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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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用了“官商合办”这种新名词，倡议要与商人建立更加公平的伙伴关系，但这并没有改变日益加剧的官僚干预的趋势。不象李鸿章那样，张之洞对于商人的企业精神及其对国家幸福的关心，并不虚心体察。他也不轻易授权给部属或干练的商人领袖。他主持的各种工业项目，得到商人支持者甚至比李鸿章得到的还要少。
大约在1900年，工业发展中这种明显的失败，加上它完全被各省官员所支配，这一事实促使中央政府试图带头制订全国性的工商业政策。所有重大企业都已由各省高级官员主办，这是有许多原因的。十九世纪末在典型的改朝换代形势下王朝日就衰落，这时国内混乱和总的趋势给地方领导提供了拥有金钱、军力和人才的机会。同时，他们也能更多地接触到西方技术和实践，更能领略它的奥秘。但是发展既是以地方为基础，必然存在许多内在的缺陷。第一，既无政策的配合，又无一套统一的原则。第二，省级官员经常调来调去，许多挣扎求存的公司终因接任官员不再支持它们而归于失败。第三，只有两三个“地区”，因为能得西方风气之先，因为有干员派驻，因为有比较充裕的商业财富，所以才能参加发展近代企业的活动。
中央政府为反对由各省支配企业所作的努力，其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它在重大制度改革方面的努力，例如成立在各省设分局的中央集权的商部这一措施，却遇到了不仅来自各省官员、绅士和绅商，而且也来自中央政府本身一部分官僚机构的强烈反对。好几个部彼此都为争夺管辖权而争吵不休。
结果，发展工业依然只停留在省一级进行。但是它面临着风靡一时的商人思想，即重商业轻工业的思想。因为绝大多数中国商人是真正的生意人，不懂得工业企业是比商业发展较慢的一种类型。市场价格时涨时落，可以使他们迅速获致短期的利润，所以他们很容易迷恋于商业。
在清末，私营铁路成为唯一有机会能争取到有广泛基础的财政支持的重大实验。在1906—1908年期间，有几条省办铁路获得成功，因为它们能够激起真正的民众运动来支持它们。在广州、香港、杭州、上海和宁波，确实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店员拿出自己的数百万银元来组织以省为基础的铁路公司。他们由于恢复利权运动（内容是要求外国银行家退还各该省的铁路理财权和筑路权）的兴起而在政治上活跃起来。由于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因需要外债而与西方列强相勾结，所以要求私营也就成了这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这些铁路公司也纷纷归于失败。到1911年在清王朝快要灭亡之际，国家再一次企图搞国家控制。但无论如何，即使清朝中央政权更为强大，它是否能从国民那里集中足够的巨额资金来全面兴办近代化工业，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国民们还只是刚刚认识到要利用这些机会。此外，铁路公司的历史表明，被政治原因驱使而进行投资的商人和绅士股东往往容易搞派别活动，而对于有效的企业管理来说，这种商业政治的为害程度不下于官僚的控制。政府和商人的关系，当他们合伙而又处于不平等地位和商人并无法律保证的时候，是很难和谐的。中国在1911年，尽管有西方的挑战和影响，仍然缺乏制度的基础，以使近代工业能借私人主动性和私人资本之力而发展起来。 （黄巨兴译）
① 关于盛宣怀重官轻商的抉择的不同解释，见中村义：《清末政治和官僚资本：盛宣怀所起的作用》，载《中国近代化的社会构造》，第34页。
② 关于华新纱厂和聂氏家庭的情况，见根据公司档案和目击者记述所编的《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及聂曾纪芬：《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
① 关于周学熙的传记，见周叔桢：《周止庵先生别传》；包华德编：《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卷1第409—413页。
① 卡尔逊：《1877—1912年的开平煤矿》。周叔桢：《周止庵先生别传》，第33—40页。
② 关于启新的原始材料见公司档案的资料汇编，见南开大学经济系：《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及甘厚慈编：《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19。最近用英文写的研究有费维恺的《二十世纪中国的企业：启新洋灰公司》，载《中国近代史考察》，第304—341页。
① 关于大生纱厂的建立有张謇本人的记述，见他的《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大生纱厂》和《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第14—18页。最近的一篇研究是朱昌峻的《张謇和大生纱厂的建立》，载《清华学报》，卷2第1期（1960年）第301—317页。
② 陈真和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353页。
① 托马斯？史密斯：《1868—1880年日本的政府企业：其政局变化和工业发展》。
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业①
关于商人和现代企业的再评价
当清朝在公元1911年覆灭的时候，大约有六百个中国人自己兴办的使用机器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已经铺设的铁路约5，600英里长。中国人在这些现代的商业冒险事业中的投资总额大概达到160，000，000元。②这个数目相当大，但只合农业投资的百分之六、七。
虽然在清朝的最后十年，这些事业的发展步伐都加快了，特别是在兴建铁路方面，但是，这几种工业没有造成任何持续的经济发展。主办人和经理方面没有制订出计划去注意各种工业发展本身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经济部门（如信用设施、资金筹措、市场销售、税收结构等）的职能上的结合。无论如何，许许多多必要的变革必须在全国范围进行，因此都非控制现代工业的地方官吏办得到的。（甚至在1918—1922年之间大得多的经济大发展也无法造成一种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趋势。到了1933年，由制造业、矿业、银行和运输业组成的中国现代经济部门，也只占全国国内纯产值的大约百分之十二。）①
① 本章摘自陈锦江著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现代企业》。作者对刘广京和麦金农所提的宝贵意见，以及洛杉矶的西方学院和海恩斯基金会提供的经济帮助表示感谢。
② 此处及下文引用的元（■）是墨西哥银洋，亦即中国银洋，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时期约值0。72两银子，或者等于两个英国先令。银子和银元二者都是记帐的单位。
① 见刘大中和叶孔嘉合著：《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年的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第89页；侯继明：《经济的两重性：中国的实例，1840—1937年》，载《经济史杂志》，卷23第3期（1965年）第277—297页。
工业化的政治理论基础
虽说中国早期的工业实验以令人失望的结果告终，但也不是没有费过劲的。最初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立船坞和兵工厂，当时中国政界领袖和知识界名流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清楚地表明他们对西方技术和工业管理是抱着完全赞同的态度的。这种以“自强”口号表现出来的新态度推动了一个借鉴西方实际知识以建立强大中国的运动。②
由于具有这样一个得人心的目标，“自强”的思想对所有爱国者都有巨大号召力，甚至在今天还是这样。但是关于怎样才最能取得这种崭新的力量，则因时间的转移和意识形态的歧异而意见有所不同。文化纯粹派希望只借用西方的枪炮和炮舰等重武器。但是事实证明，只是增加一点现代军事器械，要抵御西方的侵犯是很不够的。甚至在重新加强的欧洲压力——它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使中国受辱的中法战争中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面前，中国领导阶层已经开始制订各种政策，借以执行一个更为广泛的自强计划。
一份新的材料促进了在士大夫中间重新集中辩论借鉴面方的问题。1864年中国海关开始发表各商埠进出口数字，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中国几乎经常出现贸易亏空。对这种逆差的关心从十九世纪初就已开始，批评者曾把它归咎于折成铜钱的银价上涨的缘故。现在有了中国海关的具体统计，官员们再次挑起这个问题，说这种不平衡在抽吸人民的财富，使国家愈来愈弱，人民愈来愈穷。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在1879年甚至夸大其辞地宣称，“计洋商（每年）所赢之利，当不下三千万”。①
薛福成和许多其他同样关心国事的官员因此提出了一个促进“商务”的理论根据。既然中国无法拒绝接受外国商品，它只能多生产自制产品供应国内外市场，以此来限制进口。这样一来，贸易不平衡便颠倒了过来，而增加的财富就会加强国力。一旦把富和强这样联系起来，追求财富就变成新的自强计划的动力了。为了在思想意识上重视这一新的自强计划，它的一些倡议者转而求助于儒教中主张把国家的财富和力量增加到最大限度的法家一派。有几位士大夫为了使“富强”的旧口号重新流行起来，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创作了一批新作品来表示他们的新信念，如马建忠的《富民说》、陈炽的《富国策》、汪康年的《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和许多其他的文章（见第三章）。②的确，他们如此强烈地提倡他们的新的经济思想，致使共产党历史学家也把他们看成是新出现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③
然而，这些作者的主要重点是放在现代工业上面。他们普遍认为经营商业最多只能起辅助作用。事实上，对外贸易活动一般都限于通商口岸。运输困难、地方集市和地区市场所起的作用、以及多数商人对经商方式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一切都使得国内的商业仍按传统的方式继续进行。①
更重要的是，成为现代企业主办者的有权势的官吏，对工业特别偏爱。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起李鸿章就争辩说，仅有枪炮和炮舰，不能使一个国家强大；要使用它们和使它们运行，还得靠制造业、矿业和现代运输业的支持；工业将创造这一伸张国力的新财富。②张之洞也认识到军事力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他的信念，认为工业的发展必须优先于商业，所以他争辩说，所有西方国家的富强都来源于煤铁。③
因此，中国在十九世纪末之提倡现代企业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即要求尽快地获得受人尊重的国力。这一根本目的把见仁见智的政府官员联合到一起，使他们能共襄工业化的盛举。
商人的作用和地位的变化
清末倡导现代工业的官员因迷信现代工业能产生财富、财富又能产生权力的思想，所以迅即肯定了工业的重要性，认为不能任其落入私人企业家之手。于是在发展工业的目标下，这些官员依次担任了下列的新职务：先是当监督，继之当经理，再当投资者，最后，有些人当上了官僚…企业主。在担任这些新职务之后，倡导现代工业的官员便提出了关于商人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系列新问题。
然而商人阶级的性质的变化，比推进现代企业的时间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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