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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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5'
显然胡适在十一二岁的时候,不只是“稍活泼一点”而已,也不只是“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而已,他实际上是发起人和导演。他在《四十自述》增订版的残稿里回味无穷般地说得更为生动:
有一年,我邀了一班孩子学“做戏”(演剧),置备了一些刀枪、胡子、马鞭子;戏场有时在我家门口的空坦上,有时在祝封叔家门口的稻田里。做戏总在有月亮的夜里。小孩子们都不喜欢做文戏,又没有人肯做女角,所以我们多做武戏。我懂得戏的故事最多,故我自然成了一种“导演者”。我记得有一次我做'《水浒传》'“擒史文恭”里面的史文恭,仰面跌倒在稻草垫的田里。别的戏我记不得了。'6'
问题是,胡适的母亲不喜欢他有“儿童游戏的生活”:“她从不当众人前面责备我。有时她知道我跟一班小孩子去顽了,她只叫人去喊我回家。夜静上床时,或第二天睡醒时,她才教训我,教我不要跟着那些孩子‘嬉野了心’(我们土话叫游戏为‘嬉’)。”'7'
'1' 胡适,《四十自述残稿六件》,《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5:513,515。
'2'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33。
'3'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34。
'4' 胡适,《四十自述残稿六件》,《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5:523。
'5'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34,35。
'6' 胡适,《四十自述残稿六件》,《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5:524。
'7' 胡适,《四十自述残稿六件》,《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5:524525。
小说“罗生门”
然而,有趣的是,胡适说他母亲有她的盲点。他说:“有一种游戏,比月下稻田里做武戏要有害得多多,她却不知道禁止我,这就是看小说。”乍看之下,这好像跟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所说的话两相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要描述胡适的早年生活,一定不能被胡适牵着鼻子走,照本宣科地跟着《四十自述》依样画葫芦。所有的自述和自传都有它写作的时代背景,都有作者写作时的考虑,除非作者存心作伪,它当然是反映了作者的心路历程。然而,这个心路历程毕竟是作者建构出来的。所有的怀旧忆往,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都经过了渲染、淡出的筛选过程,都是对自己过往人生的重新诠释。事实上,胡适看小说这个看似再单纯不过的故事,居然像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一样,有多重版本,而且每个版本的作者都是胡适自己。第一个版本就是《四十自述》,他全面肯定了小时候读传统白话小说的好处。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惟妙惟肖地描写他如何在意外中发现小说的经过:
当我九岁时,有一天我在四叔家东边小屋里玩耍。这小屋前面是我们的学堂,后边有一间卧房,有客便住在这里。这一天没有课,我偶然走进那卧房里去,偶然看见桌子下一只美孚煤油'美国洛克斐勒家族的企业,原来叫Standard Oil,即现在的ExxonMobil'板箱里的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我偶然捡起了这本书,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扯破了。但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本破书原来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记得很清楚,开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锡”一回。我在戏台上早已认得李逵是谁了,便站在那只美孚破板箱边,把这本《水浒传》残本一口气看完了。不看尚可,看了之后,我的心里很不好过:这一本的前面是些什么?后面是些什么?这两个问题,我都不能回答,却最急要一个回答。'1'
皇天不负苦心人,后来终于让胡适找到了《水浒传》的全部。此后,他到处去借小说来看。借他小说,帮他找小说的好几个人,像他不长进的大哥、五叔、宋焕哥、三姊夫都是吸鸦片烟的,这是因为小说是烟榻上最好的伴侣。连他的大嫂都是帮他搜小说的人,因为他的大嫂认得一些字,嫁妆里带来了好几种弹词小说,如《双珠凤》之类。“这些书不久都成了我的藏书的一部分。”二哥、三哥在这方面给他的帮助不大。他的三哥得了肺病,在家乡时多,但由于“他同二哥都进过梅溪书院,都做过南洋公学的师范生,旧学都有根柢,故三哥看小说很有选择。我在他书架上只寻得三部小说:一部《红楼梦》,一部《儒林外史》,一部《聊斋志异》”。他二哥在这方面的帮助,则在于把外国小说引介给胡适:“二哥有一次回家,带了一部新译出的《经国美谈》,讲的是希腊的爱国志士的故事,是日本人做的。这是我读外国小说的第一步。”胡适说在所有的人里,帮他借小说最出力的是他的族叔胡近仁,他只比胡适大五岁,是胡适成长阶段最好的朋友。胡适说胡近仁家中颇有藏书。他看过的小说,常借给胡适看;胡适借到的小说,也常借给胡近仁看。“我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折,把看过的小说都记在上面,时时交换比较,看谁看的书多。”可惜这两个折子后来都不见了,但胡适记得在1904年他十二岁离开家乡到上海读书时,他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三十多部小说了。'2'
胡适说他小时候所看的这三十多部小说,包括弹词、传奇及笔记小说在内。有《双珠凤》、《琵琶记》;也有《聊斋》、《夜雨秋灯录》、《夜谭随笔》、《兰苕馆外史》、《寄园寄所寄》、《虞初新志》等等,种类不同,品位也天差地别。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妆楼》一类最无意义的小说”,也有“《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一类的第一流作品”。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只提了他小时读旧小说的好处,他说由于这些小说都是白话小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他又说:“看小说还有一桩绝大的好处,就是帮助我把文字弄通顺了。”读白话的旧小说不但帮他把文字弄通顺了,也回过头来帮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这是因为他变成了他那些堂姐妹、侄女们巴结说故事的对象。从前是胡适跟这些本家姐妹们请五叔讲故事,巴结他,替他点火、装旱烟、替他捶背。到了胡适十二三岁的时候,他自己成了气候,已经能够对本家姊妹们讲说《聊斋》的故事了。于是,轮到胡适受人巴结了。他说:“我不用人装烟捶背,她们听我说完故事,总去泡炒米,或做蛋炒饭来请我吃。她们绣花做鞋,我讲《凤仙》,《莲香》,《张鸿渐》,《江城》。这样的讲书,逼我把古文的故事翻译成绩溪土话,使我更了解古文的文理。所以我到十四岁来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做很像样的文字了。”'3'
胡适看小说这个“罗生门”故事的第二个版本,是他《四十自述》的增订版。在这个增订版里,胡适说看小说“比月下稻田里做武戏要有害的多多”。他说他母亲所以没有禁止他看旧小说,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胡适在看什么。虽然他母亲在父亲在世的时候,教了她认得了将近一千个字。然而,“我父亲死后很少温习的机会,有时候她晚上督责我温习那几匣方字,她借此温习她认过的字。但她从不曾有机会读书,又从不敢让别人知道她认得字,故她认得的字渐渐荒疏了”。其次,望子成龙的她,总以为看书就是好事。“因此,她见我看书,总是欢喜的,不管我看的是什么书,
她从不干涉我。”胡适接着说:“可怜她从不知道我看的小说。”可惜这句话没写完就被他用笔删掉了。'4'
胡适虽然没有解释为什么看小说那么有害,但我们不难推测其原因何在。小说有好有坏,并不是所有的小说都会对读者有益。就像他在《四十自述》里说的,他自己小时候所看的小说里,有像《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妆楼》那一类最无意义的小说,也有像《红楼梦》和《儒林外史》那一类第一流的作品。然而小说不管好坏,它之所以会让人入迷,常常就因为在情节取胜,让读者不由自已地随之起舞,可以为了想知道下文如何而废寝忘食。胡适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就发现他自己中毒太深,好几次立志要改掉这个恶习,但就是做不到。最有意思的,是他1906年春天在澄衷学堂的两篇日记。4月21日的日记说:“连日考试,惫甚。予最嗜小说,近已五日未看矣。考毕,阅《战血余腥记》一帙,竟之,使稍愈。”从“使稍愈”这个词的使用,可以知道他是用病态,或者说,像毒瘾一样,来形容他对小说着迷的程度。十天以后,5月1日的日记说得更为沉痛:“予幼嗜小说,惟家居未得新小说,惟看中国旧小说,故受害滋深,今日脑神经中种种劣根性皆此之由,虽竭力以新智识、新学术相挹注,不能泯尽也。且看浅易文言,久成习惯,今日看高等之艰深国文,辄不能卒读。缘恶果以溯恶因,吾痛恨,吾切齿而痛恨。因立誓,此后除星期日及假期外,不得看小说。惟此等日,亦有限制:看小说之时限,不得逾三小时;而所看除新智识之小说,亦不得看也。”'5'
他在这篇日记里,是以全称的方式来批判所有的旧小说,说旧小说与新智识、新学术相抵触,把旧小说当成是他自己脑神经中种种劣根性的由来。不但如此,他甚至把旧小说的浅易文言——白话,也就是他在提倡新文化运动以后所称道的“活文字”——归罪为因为他常“看浅易文言,久成习惯”,而使他“看高等之艰深国文,辄不能卒读”的罪魁祸首。三年以后,也就是1909年9月13日,当时他已辍学,在中国新公学教英文。他在家信里说他听二哥说他的长子思聪已能勉强看小说,他就特别提醒他母亲和二嫂:“此
大好事,惟小说中有一种淫书,切不可看。又有石印字太小之书,亦切不可看。聪儿眼目已有毛病,千万不可令以小说之故,又受损伤,望大人及二嫂时时留意。”'6'
胡适看小说这个“罗生门”故事的第三个版本是第一、第二版的混合版,既肯定他看小说的好处,也指出旧小说里有淫书的害处。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版本里,胡适小时候看小说,并不是自由自在的,而是被塾师和家人处处禁止、摧残他在这方面的兴趣。这个版本写作的时间是在1916年3月6日,已经到了他在美国留学的后期。我们必须注意这个版本形成的时代背景。他早在一年前,也就是1915年的夏天,就已经下了结论,说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1916年,已经到了他跟他在美国的几个朋友为了白话、古文争得最白热化的时候。他在《逼上梁山》里说:“从二月到三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我曾彻底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7'了解了这个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