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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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烈攻击，并被开除党籍，流亡出国。所以，到了冷战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
代初期，二十世纪早期欧洲的一代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诸人中只剩下阿多
诺有条件清静地为德语系统的文艺思想做继续的反省工作。
五十年代在战后的欧美，出现了一个空前未有快速发展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成为阿多诺后期思考的主要对象。
基本上，大众文化并不是早期放任自由时代资本主义的产品。它是今
日极度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糅合了集体主义（totalitarianism）和法西斯
主义的产品。这个产品的本质是集体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然而，它的表象却
正好相反，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或者是说借着个人满足与自由表象来完
成集体控制的事实。这一切，在三十年前就已被阿多诺看得清清楚楚了。
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看法“大众文化”（MassCulture）的出现，始于
二十世纪初期，在德、日、意等国是伴随着法西斯主义有意证的操纵媒体（电
影、报纸、收音机、机关刊物）。在英、美、法等国是随着经过自由竞争而
出现的言论托辣斯集团，依自己公司利益在操纵媒体（看过电影《大国民》
吧？报团、无线电公司、通讯社）。这个现象，到了二次大战以后，更形发
达，形成了空前未有之庞大的普及文化——从文明人类生活一切可能接触到
的细节着手。普及文化的出现，建立在二个实际的物质基础上：12 在“文
化工业的再省思”（CulturelndustryReconsidered）一文中，阿多诺认为：
古典的上流社会文化，向往一个日常生活之上的更美好世界，可以靠个人修
养去实现的。
但放任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心自由”，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则受操
纵性的普及文化所侵蚀。在阿多诺及法兰克福学派次级思想家霍克海默眼
中，冷战时代的东西两大集团，同样是极权性的，要不为制度所舌噬，唯有
靠自己。在极权社会里，普及文化及现代媒介，不论是流行音乐、小说或电
影，功能是操纵群众。阿多诺称之为“文化工业”，因为普及文化一词仍假
设文化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其实先进科技社会，文化工业是由上而下的操纵
群众意识。先进科技社会如一极权整体，能控制每一范畴，由文化至经济皆
不放过。
在另一本他与霍克海默的作品“ 文化工业： 启蒙就是瞒众”
（TheCulturelndustry：EnlightenmentasMassDeception）中，阿多诺认为：
文化工业制造的是假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市场及商品看似是可供自由选
择，但其实每样文化商品都是预先估计好了市场的反应，故此是基于“划一”
原则：个人只是被动的接受。譬如说流行音乐，每多少首歌，必有几首高踞
流行榜，音乐消费者以为这是个人自由选择的民主结果，其实是音乐工业推
销商品的划一伎俩。
在“大众文化”的时代，个人被不可抗拒的商品集体主义所淹没（在
台湾党内、党外亦不必礼让，一起抱住跳进去）。因之，阿多诺的文化观，
被逼迫到最后的一条战线，就是“个人”。除非以个人的力量在自省里发出
道德的声音，才能够在“大众文化”中，创立一个“异质文化”或“小众文
化”。而“异质文化”、“小众文化”在阿多诺眼中，才算是真正表现人类创
造力的文化。当然，这种看法和菁英取向有些不谋而合了。
阿多诺不以全面的阶级出发考虑社会改革，而求诸个人自省的看法，
似乎是悲观的，而且被不少人评为失败主义路线。然而，从实际的现代社会
去看，特别是资本先进国家的现实，全面性的阶级斗争似乎暂无可能。所以，
发展个人最前卫的创造力，至少是与大众文化做抗衡的一种方式。且依历史
经验，对体制反抗，个人的开始常为充分且必要的。
不过，阿多诺的晚年，对他上述“大众文化／个人”的观念有所修正。
他已不像先前那样单一地去看“大众文化”（其实，所有娴熟于辩证史观的
人，都应有这样子的本事）。他看出来了，“大众文化”是有双重性的，也就
是说，“大众文化”在历史的过程中，也会有其矛盾的转化和整合（若无矛
盾，即无辩证，即无发展进化之可能）。阿多诺指出基于意识的双重性，或
许文化工业尚未能完全成功地操纵人类意识。当群众参予普及文化活动时，
虽为寻求娱乐，但我们不应单面地用道德禁欲主义眼光谴责这种行为，群众
的心理，可以是同时向文化工业妥协，同时又作出抗拒。文化工业生产出来
的逃避主义普及文化，未尝不是同时生产出它的反面：群众对更美好世界的
乌托邦梦想及要求。
之外，人类对快乐的要求是不受历史所固定的，当文化工业不断向人
类的快乐原则创造商品的同时，人类是否永远会快乐就非文化工业能力所及
了。再者，文化工业所生产的一切文化商品，也是双重性的，其中有建设性
的一面，也有颠覆性的一面，这两面的矛盾，将成为今后文化工业的最主要
生产与再生产的前提了。
龙应台的野火《野火集》这本书好厉害，真像野火烧在台湾民间的心
灵草丛里。《野火集》不是党外的资源，也不是国民党的资源。它是台湾社
会结构里整体的新资源，所以，它又可以说是党外的，又可以说是国民党的，
更传神地说它是“超党”的。
其实，如果我们若真正站在这块土地里，要继续生活下去，现在应该
重视所谓“超党的力量”。这个“超党的力量”，固然与十年前“以党挂帅”、
以“政治地盘重新分配”的党内外对立的民主运动有关。可是，由于历史前
进的脚步，以“党内／党外”来分析台湾社会的现况，以“独立／统一”来
辩论台湾社会的前途；以“左派／右派”来唯心唯物大战一番，以“现代／
乡土”来唇枪舌剑的热烈场面，恐怕都逐渐过去了。
《野火集》站在那里。抗议的声音有了变奏。
《野火集》，在我们看来，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可以清醒党外运动者一
些积在内心的那种对客观事物不够确定的怀疑。
然而，《野火集》却又生存于一个如阿多诺所谓的“大众文化”的时代。
它出来如野火，然而我们真的可以抽象地看到另一个更大更安全的消防罩框
住了这股火势，这个消防罩主要不是来自于保安单位、情治单位、文工单位。
它是来自一个要使《野火集》商品化的无可抗拒的力量。这种例子，要举很
多，比如说，当年反主流音乐的“披头四”，以叛逆的形象站在公众面前，
轰动了西方世界，结果，电视、电影、报纸上下交征，使“披头四”的命运：
以个人的叛逆始，以商品的叛逆终。《野火集》的文章，以及它陆续出现在
时报副刊过程到最后集结成册，到成为全国第一畅销书，不能不说是一个很
合理、而又可喜中带无奈的过程。
然而，商品化的《野火集》就不好了吗？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然而，
本文所以提出阿多诺，即在于指出：台湾在全面升高的大众文化过程中，创
造大众文化的知识分子突出前卫性的文化商品，虽不能解决“知识权被剥削”
的总局面，可是对“次文化”尊严权利的维护却属必要。《野火集》的意义，
不在于它是不是对商品化的社会有何改变。
而是，它在这个商品化的社会中能够瓦解多少已经不合时宜的意识形
态。龙应台是个情绪文字的博士，不错。龙应台是个抗议型的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不错。龙应台是个煽动家，不错。可是，用句老外的话：SoWhat（又
怎么样？）我们如果平心而问：“今天在台湾的读书人，他们里面有多少人
了解到自己的历史任务是什么？知道自己的历史任务的人，又有多少愿意去
背负这个历史任务呢？”我个人对龙女士的看法是：她自己最初也不是十分
去探索这个问题的人，可是，文章一篇接一篇之后，社会的反应一波接一波
而来，她被环境所迫，陷入了自我的胶着，于是内外交煎，开始思索和探求
她先前所未思之问题。毕竟在社会里受高等教育，比在书房里长进得多，读
《野火集》的序言，我们看到的龙应台已经不是早先那个刚点野火的龙应台
了。龙应台，我说对了吗？积极看，《野火集》放在今天的“大众文化”里
头，它给大众带来了个人在“先前的大众文化”中所得不到的“刺激”——
快乐的或不快乐的。这些“刺激”多少对“先前的大众文化”产生其一定的
暖昧作用；甚至于颠覆作用。（国民党的新生代、党外的新生代不是都想这
样子做吗？）眼前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的气数还在，“庞大的商品堆积”时
代还有的是，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中，《野火集》是一个例子，指出了“个
人主义”和“大众文化”之间，是有一个可以辩证出来的新的可能性存在。
消极看，《野火集》并没有使现在的商品法西斯，变得更乌托邦。只要
我们打开电视连续剧，或者是到百货公司走一走，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一个所
谓的“商品乌托邦”与“商品法西斯”的综合体呢？总体看，《野火集》是
统治阶层容忍度内的最大声抗议。所以，就统治者看，它有一定的颠覆意义。
却有着更多的建设意议。
《野火集》暗示了什么？社会是永远需要被“满足”的。（满足有多种，
从宗教的到凡俗的，从高尚的到肤浅的。都算。）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
给社会“满足”。
因为，社会若已经在“满足”中，是不易接受另一新的“满足”的，
这是常识。
所以，给的时机常常是很重要的。
当年，李敖给过好多满足的野火——在体制外。
当年，蒋经国给过好多满足的炮火——在体制内。
结果，他俩都冒起来了，成为一代人物。
现在，龙应台点了一把野火。有那么多人起了“满足”的反应。这是
有趣的现象，它是不是意味着另一个时机又要开始了呢？是不是社会从旧权
威得到的“满足”，已经乏味了，而正在等待着新的权威带来新方式的“满
足”呢？总之，不需什么大道理，大家都感觉得出来，今天的社会需要新的
声音才能“满足”。
因为，闷呀！
看来，旧的权威，已经不够了。旧的文化工业，也应付不了了。从龙
应台、从白虎社的舞蹈，从赖声川的戏剧。“呜？ 。呜？ 。”我们听到了火
车的汽笛声了。
“新满足”号点火专车到了，各位要去点火的乘客请上车！
原载《前进月刊》第二期
《野火集》与社会批评的回顾
何怀硕大概在六十年代，有一位留华美国学生写了一篇《人情味与公
德心》，引起了以青年学生为中心的一个知耻知病，要求改革不良社会风气
的社会运动。整个社会被激起自觉自新的热情，一时间风生云起，好不生动。
然而，后来余波渐息，社会风气还是旧态依然。
一九七二年四月，《中央日报》副刊连续六天发表了署名“孤影”的《一
个小市民的心声》，以似是而非的“大道理”，提倡苟安现状，反对革新，并
为贪污的官吏与敛财的奸商巧言辩饰。一时固然麻痹了大多数蒙昧的群众，
但也立即引发了一班深思明辨的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