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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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通货紧缩对社会不同团体阶层的惩罚及不公正待遇，并且不让变幻莫测的黄金市场左右此类问题。他认为，中央银行现在应当“被视作一种有益的、科学的控制技术，和电力以及其他科学的分支一样”。50
　　　　他进一步认为，需要用积极有力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为资本支出——来填补私人投资萎靡不振所留下的空白。在私人部门及市场竞争的问题上，他的观点模棱两可。一方面，他将商业信心视作对经济运行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他支持用大企业来取代企业家，并支持国家逐步介入大企业的运营。任何有助于促进遍布商界、政府以及大学的相互关联的社会精英“生产集中化”的措施都是受欢迎的。51
　　　　与社会主义者不同，重新分配财富不是凯恩斯的动机。他认为失业是一种明显的社会危害，由于错误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某些工人团体（例如矿工）收入大幅下降也是一种社会危害。但是他从不鼓动采取措施减少市场对某些团体的回报，来增加市场对其他团体的回报。虽然他与自由党逐渐疏远，但他对工党的敌视不亚于对保守党：工党是一个“阶级政党”，他写道，“而这个阶级不是我的阶级。如果我真的要去追求阶层利益，我将追求我自己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战争中，我将站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一边。”52
　　　　在他那个时代，凯恩斯关于在实现特定目标过程中政府的作用的观点是相当激进的；对于那些囿于传统或因为担心不可预测的后果而建议限制政府作用的人，凯恩斯毫无耐心。但是，他也是一个伯克式的保守主义者＇8＇：他相信在任何给定的时点上，经济政策的目标和方法必须建立在当时社会真实情况的基础之上；而且社会永远不应该被迫向抽象的经济原则屈服，无论此类原则在指导过去的政策时是否行之有效。“我们必须为新的时代发明新的智慧，”他写道，“而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要做点好事，就必须在我们的父辈眼中显得离经叛道、惹是生非、危害匪浅、忤逆不从。”53对于精心策划社会变革能够带来的益处，他深感怀疑；但对于精心设计适当方法解决国家在任何时刻可能遭受的任何经济问题，他对专家的能力有无限的信心。“如果一个资本主义的政府有原则，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他以其特有的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写道，“它必须是投机取巧（取其最褒义的含义）的，依靠调整适应与良好判断谋生。”54
　　　　货币的问题，包括货币的功能、历史、管理和心理，越来越令凯恩斯感到痴迷。这既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也是出于一种发自肺腑的强烈情绪。凯恩斯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我们孙辈经济状况的各种可能》的文章，这篇文章来自1928年3月他在温切斯特公学的一次讲演，文章中他有一句著名的批评：“对货币的喜好是一种有些令人作呕的心理变态，一种一半是犯罪、一半是病态的习性，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并需要交由精神病专家处理。”55他还认为这种喜好是犹太人这个特殊人群的一种特殊病态——这是那个时代在他所处阶级中一种并不少见的观点。“我仍然认为，这个种族对收高利贷表现出了过度的兴趣，”他对一个对他的观点持礼貌批评态度的人士写道，“而且不是因为某些偶然的原因。”56
　　　　凯恩斯本人对投机也有一种“过度的”偏好。那一年，他的这一偏好令他损失惨重。由于在橡胶、玉米、棉花和锡等初级商品上买空，而市场走势与他背道而驰，凯恩斯被迫抛售证券以补充保证金。1929年10月华尔街崩盘后，他的净资产从1927年底的4。4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约350万美元）暴跌至1929年底的7815英镑，尽管他并未持有美国股票。57到了1930年，凯恩斯坚称，初级商品价格下跌并非因为过度投资，而是由政策引致的需求不足所导致。对于一个投机初级商品并损失如此惨重的人，这一观点也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58
　　　　那年10月，凯恩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倒数第二部重要著作：两卷本的《货币论》。从1924年起，也就是市场崩盘5年之前，他就开始写这本书并在反复不断地修改。书的内容也反映出随着这个十年的发展，作者的关注也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有时显得非常刺眼。出版后，凯恩斯随即承认这本书在文学上不是一件杰出的作品；而大萧条的到来将使他认识到，他需要在思想上再来一次大得多的飞跃。
　　　　与之前的《货币改革论》和之后的《通论》一样，《货币论》不是一本单纯解释或修正抽象理论观点的读物，虽然从标题上看似如此。三本书都试图努力解释的问题是，在其出版之前的一段历史时间内，什么是驱动英国经济的特定的、深层次的力量，特别是与货币和货币政策有关的驱动力。《货币论》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英国回归金本位，在凯恩斯眼中这是英国一次严重的失误，他将金本位定性为一种陈腐、落后的管理英镑的依据。尽管在已经过去的19世纪金本位曾经经历辉煌，但是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英国在世界中的发挥作用已经降低。而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进步，货币管理唯一正当的方法就是将其交由中央银行的专家们管理，根据掌握的各类信息酌情予以调控。
　　　　在凯恩斯看来，《货币论》想要传递的一则关键信息是，一个中央银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国际主导地位已经被美联储篡取的英格兰银行——实施避免黄金储备流失的货币政策，会对国内利润和就业造成严重和持久的损害，原因是某些价格存在普遍的粘性，主要是指劳务价格。这种粘性可能是由于“行业工会的力量或者仅仅是人们以货币作价考虑问题的倾向”——即，是体制性障碍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或者仅仅是因为心理上的怪癖。59凯恩斯认为，是货币政策自身需要适应社会的“自然倾向”以及“现有的实际存在的工资体系”。60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所谓的滞涨时期，这一争论又一次强力回归：高失业与高通胀率并存，这一组合令当时许多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感到困惑。
　　　　《货币论》读起来时而让人感到单调乏味，时而又令人感到活泼机智或顽皮可爱，它综合运用了理论、统计、历史和心理学的方法，来支持被凯恩斯不甚清晰地酝酿了多年的观点。这些观点中最突出的就是，我们现今的财富以及伟大的文化丰碑和遗产，并非归功于我们生活节俭的祖先努力攒钱储蓄，而要归功于他们那些过度挥霍、积极进取的亲戚们的动物精神。“难道世界七大奇迹是节俭造就的吗？”凯恩斯反讽地问道，“我对此表示怀疑。”61为了证明他的上述判断，他写下了题为“历史上的例证”一章，从货币的角度来阅读世界历史，内容大胆而富有争议；他还写了一个更加晦涩难懂的章节，解释他关于彻底区分储蓄和投资行为的理论以及关于市场利率无法发挥古典经济学赋予其的平衡作用的理论。
　　　　《货币论》以关于国际货币管理问题的一章作为结尾，这一章非常重要。虽然内容并不扎实，但是富有远见。它发展了凯恩斯日后将在布雷顿森林支持和捍卫的观点。特别是，它提出了“超国家银行货币”（supernational　bank…money，S。B。M。）的概念，即由一个新的超国家银行发行的国际储备资产，凯恩斯希望用它来取代黄金作为唯一的终极国际储备资产。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将把超国家银行货币更名为“班科”（bancor），而目标也不仅仅是取代黄金的地位，还包括阻止看似势不可挡的美元全球霸权。
　　　　1929年11月，在华尔街崩盘后不久，凯恩斯被任命为政府的麦克米伦金融与产业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负责就银行与工业的关系开展持续调查。1930年，凯恩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参加委员会会议和听证会，并主导了整个进程，屡屡令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的大人物们陷入被动守势，并为商业下行周期期间在货币政策和政府支出方面采取新的、更加积极主动的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一模式在许多人眼中也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内容。
　　　　凯恩斯主张，中央银行必须“为系统中注入货币”并“喂哺囤积者”以迫使利率下降并恢复私人投资。62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如果商业投资不足，政府必须自己承担这份工作。通过赤字支出来资助大规模的公共投资项目，这种做法不足为虑；新的支出将从失业救济发放金额的降低以及商业活动复苏中得到回报。这是现在被广泛引用的“财政乘数”的早期说法，凯恩斯是从他最喜欢的学生理查德·卡恩的研究中吸取了这个概念。其前任门生休伯特·亨德森等著名批评人士认为，凯恩斯方案的主要效果是使商人们预期未来将增加税负，由此导致进一步减少对私人投资的激励，并迫使政府提供更多的凯恩斯开出的危险药物。凯恩斯指责亨德森“缺少基本面的分析”；而亨德森则指责凯恩斯拒绝稳健的保守主义模式，例如降低英国工业的成本，是因为这“不符合你的自尊”。63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凯恩斯在失业和工资问题上想法多变。当年2月他说道，他“解读历史时发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一种强烈的社会情绪，抗拒任何削减货币收入水平的事”。64但是就在几天之后，他又提出，失业救济“降低了个人承受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会迫使个人接受不再是他想要的或他习惯了的工资水平和就业种类”，因此发放救济阻碍了工资根据下降的价格水平和上升的失业率进行调整的进程，“在过去”这种情况本应是普遍存在的。65与此同时，他还对最低工资立法提出批评，主张通过以税收为基础的财富重新分配来帮助“社会中更加贫困的人群”，认为这是一种“更加明智”的方法，而不应该“将个人的工资固定在雇主支付不起的数字上”。66
　　　　当然，最终他的主要结论是清楚的：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推高价格而非削减货币工资，因为这会引起“更少的社会抗拒”，而且更加公平，因为“食利者阶级和其他有固定货币收入的人”与挣工资的人一起分担了调整的痛苦。67也许最有争议的一点是，凯恩斯提出，如果政府不能将价格推得足够高，不足以抵销英国商业界目前运营中面临的成本劣势——而且英国的“工资政策肯定是趋向于更加宽厚地支付工人薪酬（相对于其生产效率而言），高于许多其他国家通行的水平”——那么保护主义，特别是进口关税，以及阻止外国投资就是必须的。68过去被他认为是奇思异想的观点，现在在他看来不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伦敦经济学院的莱昂内尔·罗宾斯曾经与亨德森和阿瑟·庇古一道作为凯恩斯的手下在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中任职，他后来接受了凯恩斯关于公共支出的观点，但是从未接受凯恩斯在自由贸易方面的异端邪说。
　　　　亨德森、罗宾斯以及庇古对委员会报告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强烈的不同意见，并非常醒目地体现在了报告之中。这份报告对政策没有产生直接影响。每当发生金融危机时，这种思想对峙的僵局都会重现。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衰退在多大程度上是结构性失衡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