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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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是地中海边的一座港口城市，如果说地中海是一把巨大的竖琴，那么，沟通世界三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罗马、古希腊的航线则是竖琴上炫光铮铮的弦索，他们之间的交流（当然也包括战争）都是通过地中海来进行的。在世界海洋贸易史和海战史上，古代最著名的一些大事件几乎都映照在这把竖琴优美而丰腴的背影之上。这里托举过亚历山大和恺撒东征的舰队，也行进过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驶往罗马的婚船。地中海蔚蓝色的波涛激励着人们将生命的热情化为对远方世界的征服欲望，他们的舰船快意地犁过地中海那恣肆浪漫的丰沃，犁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被收拢得很优雅的激情，向着黑海和大西洋进发。如同蒙古人的眼睛是荒漠固有的黄色一样，他们蓝色的眼睛也是大海的色泽。应该承认，无论蒙古人还是地中海人，他们都是真正的骑手，真正的骑手总是坚定地凝望着远方，以至他们的眼神也染上了大地或海洋的原色。但遗憾的是，即使在风头最劲的时候，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骑兵也从未到达过地中海。其实他们已经抵达了西亚的边缘地带，在蒙古军队的战利品中，充斥着用装古兰经的箱子改造的马槽，精致的经卷常常被用来为牛车垫道，它们燃起的火焰照亮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平原。以蒙古马的速度，本来几天之内就可以望见地中海的，但他们却鬼使神差似的停止了进军的脚步，匆匆忙忙地建立了一个伊尔汗国便安顿下来，东西方世界最优秀的骑手因此失之交臂。现在，马可·波罗来了，他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一个在马背上征战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对海洋的向往，证明了他的自信和自尊，也证明了他仍然富于生命的活力和创造精神。马可·波罗的蒙古语已经操练得很地道了，他用蒙古语创作的西方海上帝国的传奇和史诗让忽必烈心旌摇荡，大开眼界。忽必烈把他留在宫廷中，随时顾问左右。他每年来往于大都和上都之间，也总要让马可·波罗随行。有时，忽必烈还派他去各地巡视，这正好成全了他的旅游癖。他把在各地的见闻收集起来，再加上自己的发挥，为他日后完成那本震惊西方世界的游记奠定了基础。
忽必烈对航海的关注，最直接的功用就是开通了东部沿海的海运。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中国东部虽然濒临广阔的海洋，但历朝历代并不注重海运，他们理所当然地把大海视为一道帝国的围墙，而不是通往外部世界的坦途，这与农业文明的封闭性有关。马可·波罗是至元十二年夏天来到中国的，第二年三月，元军进抵临安城下，接受了谢太后签署的降表和传国玉玺，宋王朝尘埃落定。征服者弹冠相庆自是不用说的，接下来该打点行囊班师了。但第一批遣送北上的不是归降的小皇帝赵和两宫太后，也不是临安府库中那令人眼花缭乱的金银珍宝，而是宋廷大内积满了灰尘的图书典籍和礼乐器皿，这些东西满满当当地装了几大船。因为当时大运河的山东段尚未开通，只能从海路运送。海运风涛凶险，艨艟巨舟装载着赵宋王朝数百年的兴衰痛史，也装载着一个农耕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向着北方驶去。这显然是一次试探性的举动。于是又过了几年，大规模的海上漕运便开始了。每年的春夏季节，庞大的遮洋船鼓荡着东南季风，编队行进在南起长江刘家港，北到渤海界河口的万里航道上，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虽然最初提出从海路运输漕粮的是两个海盗出身的南方人崇明人朱清和嘉定人张瑄，但从忽必烈几乎没有多少犹豫就采纳了这一建议来看，除去他本身具有的游牧民族那种宏大的气魄和广阔的想象力之外，恐怕也不能排除马可·波罗的影响。
接下来似乎要跨海东征了。
早在至元二十年，皇上就发布了征伐日本的诏书。这几年各方面的准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国和朝鲜的海岸线上都在抓紧打造战船，战争的动员早就开始了，而且动员的规模比前两次都要大得多，水手被征集，海盗被招安，军队和辎重从四面八方向辽东一带集结，连死囚犯也纷纷出狱报效。到了至元二十二年冬天，朝廷预备由长江口运送一百万石粮食前往朝鲜囤集，这显然是即将用兵的信号。山雨欲来风满楼，对日本的第三次攻势犹如箭在弦上，大战一触即发。
可到了第二年正月，忽必烈突然下诏：“以日本孤远岛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
我们无法揣度忽必烈当时的内心世界，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举动需要一种道义上的勇气，也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气魄。政治家的气魄并不完全体现在大刀阔斧的进攻，有时也体现在妥协。从某种意义上说，善于妥协比善于进攻更重要。即使在进攻时，妥协也常常是并行不悖的。合纵连横是一种妥协，封官许愿是一种妥协，甚至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也是一种妥协。妥协有时是向外部世界的退让，但更多的时候则是面对自我的心理调整，走出意气用事的误区。作为一种生命的激情，意气是个好东西，但意气用事就不好了，它一旦和睥睨天下的权威结合在一起，造成的破坏性足以祸国殃民。因此，意气用事常常是帝王们最危险的陷阱，特别是那些强有力的开国之君，他们在万方多难中拔剑而起，一路披荆斩棘，登上了无限风光的顶峰，面对着普天之下的赞颂和欢呼，他们便轻狂得不知斤两了，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权威。这时候，所谓雄才大略和如日中天恰恰成了一种生命的负担，把他们拖入了一意孤行的怪圈。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同样作为开国之君的忽必烈体现了可贵的自省精神。客观地讲，头两次东征的惨败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以元朝的综合国力，在军事上解决日本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问题是，即使胜利了便又怎样？仅仅为了“天朝上国”的颜面，或者干脆只是为了赌一口气，就驱赶成千上万的将士去蹈海赴死，那么这种颜面和赌气又有多大价值？作为成吉思汗的子孙，忽必烈的每一根血脉里都涌动着征服的血性，但他同时又不失稳健温和的个性魅力。他是懂得妥协的，下诏罢征日本，并公开承认“重困民力”的错误，这种道义上的勇气不能不令人赞赏。
忽必烈的目光仍然坚定地注视着南方，一般说来，那里也是可以称之为京畿的。罢征日本，是为了集中精力开挖山东境内的会通河，那也是一种征服对水的征服。鲁西丘陵朴实而坦荡，像女人一样丰腴又像男人一样固执，那是一片只接纳牛车（当然还有驴车板车太平车）却不肯接纳风帆的土地，特别是从来不肯接纳南来北往的风帆，因为历史上的汶、泗诸水都是东西流向的。但王朝的中枢在北方，来自江南的漕船需要一条北上的航道。自济州河开通以后，漕运在山东境内的瓶颈状态虽然有所缓解，但连接济州河与利津出海口的大清河有如吝啬的老妇人一般，她枯竭的乳汁维持不了大运河壮硕的生命。由于水源匮乏，大清河不能承载大吨位的漕船，而利津港口又常常被泥沙壅塞，这条通道上的运量仍然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只得在大清河北岸的东阿建立水陆驿站，也就是让漕粮到了东阿便起岸装车，改由陆路运送到临清，再进入御河水道。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整个行程用不着再走淮安向西的那个弓背形，但陆路运道却长达二百五十里，较原先从中滦到淇门的陆运还要远七十里。光是这一段运道，每年就需役民一万三千二百七十六户。特别是其中的茌平一段，地势低洼，“遇夏秋霖潦，牛车跋涉其间，艰阻万状。”这样将就了几年，从中央到地方都感到不能再将就下去了，会通河工程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会通河从安民山到临清，全长二百五十里。这条运道也是当年郭守敬规划过的，只是水源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但郭守敬既然走过这里，就说明了在这里开河的合理性，那是一脉幽微的智慧之光，需要人们去寻找的；或者说他只是出了一个预言性的大题目，留待人们去求证和填充。开河这种事体就和打仗一样，高明的军事家在战役发起之前就已经胜算在握，包括战斗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细节问题都考虑得很周到了，才开始打响第一枪。这样，打仗实际上只是一个仪式，并没有多少悬念可言。开河也是一种仪式，在仪式进行之前，你得把方方面面的问题流向、水源、堰闸之类都落到了实处，才能启动开河的仪式。所谓水到渠成就是这个意思。开河本身并不难，会通河工程役民三万，大约用了半年时间。至于水源问题，还是让马之贞去解决，这位土专家用他脚踏实地的智慧丰富了郭守敬的构想。他在堽城建立了一座分水枢纽工程，简单地说，就是引汶水和泗水作为水源，再设置若干闸堰分水济运。其中技术上的细节几句话很难说清楚，不说也罢。这项工程经历代的不断完善，一直沿用到明清，并陪伴着大运河走向最后的衰落。单从这一点看，马之贞的创造就不仅是脚踏实地的，而且相当具有前瞻性。当然，会通河通航后，马之贞的官阶也随之水涨船高，由汶泗都转运使提升为副部级的都水少监，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土专家能有这样的前程，算是不错了。
《元史》中的马之贞，大抵到此为止，副部级以后就不见踪影了。一个没有任何官场背景的实用工匠，他的名字不可能在史书上留下太多的痕迹，更不可能记载在月球背面的环形山上。但提到山东境内的大运河，人们还是会想到他，另外还有一个明代永乐年间的白英，在民间传说中，他们生命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是与水有关的，当然还有土地。
河的精灵激活了原始的鲁西丘陵，一道道闸堰把汶水和泗水导向会通河，它们原先那奔向大海的激情，现在都奉献给了运河。河水欢快地流动着，它看到两岸的阡陌人烟，繁花茂草，那是它创造的生命。小驴车在闸堰上优哉游哉地驶过，毛驴的脖子上用红布条系着一只小铃铛，让人联想到为它装备这行头的一双女性的手。而此刻，那双手正在河岸上采集槐花，作为小户人家艰难生计的一部分，那是预备晒干了掺在高粱和野菜里做饭用的。牧童牵着老牛在河边饮水，附近有老式的戽水器在戽水，河水被提升到岸上的水渠里，再沿着四通八达的支渠注入田垅，如同一条条皱纹在老人脸上爬行一般。当然，那必须是在河水比较充沛的季节。如果水位太低，朝廷是严禁在运河里取水灌溉的，因为达官贵人的享受比小民百姓的温饱更重要。漕船驶过去了，燕尾形的波浪冲刷着河岸下的树根，赤裸的树根张牙舞爪地盘踞着，呈现出一种怪异的惊险。目送着吃水很深的漕船鼓帆远去，乡民们不由得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皇上一年到头要受用多少好东西啊！
乡民们的感慨实在过于朴素了，其实，漕船运送的不光是皇上受用的大米和丝绸，还有南方那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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