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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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锁定为政治盟友。
“莫洛托夫从美国人纡尊降贵的举止中察觉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傲慢，这与他们对英国人态度背后的傲慢如出一辙，他似乎是对的。”马克斯·哈斯汀斯对苏联外交部长与罗斯福的会面评论道。莫洛托夫晚年回忆道，总统认为苏联是一个“没有工业、没有农业的穷国”，一定会“前来乞讨”。31然而，怀特在苏联身上看到了未来的浪潮。放眼全球，“所有的改变，方向都是朝着政府加大对工业的控制，加大对竞争和自由企业运营的限制”，他若干年后在一篇从未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苏联是第一个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经济案例。而且它成功了！”他得出结论。32因此，在他的基金和银行计划中，怀特既是在向其本国政府、也是在向其他盟国政府呼吁，他坚持认为“在这场合作改善世界经济关系的行动中，拒绝苏联加入的权利，将是重复上一代人所犯下的悲剧性的错误，并在这个万众瞩目的新时代中引入一个非常不和谐的音符”。33鉴于这份文件总体上技术性的性质，这段激情四射的文字显得相当醒目。
凑巧的是，梅纳德·凯恩斯完全自发地于1941年8月开始酝酿他自己关于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这只比怀特正式起草其计划早了几个月。两者的计划从表面上看惊人的相似。但计划背后的结构性支撑显示出他们二人的设计理念存在很大差异，反映出了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
凯恩斯思考如何修复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在1923年的《货币改革论》中，他以很长篇幅分析了这一问题；在1930年的《货币论》中，他甚至提议设立一家世界银行来创造一个超国家的货币，其功能是帮助各国应对临时性的国际收支问题，而无须采取通货紧缩措施。但是美国第七条重磅炸弹所带来的震动，促使凯恩斯着手为一个新的全球体系绘制详细的蓝图，一个能够为英国提供保护、抵抗美国货币和贸易发号施令的全球体系。
与怀特一样，凯恩斯设想的体系也是既要能支持自由贸易，又要能防止全球收支失衡发生，并且当失衡真的发生后，该体系允许以最低限度的经济痛楚来纠正失衡的状况。凯恩斯对任何重新恢复金本位的想法都感到厌恶，他将金本位称为“野蛮的遗迹”。对金本位的讽刺挖苦，用斯基德尔斯基的话说，“掩盖了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缺乏清晰的思考，即金本位是必然会导致通货紧缩么？还是说，金本位在英国造成通货紧缩的后果是由于1925年英镑币值高估的政策失误所导致的？”34事实上，凯恩斯将责任归咎于金本位，也许还不如索性归咎于天气因素。
例如，凯恩斯提出，在金本位下“调整进程对于债务国是强制性的，但是对于债权国则是自愿性的。……因为一国的储备不能降至零以下，但却没有一个天花板可以作为其上限”。35但是，这一点无论是在我们当前的法定货币体系，还是在过去的金本位体系，都是成立的。今天的中国非常醒目地证明了这一点：她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其外汇储备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3。2万亿美元。
凯恩斯进一步提出，债务国通过紧缩措施或货币贬值的办法来摆脱债务，却常常以失败告终，原因是因为所谓的贸易条件变化产生了负面影响：即如果降低价格未能促使外国需求大幅增加并足以抵销降价的影响，那么债务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反而会更糟糕。凯恩斯认为这个问题尤其令英国深受其害，他的这个观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我们总是在贬值中遭受损失，因为我们无形的服务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以固定的英镑价格计算，”他评论道，“以低10％的价格多售出10％的纺织品，无异于把东西白送给别人，却连半个便士的好处都得不到。”36但是，这个问题依然与金本位无关。对于许多国家及其许多产品而言，这在今日仍然是个问题。
最后，凯恩斯指出，如果不对投机性资本加以控制，它将从赤字国逃向安全的盈余国，从而周期性地造成大破坏。然而，投机性资本之所以会这么做，正是因为汇率缺少一只可靠的锚，而19世纪晚期黄金就发挥了锚的作用。当时，短期资本流动的效果往往是促进稳定而非破坏稳定，因为投资者相信资本外逃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能够在一国货币最终恢复其官方确定的黄金兑换价格后获利。37而且，盈余国也并非总是安全港。正如今天美国的例子所说明的，甚至连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都可以成为危机中热钱流动的受益人而非受害者。关键在于，美国碰巧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
凯恩斯承认战前金本位制度取得了成功，但是坚持认为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他指出，当伦敦还是全球主要的债权人中心时，英国有利的国际收支状况使国内产生了正确且适当的扩张压力，但当接力棒交给纽约之后，国内扩张的压力逐渐消失了。他将战后金汇兑本位制的失败描绘成一种常态，认为这一结果是一个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自然趋势。但是这就好比辩称，自行车是有缺陷的，因为当你不踩的时候它就会倒。与19世纪晚期英格兰银行的做法不同，20世纪20年代的美联储没有遵循金本位的基本规则，即当黄金流入时扩张信贷，当黄金流出时收缩信贷。它常常反其道而行之。这就难怪为什么政策的结果如此之糟糕。
凯恩斯在汇率问题上的观点和今天的货币市场一样变化无常，而且常常晦涩难懂、令人抓狂。在1936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把自己定性为“总体而言……支持各国体系相互独立和汇率波动”；但是考虑到“汇率实际上没有理由经常波动”，而且考虑到“稳定的某些好处”，他“支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汇率实际上保持稳定，前提是没有根本性的理由要求采取不同的政策”。至于“稳定的可行性”，这将“有赖于①采取措施控制资本流动以及②有关的不同国家总体工资水平的变动存在相似趋势。”至于他建议在实践中究竟怎么做，他“会进而……对正常情况下应当允许的波动幅度作出更多的保证，而前提是不就此作出任何实际的承诺”，他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形下，10％的波动幅度应当足够。”38你可以想象采访者脸上那困惑的表情。
为什么在这么关键的一个问题上，凯恩斯很难作出明确表态呢？凯恩斯的思想成熟于一战期间。很多过去认为理所当然构成世界政治经济基础的东西，在那段时间骤然崩溃瓦解。特别是金本位，以及与之伴生的永恒不变的固定汇率。在当时，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金本位是合情合理的，就好像今天的人自然而然地认为它稀奇古怪一样。用其他东西取代金本位的地位，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困难并让人感到很困扰的问题，就好像今天在全球寻找美元的替代物所面临的困境一样。即使是像凯恩斯这样激进和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也从未与金本位彻底决裂。20世纪30年代，几乎没有几个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是一个明显的例外）认为位于另一个极端的纯粹浮动汇率——例如1971年之后的世界所经历的那样——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有助于恢复均衡的“体系”。在今天，浮动汇率被认为是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在当时，右翼和左翼的经济学家都不赞成浮动汇率，认为它既是货币失调的症状，也是其肇因；这种失调促使其他国家采取竞争性措施予以应对，其后果是互相毁灭。凯恩斯将自由浮动汇率视作金本位崩溃后不得不在黑暗中进行的摸索，而显然并非巩固各国贸易关系的一种可行的替代模式。
凯恩斯于1941年开始起草他的战后货币计划，此时他的立场实际上是坚定地反对浮动汇率。“贬值是一个糟糕的办法，人们是在别无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被迫采取这种办法。”他在1941年4月致英国外交部的信函中写道。39在一份1942年1月的备忘录中，他写道：“在我看来，固定的汇率环境是战后实现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某个特定国家的货币工资率彻底失常，那么除了调整汇率之外别无他法。但是在其他情况下，我敢肯定地说，调整汇率可能获得的收益被极度夸大了，而且它极有可能弊大于利。这就是上一场战争结束后发生的几乎所有汇率贬值案例给我们留下的教训。”至于英国，他评论道：“由于将货币工资率与生活成本挂钩的做法越来越普遍，汇率贬值曾经带来的优势已经被极大地削弱了。如果这个国家的货币工资总是随着进口食物成本的上升上涨，汇率贬值对我们产生的帮助就开始消失了。”40
与其说凯恩斯是英国的国际主义者，倒不如说他更像一个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英国人。因此，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凯恩斯的建议”，用与他同时代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话说，“首先总是英国的建议，源自英国的问题”。41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经济政治力量的变化，这些问题也在发生着迅速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关于大不列颠作为19世纪帝国主义债权国的生动记忆仍然历历在目，用凯恩斯的话说，英国“指挥了一场国际交响乐”。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个无情的现实，即英国遭遇了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且这一问题在一个理想化的、“自动化的”全球体系的严格限制下无法得到纠正，特别是现在这个体系的条款将由美国来确定。
凯恩斯反对汇率波动的坚定想法应该会得到摩根索和怀特的欢迎。但是他所青睐的替代办法则会令赫尔和韦尔斯感到深恶痛绝，即对那些对英国保持贸易顺差的国家实施资本出口限制和进口管制。这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对美国的歧视，如果她继续维持其不平衡的债权国地位的话”。42
“我的设想是，”凯恩斯1941年11月对财政部的同事写道，“我们将在战后继续现有的汇兑管制的做法，而且我们不打算按照战前的做法回归自由放任的货币安排，即使用黄金或其等价物自由地进行货物的国际买卖。鉴于我们自己的黄金所剩无几，并且将对海外债权人欠下大量的英镑债务，这似乎只不过是一个符合常识的判断。……自由贸易的价值取决于以实质上属于易货贸易的方式开展国际贸易。上一场战争之后，外汇交易的自由放任导致了混乱。”43
凯恩斯的观点是典型的英国中间路线立场。财政部的休伯特·亨德森经常与凯恩斯发生争论，他称凯恩斯“到头来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和折衷主义者”。44亨德森认为，假设美国会自愿采取诸如降低关税的行动来削弱其债权国地位，或者假设任何战后货币体系本身就能够纠正英国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法。和令人敬畏的德国经济设计师亚尔马·沙赫特一样，亨德森认为受管理的贸易和双边易货贸易安排是未来的浪潮，而非仅仅是战时的紧急措施。45
一方面是英国需要使用被凯恩斯称为是“沙赫特式的工具”来管理战后贸易，另一方面是美国对非歧视的要求，这两种几乎无法调和的需求令凯恩斯深感困扰。他在1941年期间的通信显示出他的情绪在绝望与乐观之间来回旋转，绝望是因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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