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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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是个很细心的人，他忽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衢州的孔洙和曲阜的孔浈，两位衍圣公的名字中都带着水。南方毕竟是南方，连名字也这样讲究，一点一滴中都蕴含着深文大义。水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它是透明的、灵的，带着几分缠绵和忧郁；但它又是深邃的、坚韧的，足以浸漫一切摧毁一切的。孔夫子是水，那千百年前的水渍印记在从深宅朱门到柴门小院的每一块柱和石阶上，以一种固执的苔藓味支配着人们的生命方式；文天祥是水，那水清洌浩大得令人崇拜亦令人惊栗，纵然你铁骑如云长剑倚天，也只能徒唤奈何；南宋王朝也是水，那个柔若无骨的王朝虽然已沉沦于厓山附近的大水之中，但它那氤氲的气息仍然弥漫在南方的大地上。自己对南方的征服，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水的征服。目送着孔洙的背影在朝廊上远去，忽必烈觉得老先生的姿态还是难能可贵的，这么一把年纪了，一路上舟车辗转，来一趟京师实在不容易。于是又下诏对衢州孔府优免田赋及杂项差徭，以示嘉许。
名字中带着水的孔洙回江南去了，那如诗如梦，以大米和丝绸富甲天下的江南，此刻是那样遥远。对水的忧虑又一次涌上忽必烈的心头。
至元十九年前后的忽必烈，是在对水的恐惧和期盼中度过的。
首先是东征日本的再次惨败。出征时舰船四千艘，将士十四万，最后的生还者仅有三人。原因仍然是遭遇风暴。忽必烈雷霆震怒，下诏第三次东征。因江南各行省来不及打造战船，上书请求展期。皇上虽没有同意，但也没有执意出兵。对日用兵暂时搁了下来。
东征只是个面子问题，推迟几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另一个与水有关的问题却是须臾搁置不得的。
这个问题就是漕运。
每当皇上走向御膳房前面的餐厅时，就自然而然地会想到这个令人沮丧的问题，一种有如芒刺在背般的焦虑便挥之不去。御厨在为他排膳时，最先送上来的主食总是一碗小米饭，这是皇上自己定下的规矩。本来，在每年运抵京师的数以百万石的漕粮中，有上好白粳米和莎糯米五万石，就是供皇室和贵族受用的。但忽必烈知道，粮米从江南运到京师，沿途的种种辛苦难以尽说，陆路的挽输之艰和海运的风涛之险姑且不论，光是运费，说出来就令人咋舌。运米一石，支付的脚夫钱是中统钞八两五钱，在江南，这笔钱相当于三石米的市价。因此，皇上定下了每餐先上一碗黄粱的规矩。并不是说连皇上吃的白粳和莎糯也难以为继，这是皇上的一种姿态。小民百姓吃一碗小米饭算不了什么，可同样一碗饭放在皇帝面前就不同了，它立即被赋予某种意义，你说是忧国忧民也好，或者说殚精竭虑也好，反正是漕运问题让圣躬难安。这既有自警的意思，也是做给京师的权贵们看的。可以想象，当忽必烈端起那一碗小米饭时，心头会是一种什么滋味。
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看元朝初年江南漕粮北上京师的行役图。
隋唐运河历经数百年的战乱，到了元朝初年如同一只破碎了的陶器，整体的雍容流畅已不复存在，只在每块残骸上仍可见出当初的纹饰和釉彩，证明它曾经有过的神圣性和日常功能。但残骸毕竟是残骸，因为它破碎的不仅仅是形制，还包括周围的环境。即便高明的工匠可以修旧如新，它周围的那种时代氛围却是无法修复的，因为王朝的中枢已经由关中和中州移到了燕京，原先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运道自然就不合时宜了。但天大地大，吃饭问题最大，即使是皇帝餐桌上的一小碗黄粱，也不是京师胡同的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既然京师官民都在眼巴巴地等米下锅，漕运暂时也就只能将就旧有的河道了。这种将就的代价是：江浙一带的漕粮先集中于扬州，沿古运河北上，在淮安由淮河入黄河，溯流到河南中滦。从中滦以下，则又改陆路北上淇门，再入卫运河（即当初隋炀帝开凿的御河）抵达通州。从通州又转陆路抵达大都。这是一条以河道为主，水陆联运的路线。由于河道迂回，水陆转运中又要装卸三次，一路上的周折可以想见。特别是淮安向西北到中滦、淇门，然后再转向东北的弓形运道，几乎在豫冀大平原的腹地兜了一个大圈子。漕粮沿着这把千里长弓的弓背迤逦北上，沿途樯倾楫摧，驴马倒毙，怨呼之声不绝于耳。看了这张行役图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运送一石米却要花费三石米的运费。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差不多就在文天祥慷慨就义的同时，忽必烈挽起了豫冀大地上的这把千里长弓，这位马上天子要试一试自己的臂力了。
其实早在八年前元军出征南宋时，漕运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南征的旌旗还未在视线中远去，忽必烈就未雨绸缪，派都水监进行大运河穿越山东的前期勘察工作。他知道，从军事上解决南方是不成问题的，一俟临安方面尘埃落定，漕运就是当务之急。而当时担任都水监这一职务的，恰恰是大科学家郭守敬。
在中国科技史的星空中，郭守敬是少数几颗最耀眼的巨星之一。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以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月球上的山脉，其中有一座环形山被命名为郭守敬山，在他的周围，是爱因斯坦、欧姆、焦耳、帕欣、迦罗华、赫兹斯朋、迈尔森……
看看他周围的这些名字，你就该知道郭守敬的分量了。这些名字都曾和人类科技史上一些最重要的发现、发明和创造联系在一起；只要提起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们就会想到有关的定律和定理，那是一道道穿越长空的闪电，轻蹈于人类从蒙昧迈向文明的漫漫长途，显示着智慧的力度与美姿，让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为他们超迈壮绝的才华而惊叹。
遭遇郭守敬，这是忽必烈和大运河的幸运；而遭遇十三世纪末期的中国，这也是郭守敬的幸运。一个百废待举充满了勃勃生机的新王朝对科学技术的渴求，使得他的才能被充分地吸纳和播扬，成为历史前进的助推力。郭守敬的科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天文学和数学领域，但最初却是在水利学方面显示出来的。一个旷世奇才，恰逢大运河这样的旷世工程，这就注定了将会碰撞出一些可以称之为创造的火花。果然，郭守敬小试牛刀，不经意地就让科学的殿堂颤抖了一下。在勘察河北山东境内的河道时，他绘制了济州、大名、东平等地及泗、纹诸水与御河相通的形势图，在这张图上，他以大都东边的海平面为基准，参较大都至汴梁地形的高低差别，在世界上最早形成和运用了海拔的概念。对于他，这可能只是心血来潮偶有所得；但对于地理学，这却是一种足以让后世受用不尽的智慧。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动工开凿的济州河，是南北大运河在山东境内的关键运段。河道起自济州任城，一路向西北延伸，止于东平境内的安民山，全长约一百三十华里。对于这项工程，郭守敬只是作了一些战略性的构想（例如在地图上划一条曲线），剩下的事情让马之贞去做，马之贞是一位实用工匠型的人才，汶上人氏，土生土长，对当地的每一条河汊子，每一块土圪垯都了如指掌。这个级别的人才对于开河筑堰来说十分匹配。战略科学家和实用工匠的结合，这是忽必烈用人之道的高明之处，他给马之贞的头衔是“汶泗都转运使”，参与开河筹划及施工。也就是说，给你一个大致的规划，你负责给我开河，河开成了还要负责这一段漕运的通畅。汶上这个地方历史上一直出水利专家，马之贞就不说了，继马之贞大约一百六十年后，这里又出了一个叫白英的老农，也是以布衣身分参与治河，很做了几件大事。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出山都有几分神秘色彩，都是在工程陷入困境，负责开河的官员要掉脑袋时，从某个山旮旯里走出个智慧老人来。其实，从根本上说，汶上一带正当鲁西丘陵，水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社会生活的需要往往胜过一百所大学。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造就了一大批实用型人才，从他们中间走出几个出类拔萃的专家也是顺理成章的。我不相信马之贞和白英他们真的是汶上老农，道地的老农没有那样的眼界。他们至少也是乡村里的小知识分子，有点文化底子，博古通今，能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问题。其家庭亦小有田产，大抵不会有衣食之虞，保证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学问。他们或许也曾有过金榜题名的梦想，而名落孙山的遭际恰好成全了他们，让他们从皓首穷经的樊笼中解脱出来，反倒获得了科举之外的蓬勃生命。中国古代的科学家有几个是金榜题名的呢？北宋的沈括大概算一个，他有没有科举功名我说不准，但估计是有的，不然他不会做到翰林学士。另外明代还有一个徐光启，大概中过进士。除此以外，我实在说不出第三个了。
济州河工程历时八个月，至第二年初秋全线告成。现在，江南的漕船用不着再从淮安向西北兜一个弓背形的大圈子了，过了淮河继续北上，由济州河进入大清河，再由利津入渤海至直沽。这样，除去从通州到大都一小段陆路外，沿途几乎全是水道，行程也比以前缩短了整整三分之一。
这个三分之一是什么概念呢？一千八百里。而从淮安到大都的直线距离也只有一千四百里。
现在，忽必烈大概可以心安理得地吃一碗江南的白粳米饭了。
这一年，还有一件值得一说的事情。为了漕运的需要，江浙行省新辟了一处造船基地，这个地方旧名沪渎。沪者，渔具也；渎者，水道也。是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当时仅有七八条街巷，百十户居民，家家门前张着捕鱼的网罟，左近小河浜上，横着几十条小船。所谓的渔村情调，也只是望不尽的芦苇而已，因此，当地人又称之为芦子城。
几年以后，随着漕运和造船业的兴盛，沪渎改名上海，为县治所在。“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明弘治《上海县志》）。设县是要经中央政府批准并备案的，当忽必烈批阅中书省的奏章时，他或许又会注意到，在新老两个地名的四个字中，竟然有三个字是带水的，南方的水，带着一股创造性的清澈和浪漫精神又一次在他心头流过，有如一本刚刚打开的大书……
当然，他现在还不会想到，这座吐纳江海的小渔村因其处势不凡，它的崛起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8会通河
一个来自西方的旅行者，成了忽必烈很谈得来的朋友。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到大都，马可·波罗整整走了四年。四年的沙尘、烈日和风霜雨雪，把一个十五岁的清俊少年雕塑成了满脸大胡子的壮汉。忽必烈认为，能走这么远路的人都是很值得尊重的，一是因为他们那常人难以企及的毅力；二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光是沿途的所见所闻，就是一本大书。马可·波罗又善解人意，长于辞令，虽然有时喜欢夸大其辞（这大概是西方人特有的语言风格），但忽必烈还是很欣赏他，经常听他讲一路上的见闻，从中了解到不少关于天文、地理、气候、宗教、物产以及风俗习惯方面的知识。有时，忽必烈也向他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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