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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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丧生。
与此同时，希腊的局面每况愈下。英国军队在希腊北部被共产党的游击队死死纠缠。宝贵的美元借款在军事行动中逐渐消耗殆尽。贝文于11月至12月在美国停留了6周，他警告伯恩斯，由于现金短缺，英国人可能不得不撤出希腊。但是，由于反对扩大支出的共和党不久之前轻松地赢得了国会的控制权，在美国提供军事支持的问题上伯恩斯无能为力。
此时，艾德礼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仅仅是希腊，还有巴勒斯坦和印度的局势都需要进行痛苦的重新评估。在12月1日致贝文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他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我开始怀疑对希腊的赌博是否得不偿失。”他直言不讳地写道。至于巴勒斯坦，“这个中东地区只是一个前哨阵地”。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英国地域广布的军事承诺是难以维系的，而美国提供支持的可能性不大。“在美国有一种倾向，将我们视作一个前哨阵地，”他无奈地评论道，“但是这个前哨阵地他们可能不打算设防。”
60年来气候最恶劣、最残酷的冬天，使得英国遍布世界各地的承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濒临崩溃的边缘。1947年1月27日，艾德礼与缅甸将军昂山签署了缅甸独立协定。到了2月，大英帝国的支柱在7天之内戏剧性地一根接着一根地相继坍塌。2月14日，贝文宣布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将被交还给联合国。2月18日，英国内阁同意从希腊撤军。2月20日，艾德礼在议会中宣布英国将离开印度。
“仓皇而逃！”保守党再度发出愤怒的抗议。丘吉尔在未来的几个月中将把这个词一次又一次地甩在工党政府面前。但是，事态发展已成定局。
仅仅一年的时间，变化竟然如此之大。“我知道，如果大英帝国瓦解了，”1946年2月贝文在下议院说道，“……这将意味着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将显著下降。”确切地说，在1946年，英国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仍然深信大英帝国是经济实力的一个源泉。现在，很明显，帝国成为了一个无法承担的美元吸金池。而且，由于英国已经在战争中欠下了巨额债务，她也没有什么经济手段来使像印度一样忤逆不从的殖民地再循规蹈矩下去了。
华盛顿被旧秩序的迅速崩溃搞了个措手不及。“现在只剩下两个大国了。”艾奇逊于1947年2月沉重地评论道，他指的是美国和苏联。“英国人已经完蛋了。”37艾奇逊现在是乔治·马歇尔将军的幕僚长，后者刚刚接替身体欠佳的伯恩斯出任国务卿。虽然罗斯福曾经一度因为英国在希腊的军事行动而几乎要停止租借援助，但是现在马歇尔和杜鲁门却急于采取行动来阻止共产党在英国撤退之后接管这个国家。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讲，提出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观点。美国将承诺对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以防止其受到苏联的控制。大英帝国的崩溃留下了一个真空需要美国在未来的数十年中填补，而这个问题只是美国将要面临的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式的地缘政治挑战中的第一个。
1946年7月15日，杜鲁门签署了英国贷款法案，从此将英镑送上了一段为期一年的痛苦的死亡征途，因为按照协议规定英镑将于1947年7月15日全面恢复可兑换。贷款的目的正是为了减缓这一冲击，但是美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1947年3月21日财政大臣道尔顿在致内阁成员的信中写道：“我们消耗贷款的速度越来越快，各种迹象显示出局面已经失去控制。”而美国价格水平也开始迅速抬升，导致英国进口支出增加并超出了预期的水平，从而使状况进一步恶化。道尔顿恳求其同僚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减少需要以美元支付的进口，增加出口，与此同时继续维持粮食限量配给。38
5月28日，道尔顿详细说明了英国国际收支的严峻状况。他说，全球美元短缺的情况愈演愈烈，并将“威胁引发一场世界经济危机”。凯恩斯与怀特前一年春天所作的乐观预测都是错误的。以英法为例，两国各自与美国的有形贸易赤字都在不断增加，全年将达到10亿美元的水平。道尔顿强调：“我们英国人将要遭遇的危机，从性质上不同于我们之前经历过的任何一场危机。货币贬值、调整或拒绝履行外部债务都不是我们的出路所在。我们的海外收入无法满足我们对海外的需求。”这一问题一直“被租借安排、英镑借款以及美国及加拿大的贷款成功地掩盖住了”，但是这些都即将用尽。这个国家现在面临的是“美元饥荒”。他指出，英国可能能够从新设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提取每年最高达3。24亿美元的贷款，但是他警告道，基金组织董事会以及“尤其是美国，定将会仔细审查任何大量提取贷款的国家的情况”。39财政部的奥托·克拉克也提出警告称：“纠正巨大的贸易失衡不关基金组织的事。”
克拉克担心英国“在《英美财政协定》项下的承诺将使整个问题进一步严重恶化”。由于失去了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美元收入，英国将不得不“大幅削减……自美洲大陆的进口”。但是，鉴于英国所作出的非歧视承诺，英国要削减自美洲的进口，就必须同时削减自其他地方的进口，这将导致世界贸易大范围崩盘。英镑的可兑换也将导致相同的结果，因为其他国家为了尽可能多地积攒可兑换的英镑，将试图削减自英国的进口，而这又将迫使英国相应削减她自己的进口。最后，他感到，唯一的希望似乎就是马歇尔将军于6月提出的激动人心的建议。40
然而，马歇尔并不能免除英镑可兑换的义务。7月20日的那一周，英国的金库流失了1。06亿美元；接下来一周，外流资金增至1。26亿美元；再之后的一周达到了1。27亿美元。在8月16日的那一周，美元流失的金额达到了1。83亿美元。道尔顿试图通过加速提取美国贷款的方式将储备稳定在25亿美元，但是现在美国贷款仅剩下8。5亿美元。随着全球美元短缺状况的加剧，加之英镑是欧洲交战国货币中唯一实现可兑换的货币，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美元的外流。8月20日，英国政府暂停了英镑的可兑换。41重新恢复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的梦想破灭了。
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发表了他著名的哈佛大学演讲。而此时，英美对于欧洲经济组织方式的设想分歧越来越大。艾德礼的政府正忙于使煤矿、铁路以及电力供应国有化。中央计划将成为英国经济安全的基石。而现任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第一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在5月份访问欧洲之后，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计划。英国将成为一个经济一体化的欧洲的一部分，而这个经济一体化的欧洲将大张旗鼓地实施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在华盛顿，人们则是透过乔治·凯南前一年从莫斯科发回的那封长电报的视角来看待这些观点。他们认为，那些不效仿美国模式的国家，往往最终有可能遵循苏联的模式。
克莱顿之所以成为一名民主党人，唯一的原因就是共和党人都是保护主义者。在相当程度上，他既像赫尔一样致力于推行自由贸易，也像怀特一样致力于实现货币稳定。在对外经济问题上，他对于马歇尔的重要性不亚于怀特对于摩根索的重要性。而且，克莱顿还有一个勇敢无畏、影响深远、慷慨大度、务实可行的设想：要坚定地按照自由市场原则恢复欧洲饱受战火摧残的经济。
尤其是法国。克莱顿在5月访问法国时亲眼目睹了中央计划模式失败的例子并对此感到极为不安。法国政府通过价格管制的方法抗击通货膨胀，而农民对这一政策作出的反应则是囤积农产品，导致城市遭受饥荒。42哄抢打劫、囤积居奇成为普遍状况；文明社会的经济纽带支离破碎。43克莱顿很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对政策作出根本性的调整，局面就不可能得到好转；他也不抱有任何幻想，认为仅凭美国人的说教就会令政策发生改变。美国将不得不提供巨额金融援助，而且是拨款援助而非贷款、信用额度或者租借，以此来换取欧洲国家进行重要的市场改革。这与1945年怀特提出的美国战后援助的设想有天壤之别，当时怀特设想的核心内容是向如今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苏联提供100亿美元的无条件重建贷款。
4月马歇尔访问了莫斯科，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回到美国后，他立即通过广播向美国人民讲述了欧洲经济危机的严峻形势以及立即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的必要性。但是，为日后的马歇尔计划打下思想基础的人实际上是克莱顿。克莱顿习惯性地避免凸显他本人的作用，但是艾奇逊将马歇尔演讲半数以上的内容归功于克莱顿，即有关欧洲的状况及其原因的部分。事实上，如果将马歇尔的讲话与克莱顿5月27日的备忘录并排做一个比较，就会凸显后者的关键作用。44
马歇尔这篇演说仅有1442个字，然而其天才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大视野，还在于它巧妙得令人叹为观止的外交技巧。美国的欧洲盟国既需要为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筹措资金，也需要为重新恢复必不可少的商业及贸易联系而提供融资，但却无法两者兼顾。马歇尔的演讲为美国的欧洲盟国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但在这一线生机的实现方式上，它把责任交给了欧洲人自己，由他们负责制定一个强有力的合作与复苏的计划，并负责向比以往任何时候疑心都更重的美国国会和公众详细说明实现上述目标所必需的援助内容。最后，演讲非常小心地未将苏联排除在外，从而避免了欧洲的分裂，但它也无需征求苏联人的同意；条款将由美国人制定，而苏联人将不得不使自己被排除在外，并为此付出政治的代价。
艾奇逊担心欧洲人没有领会马歇尔演讲的讯息，于是通过他在英国媒体中的朋友进一步阐明其要义。贝文迅速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并召集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以及莫洛托夫举行会议，会议于两周后在巴黎召开。克莱顿事先已经对贝文作出保证，华盛顿将不允许马歇尔计划因为苏联的要求而停滞不前，其核心意思是不会再出现布雷顿森林会议时苏联人阻挠进程的情况。根据贝文的记述，莫洛托夫在接到一封莫斯科发来的电报之后提出了意料之中的反对意见，涉及苏联的主权问题，这样就使问题“简单多了”。苏联人退出了。英法于7月3日发布联合公报，邀请其他22个欧洲国家派代表到巴黎起草一份复苏计划。45
然而，贝文并没有欣然地接受美国人的倡议，也没有紧紧地抓住不放。他温和地向克莱顿和美国大使卢·道格拉斯提出抗议，认为英国被“与其他国家混在一起”，好像她“不过是另一个欧洲国家罢了”。当然不能像苏联人对待南斯拉夫那样对待英国。“拥有一个帝国的英国属于另一种情况”。46贝文将马歇尔计划视作一个机会，可以让他的国家与美国“建立一种新型的金融伙伴关系”。但是，克莱顿立场非常坚定，“处理欧洲的问题不会采取零敲碎打的方式”，美国人将不会制造任何“特殊的合作伙伴”。47贝文则诉诸英国例外主义的说辞，并认为会得到美国人的同情和支持，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令人难以想象。但是在1947年，帝国思维的改革远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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