须如此。在群众暴动等等危急的情况之下，道义的抵抗，如果没有一个显著的标志来作后盾，是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我想这或许就是“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态度。我起初很不喜欢那个联盟的名称。你的看法如何呢？＇6＇
胡适在次日给韦莲司的信，石破天惊，完全一反他绝对的不抵抗主义：
妳说国际关系在不久的将来（也许甚至在遥远的未来）都必须使用武力，这句话是对的。旖色佳的讨论会有很多支持道义的抵抗的代表。但是，当讨论会作决议的时候，全体一致地宣告说他们支持用军事或经济的力量来做国际法的后盾。诺曼·安吉尔主义者（Norman Angellists）＇胡适意指所有与会代表都是安吉尔的主张的支持者＇从来就不主张裁军。＇7＇
曾几何时，胡适居然从一个反对“以暴制暴”的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从来就不主张裁军”的人？我们记得在五个月前，也就是2月中，他还去参加了“美国限制军备联盟”在纽约召开的会议。当时成立的“废除军国主义大学联盟”的名字还是他取的呢！他的“必也一致乎”到哪儿去了？胡适在两个星期以前，也就是7月1日追记“国际关系讨论会”的日记里，还在歌颂“和平非攻”呢！他当时还说：
今之持和平之说者类多少年。一日余与克雷登先生谈，先生感叹世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