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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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使该体系永远不见天日。
尽管凯恩斯提出了富有远见的国际货币体系设想，他到美国的最终任务却是尽可能保留业已破产的大不列颠在历史上享有的帝国特权，在一个看似注定将由美元主导的战后世界中，这一要求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英国的政治家和政府高官们在华盛顿日益绝望的乞讨行动屡屡以失败告终。在这样的背景下，凯恩斯受命成为英国最后的金融大使，担任英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租借谈判以及英国贷款谈判中的首席代表。
那个年代的一首英国打油诗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英国使者们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的困境：“在华盛顿，哈利法克斯勋爵曾经在凯恩斯勋爵耳边低语，没错，他们是有钱袋子，但是我们有的是脑瓜子。”3哈利法克斯和诸多英国政治显贵一样，都未能打开美国的钱袋子，凯恩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赴华盛顿和布雷顿森林的前线。派他前去是出于一丝渺茫的希望：如果脑瓜子是清偿债务的关键，他取胜的几率可能会更大一些。
没有人比凯恩斯更能够理解英国极度严峻的金融状况和迫切需求，而且在语言运用方面，他天赋异禀，这本应使他成为一位外交大师，可是他更在乎的似乎是在逻辑上逼迫和羞辱对手，而非说服他们。“这家伙对国际关系是个威胁。”有人评论道。说这话的人不是美国的谈判对手，而是英国战时内阁顾问、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凯恩斯视作“天神”4的詹姆斯·米德。英国财政部的保罗·巴瑞评论道：“游说拉票、动员支持、餐桌政治，这些技艺都不是凯恩斯所擅长的。”5
凯恩斯尽力从心理上和体力上适应周围那些奇怪的人，特别是华盛顿特区的居民，这些人不受凯恩斯对事实和逻辑的超人运用的影响，甚至连逼他们让路都不成。美国人永远不会偏离他们强硬的地缘政治条件，至少在二战后杜鲁门团队重新洗牌之前是不会的。凯恩斯还经常使问题复杂化，他不仅抓了一手臭牌，而且出牌也很笨。一个敏锐和专注的职业外交家本应学会利用纽约的银行大亨来对付罗斯福的金融家，当时这些银行大亨摇晃着贷款的诱饵意在换取英国反对美国财政部的货币改革方案。但是凯恩斯还有个人政治遗产的问题需要考虑，而他在布雷顿森林万神殿中的地位是决定个人政治遗产问题的关键。他为自已的坚持付出了心理上的代价，就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变异症一样阵阵发作，他会说服自己，并以他无人能及的雄辩口才说服伦敦的政治领导层相信，尽管美国政府恪守法条主义的做法令人难以忍受，尽管他们对理智的说辞不屑一顾，但是美国政府的意图仍然是好的，并最终会对英国作出正确的事。
在布雷顿森林，凯恩斯所勾画的战后货币秩序蓝图面临的主要障碍来自于哈里·怀特，一位当时仍然默默无名的美国财政部技术官僚。采访会议的新闻记者曾经对怀特表示怀疑，认为除了凯恩斯的《通论》灌输的思想外，他可能再无其他观点，怀特对此勃然大怒。尽管怀特没有任何重要的官方职衔，但是到了1944年时，他已经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了广泛影响，甚至在三年前与日本开战之前的外交活动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令人不可思议。
怀特坚毅而聪慧，专注于细节，做事不屈不挠，通晓政策制定门道。本国同事和外国对手对他又恨又爱，而怀特的所作所为也确实不让人喜欢。“他完全不知道如何得体地表现或遵守文明人对话的规则。”凯恩斯抱怨道。6然而，怀特一方面傲慢无理、仗势欺人，另一方面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直以来，怀特都强烈地认识到，他在华盛顿的脆弱地位完全依赖于他有能力用可行的政策武装自己的老板，即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摩根索深受罗斯福信任但智慧匮乏。怀特常常在与凯恩斯谈判前因为压力过大而病倒，然后会在谈判中爆发。在一次特别激烈的会议上，怀特脱口而出：“我们会尽力提出一些尊贵的殿下您能够理解的东西。”7
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设计师，怀特策略性地战胜了远比他聪明但却固执任性的英国天才对手，从而树立了他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形象，试图从二战引发的美英地缘政治板块变化中牟取所有利益。怀特对战后秩序的设想与英国长期以来的利益截然对立，特别是在涉及帝国的问题上。然而，怀特的设想还包括使美国与一个新的、正在崛起的欧洲大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而且他愿意使用非常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一点甚至连他最亲密的同事基本上都不知晓。理解怀特这一更大的目标非常重要，不仅能够说明为什么英国人认为他是一个棘手的谈判对手，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杜鲁门将对外经济政策的控制权由财政部转到国务院之后，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在二战后发生剧烈摇摆。
怀特一直对苏联痴迷。1933年，他在成为威斯康辛州劳伦斯学院一名经济学教授之后不久，就决定要寻找一份奖学金赴苏联研究其计划经济体系。1934年6月，财政部顾问雅各布·维纳邀请怀特来华盛顿小住，协助维纳开展货币金融改革的研究，这才转移了怀特的注意力。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乔治·西尔弗曼、惠特克·钱伯斯以及其他为苏联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士。早在1935年，怀特，这位急于影响世界且对行动面临的官僚制度障碍不屑一顾的理想主义者，就开始了那种危险的双重人生，这种双重人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吸引了一大批华盛顿的同代人。
虽然怀特的官方著述明确地显示出他是一个支持凯恩斯主义的新政民主党人，但是他私下的沉思却显示出他还要更加左倾。在怀特设想的战后世界中，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模式将处于支配地位，尽管它不会取代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本书研究过程中新发现了一份未经发表的怀特手稿，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份手稿写于二战结束前夕，怀特在其中大加指责美国对苏联的态度，言辞激烈。如果当年这份手稿公之于众，必将招来要将他解职的一片呼声。
“我看到了未来，”激进的记者林肯·史蒂芬斯在他1919年的彼得格勒之旅后写道，“而且它成功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布雷顿森林，怀特坚信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已经证明获得成功。“苏联是第一个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经济案例，”怀特写道，“而且它成功了！”他认为，美国政治统治阶层对苏联的敌意是一种政治虚伪，源自其从意识形态上就不能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功。8
显然，一个必须要问的关键问题是，怀特与苏联的关系是否对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结果产生了任何实际影响。关于战后货币改革的“怀特方案”当然不带有任何苏联货币思维的印记，因为这种思维根本就不存在。诚然，在会议上，怀特明显表现出对蓄意阻挠会议的苏联人过度关心，他比任何其他美国谈判人员都要关心，且比欧洲人还要关心得多，这令一些欧洲人感到恼火。但是这对最终结果并未产生影响，因为苏联并没有批准协定。如果怀特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任总裁，他的观点可能会产生更大影响，但这一点我们永远无从得知。然而，我们将要看到，怀特之所以没有成为基金组织总裁的主要原因，以及此后再也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出任基金组织总裁的主要原因，是怀特为苏联从事的活动当时已经露出端倪。
温斯顿·丘吉尔曾经有一句名言：“在美国人穷尽了其他可能性之后，我们总能够指望他们作出正确的事情。”在凯恩斯去世两年之后、怀特去世半年之前，这番话以马歇尔计划的形式得到了应验。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制定的一项异乎寻常的外交国策，它建立在这样一种顿悟的基础上：英国其实并非怀特所定义的、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对手，而是一个陷入绝境的盟友；面对与日俱增的苏联威胁，英国迫切需要得到支援。
这就是关于哈里·怀特的世界新秩序蓝图的兴衰往事，以及我们今天仍与之斗争的那场衰落的遗留之物的由来。
＇1＇全名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于1972年成立。——译者注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集团，成立于1971年。——译者注
第2章 世界齐聚于白山
四周景色壮美——这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刚抵达这片偏远寒冷的新英格兰北部山区时，便写下了这样的感受，“华盛顿山荫蔽下的这片高原与这里突如其来的短暂喧嚣形成鲜明对比。”1这是1944年7月1日，数百名客人陆续造访了仓促翻新的华盛顿山饭店，饭店地址全称是：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镇。小镇上没有主街，甚至没有商店，除了饭店之外唯一的地标就是费布岩火车站，大批外国人搭乘绰号为“通天塔号机车”的列车涌到这里。
在这块名为白山的宝地上，一场国际货币会议即将召开，而距离财政部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开始规划这场会议已经过去了两年半。但是，曾经的大饭店已经关闭了两年之久，管理层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迎接蜂拥而至的客人。几个月之前，整个小镇的人口寥寥无几，也就是几个酒店管理员、火车站站长以及女邮递员，女邮递员同时也是火车站站长的妻子。而现在，工人、士兵和政府官员正在匆忙收拾这座饭店，一辆辆军车已经开始把各国代表和他们的顾问送到这里，这群顾问中很多人后来“竟然成了首相、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2。酒店员工竭尽全力应付各种短缺，包括床铺、热水以及酒店员工本身。
“布雷顿森林清奇俊秀，真乃名副其实。”刚刚抵达的英国代表莱昂内尔·罗宾斯在日记中写道，但是“一切都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之中”。3新任的酒店经理不久即被撤换，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绝望中辞职，一说是因醉酒而被炒了鱿鱼，因陈述人不同而说法迥异。470多家新闻媒体、会议秘书处、数百名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涌入的其他各类人只能在周边旅馆安顿，有的甚至不得不住在5英里之外。
这是一场自1919年巴黎和会以来最为重要的国际会议，之所以安排在这一偏远地点举行，是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有意为之，他希望在美国东部寻找一片大型的度假胜地，既能满足会议需要，又能远离华盛顿逼人的酷暑以及忙碌而忧郁的战时情绪。虽然那些久负盛名的海滨胜地也能很好地满足上述要求，但布雷顿森林却能提供一种政治上的诱人便利。因为它位于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托贝所在的新罕布什尔州，托贝是一位反国际组织的厉害角色，他将在这一年的11月面临一场艰难的初选。罗斯福总统盘算的是，如果媒体的曝光能够帮助托贝赢得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那么当会议协定提交参议院批准时，托贝应该会投桃报李。伍德罗·威尔逊的国联就是在参议院翻了船，罗斯福牢记这一教训。
这片新英格兰的山区得名布雷顿森林，是拜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所赐。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将这片土地授予温特沃斯和他的几名贵族同伴，1772年温特沃斯以其位于英格兰布雷顿镇附近的祖宅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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