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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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非现在即将发表的宣言包含一则坚定的承诺，即英国在战后贸易政策问题上将与美国一道消除所有此类对国际贸易构成致命威胁的障碍……否则未来新的更好的世界经济秩序将显然得不到任何保证”。55凯恩斯现在已经回到了伦敦。就算他听到这番话时心情尚好，也会将其斥为无知的自由贸易者的哭闹。
韦尔斯改写了丘吉尔提出的第四点原则。美国和英国将：
致力于消除美国或英国针对原产自对方国家的任何产品进口的任何歧视，以此增进彼此互利的经济关系；两国将致力于推动各国人民都享受在平等条件下进入其经济繁荣所需的市场、并获取原材料的权利。
这实质上就是凯恩斯所憎恨的第七条。
罗斯福知道言贵简洁，也知道歧视问题是国务院的核心关注，于是他径直划掉了分号之前的所有内容，并在分号之后的部分加了几个关键字。第三个版本变成了：美国和英国将“致力于推动各国人民都享受，在非歧视和平等条件下进入其经济繁荣所需的全球市场、并获取全球原材料的权利”。
丘吉尔立即发现了案文的意图。读完一遍之后，他立刻询问韦尔斯有关文字的用意是否要对渥太华协定适用。韦尔斯表示确认，“当然是这样”。首相施展了他娴熟的外交技巧，称自己一向反对渥太华协定，但同时坚持“他需要至少一周的时间才有望通过电报途径了解自治领对这一问题的观点”。56
霍普金斯希望韦尔斯和贾德干迅速起草出新的措辞好让丘吉尔立即签字，但韦尔斯表示反对，称“进一步修改该条款将彻底摧毁拟议宣言这一部分的任何价值”。他在回忆录中称总统也持有“同样强烈的观点”，并抱怨道霍普金斯一定说服了罗斯福，这个问题“不够重要，不足以因此推迟就最终案文达成一致”。57罗斯福在给韦尔斯的备忘录中称，“鉴于现在最关键的是时间”，他将删掉“唯一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贸易歧视”。总统不再支持赫尔和韦尔斯反帝国主义的贸易目标。就这样，尽管韦尔斯表示反对，《大西洋宪章》的第四条原则最终承诺两国将“致力于，在适当尊重现有义务的情况下，进一步使所有国家，无论国家大小、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有机会在平等条件下，为实现本国经济繁荣进行贸易并从世界各国获取原材料”。丘吉尔得意地发电报给伦敦，称“关于‘尊重现有义务’的表述保障了我们与自治领的关系”。58
8月14日，宪章以公报的形式发布。最终双方并未签署，从而避免了将其作为一份条约提交美国参议院批准。即使如此，这份文件仍然引起了持孤立主义立场的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迫使行政当局坚称文件不涉及“战争期间或战争结束后任何形式的道德义务。”59
韦尔斯和赫尔在公开场合表现得情绪高涨，韦尔斯宣称“帝国主义的时代结束了”。但是他们在私下里却是火冒三丈。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有关现有义务的内容“实际上剥夺了该条款的全部意义”。会议结束几周后，气急败坏的赫尔甚至孤注一掷地提议，在第四条原则中增加关于彻底取消帝国特惠的毫无保留的承诺。怀南特自伦敦发回报告称丘吉尔，意料之中地，不愿将此份修订提交战时内阁和自治领政府。60赫尔这才作罢。
英国人赢了这一回合，但是他们将不可避免地输掉这场战斗。《大西洋宪章》是一则声明，而文字是廉价的。但租借安排则是一个陷入绝境的买方和一个垄断专营的卖方之间的契约。尽管租借物资继续流向英国，但是双方还没有就协定条款达成一致，而国务院仍然决心要得到它的“对价”。
国务院和英国使馆就租借协定第七条的谈判一直拖延到了秋天。虽然国务院坚持取消帝国特惠的立场没有改变，但英国谈判人员在两方面取得了进展。首先，他们说服国务院同意，上述目标应当通过“达成一致的行动”来实现，而且此类行动应当“考虑到当前经济条件所限之情形”而确定。其次，他们争取到了美国对英国的贸易对价作出的一个模糊的“对价”，即美国承诺一旦出现经济衰退将采取“适当的……国内生产、就业以及货物交换及消费的措施”。这就解决了凯恩斯的关注，他担心如果美国未能采取补救性的货币和财政措施，却同时限制其他国家采取此类行动的自由，将会使衰退扩散到海外。
然而，丘吉尔的战时内阁中仍有约四分之三的人反对在租借协定中提及任何贸易特惠的问题。即便是那些对帝国特惠没有特殊感情的人，例如首相本人，也认为有关英国正在用大英帝国的根基来交换战争物资的感觉令人非常不快。
然而就和二战时期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英国最终被迫接受美国总统精心算计、转瞬即逝的善意之举。1942年2月，罗斯福在赫尔的敦促下给丘吉尔发电报，要求后者尽快批准新的第七条草案。但是，英国的战争行动正节节败退，新加坡于2月15日落入日本手中，丘吉尔担心继续就第七条争执不下可能会给敌人落下口实，宣称美国是在利用英国战争的紧急状况来控制大英帝国。总统对丘吉尔的关注作出了回应。罗斯福没有使用国务院草拟的官方答复，而是以“其自己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且周到体贴的方式”复电称，“他未想过要用租借作为与帝国特惠原则做交换的武器”。61这足以安抚英国内阁，而英美租借协定也最终于2月23日签署。
然而，这并不足以约束美国当局。罗斯福几周后对国会表示：“作为我们援助回报的一个直接的利益就是与英国（并有可能与我们的其他盟国）就未来贸易和金融政策的框架达成谅解。”62这种贸易和金融政策包含了哪些内容呢？“我们告知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赫尔写道，“我们以笼统的措辞表述第七条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特别提及特惠安排，因为这样可能会给英国政府制造难题。……如果被问及特惠安排一词包含了哪些内容，我们建议说它无所不包。”63
对丘吉尔而言，他将在议会中受到连续的抨击和追问，要求他解释为何接受第七条。而他能够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只能是罗斯福作出的一闪而过、毫无价值的保证。“我一直没有接受第七条，”两年后他被迫在下议院作出解释，“……直到总统明确保证，我们关于取消帝国特惠的承诺，不会高于美国政府关于取消其保护性高关税的承诺。”64
那么，凯恩斯在租借协定谈判中究竟发挥了哪些实质作用呢？很难想象能有人比他更清楚地发现并阐明摩根索、怀特、赫尔和韦尔斯提出的要求对英国战后清偿能力带来的巨大风险。但是，任何一个已婚人士（凯恩斯也是）都应该知道事实和道理并非总是有助于实现他的目标。就凯恩斯而言，当事实和道理与他过分的自信交织在一起时，这不但帮不了他，反而侮辱了那些不断受他骚扰、学识浅薄、言辞笨拙的美国谈判对手。正如摩根索与霍普金斯的对话所显示出的，凯恩斯不知谦逊为何物的做法，似乎促使罗斯福的顾问们提出了更严厉的要求，唯恐前者接下来的机智论点会令他们无法应对。
当然，凯恩斯是握了一手臭牌。但是，危害最小的出牌策略本应是装作对利害关系一无所知、轻松自如，并在协议达成后寄希望于出现神的恩典。这就是英国外交部进行租借协定对价谈判的方法，但是凯恩斯从原则上对这种方法予以鄙视。“如果没有绥靖的对象，”凯恩斯讽刺道，“英国外交部就会感到他们完全失业了。”65他的观点与怀特对美国国务院的观点一唱一和。
令人惊讶的是，凯恩斯在英国战争行动的金融前线发挥着领导作用，但丘吉尔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努力。在他的五卷本战争史中只有一处提及了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66首相在战争期间自始至终的策略就是专注于在战争中生存下来。这项战略的核心是培养与罗斯福及其私人特使（如霍普金斯）的良好关系，因此他寻求不断地通过塑造英美合作的波特金村庄＇12＇幻象来取悦他们。其他一切都是令人分神的细枝末节。
虽然凯恩斯在美国人面前未能克制沮丧之情的次数要多于丘吉尔，但是他最终与首相一样都倾向于认为谈判对手的意图是善良的，即使有时从后者的行动中无法看出这一点。但是，有的时候事情就是和看起来的一模一样。摩根索和怀特并没有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他们只是提出了令人难以接受的要求。“现在优势在我们一边，而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抓住它，”摩根索两年后将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说道。“如果优势在他们那边，”怀特将附和道，“他们也会抓住它的。”67
＇10＇1776年美国发布了独立宣言。——译者注
＇11＇1934年的《约翰逊法案》规定，不按期偿还债务的国家不能获得美国的新贷款，也不得在美国发行债券。由于英国未能完全偿还欠美国的一战债务，因此无法得到美国贷款。——译者注
＇12＇Potemkin Village，意指徒有其表，空无一物的面子工程。——译者注
第6章 怀特与凯恩斯的完美计划
尽管亨利·摩根索在财政方面生性保守，但是他也是一个忠诚的新政人。他还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相信凡是对美国好的东西必然对全世界都好。美国那时还是一个善良的新兴超级大国，与之前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不同，她愿意用自己的权势来创造一个以经济合作与非歧视为基础的世界。这种想法的核心就是扩大政府的权力，压制那些飘忽不定、自私自利的金融家；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其对各国中央银行的控制力在货币市场上兴风作浪、扰乱贸易，并引发政治冲突。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摩根索有一句名言：他寻求将“高利贷贷款者……驱逐出国际金融的殿堂”。1
摩根索从未自诩他知道如何稳妥审慎地实现这一目标。他知道这涉及政府控制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他也知道这涉及创造某个国际机构，赋予其相应的使命和资金，来防止竞争性贬值，从而使各国政府免于诉诸外汇管制措施。他自然要依靠哈里·怀特来为这一体系设计技术蓝图。
1941年12月14日，摩根索给刚刚被任命为部长特别助理的怀特布置了具体的任务，指示他就建立“盟国间稳定基金”起草一份备忘录，该基金将“为战后国际货币安排打下基础”。无论这份工作听起来多么技术性，摩根索心中有一个极为远大的全局性目标。多年后他对杜鲁门总统解释道，他的目标是“将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和华尔街移至美国财政部，并在各国国际金融交往中创造一个新概念”。2根据他的传记作者布鲁姆的说法，这个新概念涉及“使美元成为战后整个世界外汇交易的基本单位”，是深得他信任的特别助理将这个雄心壮志灌输给了摩根索。3对于怀特而言，这就是那个能够使他一举成名的机会。
怀特于1942年3月提出了后来众人皆知的“怀特计划”完整的第一稿。这个计划自然而然地将世界和平作为其基础和前提，而在当时这显得非常遥不可及。新加坡几周之前刚刚沦陷，这是同盟国在二战中的一次惨败，13万名英国、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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