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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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抗议虐待华侨。1893年9月13日，上谕正式废除禁止海外移民的传统法令，并采取措施颁发护照，禁止地方官敲榨归国华侨。这些措施鼓励了侨汇和归国投资，并且在移民不断增加的时期方便了大陆同海外华侨保持经常的联系。二十世纪之初厦门每年出境登记者有十万人，新加坡每年入境近二十五万人。①1907年华侨汇回的资金有七千三百万两。他们还为中国现代企业提供了相当多的资本。
华侨汇款回国使沿海府县大量居民得以维持生计；它促进了广州地区、华东诸省、甚至往北远及满洲等地的工业化；就全国范围来说，侨汇数量大大有助于弥补商业赤字和外债造成的收支不平衡。而且在南洋（即东南亚），有为数众多而且十分活跃的华侨富商甚至还为祖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大量人才和精神鼓舞。在广州附近创办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缫丝厂的陈启沅、李鸿章的幕僚伍廷芳和1901年曾奉旨负责经济发展政策的百万富翁张弼士等人，都是南洋华侨。华侨熟悉西方事务，相信经商的优越性，而且因身处备受歧视之地而产生的一种自卫感，使他们能热爱祖国和坚持自己的民族特点。他们带来了影响大陆的文化模式，例如言论自由和中西结合的教育制度，1886年哈瓦那开设的一所学校就采取了这种办学方式。虽然清政府利用其海外臣民的财富和才干，但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也向海外华侨寻求物质支持和罗致人才，以帮助他们逃避在本国受到的迫害。特别有帮助的是秘密会社的支持：这些秘密会社在国外已经发展壮大，这样就便于为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华人提供有组织的保护；它们也有反对满族王朝的传统（参见第九章）。②
在清王朝的最后三十年，华侨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他们在人口方面的影响，仅仅在中国东南部的少数地区，华侨的人口影响才是重要的。
①　汪敬虞和聂宝璋：《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资料》，载《经济研究》，1962年第3期第43—51页。　
②　根据孙毓棠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01页）的不完全估计，三分之一的工人受雇于外国人开办的工厂。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厂矿有六万名工人，其比例也是这样。　
③　陈真和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1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83页。后者估计从1900到1910年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厂矿有工人二十四万人，其中十万零九千人是在外商企业中干活。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45、1248—1249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32—1233、1244—1246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34—1240页。谢诺：《1919—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94—108页。　
②　孙任以都：《清代矿工》，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探索》，第61—65页。　
③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22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98—1261页。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45—1254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37—1241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04—1216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16—1222页。　
③　据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的材料算出（第1184—1185、1190、1299—1301页）。　
①　赵亲：《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运动》，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第1—16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44—1248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65—1269页；汪敬虞和聂宝璋：《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资料》，载《经济研究》，1962年第3期第43—51页。　
②　谢诺：《1919—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181—185页。　
①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9—1911》，第638—640、672—685页。　
①　景甦和罗崙：《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第3—37页。　
②　迈尔斯：《1890—1949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184—257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386—416、469—482、651—660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57—563页。　
②　迈尔斯：《1890—1949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142页。这些数字涉及的是直隶和山东种植高粱的地区。此种情况并不普遍；参见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中第276—277页提到的两个相反的例子。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75—178页。　
④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78—188页。　
⑤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93—196、629—660页。　
⑥　久保田文次：《清末四川的大佃户》，载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学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第247—296页。　
⑦　景甦和罗崙：《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第41—81、130—141页。　
①　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之研究》。关于其他地区农村社会中这些情况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参见迈尔斯：《1890—1949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268—270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87—296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14—233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55—282、301—385、502—508、908、929页。　
②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1期第72—73页。　
①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第85—115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505—574页。　
③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1期第71—102页；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28—41、599、602、604、611页。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615—617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582—595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431页。　
④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66—172页。王天奖：《太平天国革命后苏浙皖三省的土地关系》，载《新建设》，1963年第8期第46—54页。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153—158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2—1173页。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153—158页。　
②　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8页。　
③　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158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775—808页。　
①　曼考尔和吉德科夫：《中国东北的红胡子》，载谢诺编：《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125—134页。　
②　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163—166页。　
③　福田省三：《华侨经济论》，第80—81页。　
①　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　
②　关于清政府的新政策，参见戈德利：《晚清对东南亚华人的眷顾》，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4第2期（1975年2月号）。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41—942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8—1179页。　
②　深入研究这些会社的著作有库默：《1800—1900年马来亚的三合会概述》；摩根：《香港的三合会》；布莱思：《中国秘密会社对马来亚影响的历史研究》。
半无产阶级的产生
在大规模民众起义被镇压以后，半无产阶级兴起了，即令下层人民的国内迁徙和移居海外也未能缓和这一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相继产生的现象。不论城乡地区都广泛存在着赤贫如洗的民众，他们生活不稳定，居无定所，受饥馑、天灾和传染病的打击最重。当时的有识之士对这一情景作过最有份量的描述。①他们把这种不幸归咎于以下几种情况的综合影响：农业困难，人口增长，内战后的遣散兵员，由于引进技术和现代化企业所造成的失业（尤其在运输业和纺织业）。
由于大多数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生计维艰，稍有风吹草动、农业歉收或税收加重，都会使流民队伍扩大。当时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常使得大片地区荒无人烟。直隶和奉天在1886、1890和1891年遭到水灾。江苏约六十个县和安徽约四十个县从1886到1911年连年遭受旱涝风虫灾害的袭击。受灾最严重的是黄河沿岸诸省，成千上万的村庄年复一年成为旱涝灾害的牺牲品，使它们既无时间又无资金去修复沟渠堤坝。许多地方的水利工程被弃而不用，这便加重了不利的气候条件造成的危害，而使问题更加严重；废弃的原因不单是管理腐败无能，而且也在于地方资源枯竭。1902年四川七、八十个县遭受旱灾，破产的饥民多达几十万。②农村传统的团结互助和政府的微薄救济，对于数不胜数的、失去了任何生计的饥民来说都无济于事了。在许多地方，游民的比例高得惊人，陕西某县高达百分之九十，云南某村高达百分之三十三，湖南某县高达百分之二十五。①当然并非所有的地方都遭受了同样的打击；在南方的富裕地区，人们还算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连年战争和天灾的影响使得贫穷化更加普遍、更加深重了。②
一般说来，清政府是维护地主利益的；1854年的上谕要惩办拒绝交纳田租的农民，其罪同于逃税。③在受灾的情况下，官方则首先保护有恒产的农民和有固定职业的人。穷人往往被家族或其他乡村组织所冷落或抛弃，但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府的控制网：保甲和乡约制度从此只能约束那些生活较好的公民，而不能控制穷人的行踪了。小说家鲁迅最尖刻地给我们描绘了几百万挤在中国城乡而常年求乞的可怜人。他通过阿Q的性格作了这样的描写：生计艰难的阿Q有时出于城乡人们的怜悯，有时出于他们残酷的蔑视，到处受嘲弄和侮辱。④
这些不堪一击的人们——从农村日工、苦力、游民、乞丐、最后直到土匪——都很容易成为社会公害的牺牲品，因此鸦片、赌博和卖淫盛行。⑤但是，城乡贫民也向秘密会社和民众运动提供很容易被动员起来的后备军。高度活跃于沿江各省的哥老会所吸收的大部分成员，就是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工匠、太平军之乱后被遣散的散兵游勇、苦力、因交通改进而赋闲的船夫等等；三合会则主要是吸收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①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抱有政治和社会宗旨的会党超过只具有宗教性质的教门，这似乎是与失业游民和社会的被遗弃者的人数增加直接有关，因为会党对他们提供了保护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