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的历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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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雅俗 整合民俗
一 寓雅于俗的街头演艺（1）
乞丐的文化媒介作用与社会职事
社会，作为一个要素众多、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大系统，其
运行发展与变迁进化乃是结构分化、功能整合的过程。按功能主义和文化学派的观点，社会的每一结构要素分别承担着特定的功能，以满足社会生存发展的需要，社会系统内各要素的结构分化与功能整合实为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
社会的结构要素，诸如制度、规范、组织、设施、风俗、习惯、信仰、传说、阶层、群体、个人等等，在社会系统中各有所能，也各有所需，它们都承担着某种特定的功能，并与其他要素的功能互为关联、互为耦合。社会系统内结构要素的功能往往通过其特定的社会职事（职业、行为、活动）表现出来。人们通常所谓的士农工商各有所职、各有所专即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问题的。它表明：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是一个具体的功能载体，都满足着一定的社会需求，若此，社会才能互相关联，互为补充，才会呈现出协调稳定的运行状态。
对于士、农、工、商以及主流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功能作用，人们知之甚多，且大多予以积极的评价。而对于三教九流这样一类亚文化类型的社会群体之功能作用，人们往往语焉不详。至于厕处九流之末的乞丐，人们大多以赘疣毒瘤视之，社会功能、社会职事者，夫何足言哉！
其实，乞丐作为一种亚文化类型的社会群体，也是社会系统的结构要素，相应地，它也应该承担某种特定的社会职能，当然，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许难登大雅之堂，他们的庸俗卑劣的营生也许令人望而生厌，然而这丝毫不能说明他们是可有可无的、无所职事的多余之物，因为，正是在这些庸俗不堪的活动中潜藏着乞丐群体的某种特殊社会功能，正是在这些看似卑微不足道的营生中蕴含着某种社会需求。
那么，乞丐作为一种亚文化群体在社会体系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功能作用呢？要而言之，不外乎两端。其一是文化媒介作用，这一作用主要通过乞丐的民间艺术活动和民俗表演活动来完成。其二是边缘性社会化服务职能，这主要通过乞丐所从事的各种贱役、苦役等边缘性劳作而展开。
乞丐是一群贫困无聊且庸劣自虐的人们，长期的底层生活和江湖生涯使他们谙悉各地风土人情、民情世态，他们通晓各地岁时节令之风尚、婚丧嫁娶之习俗、市井庆吊禁忌之惯例，丰富的生活阅历把他们造就成了民俗专家。他们把民间的习俗、惯例、风尚、信仰、禁忌等民俗文化内容巧妙地融于自己的行乞活动中，由此发展出了一系列专门化、半专门化的演艺技能，他们成了道地的民间艺人、街头艺人。他们在朴绌的、通俗的、夸张的街头演艺活动中，将雅文化的诸多内容进行通俗化、形象化的处理，并以自己的表演使之传播到千家万户，乞丐们在自己的街头演节活动中不经意地履行了沟通雅俗的文化媒介职能，从而化雅为俗，使雅文化（主流文化）的基本精神以及民俗文化的基本事项在大众社会中得以全面深入的传播。
在希腊伟大诗人眼里，乞丐除了到处游荡，没有任何特长和技能，他们不愿看守田庄、放牧牛羊，只是靠乞讨充实那永远填不满的肚皮。《列子》所载的那位“常乞于城市”的齐国叫花子，也是身无长技，后来乞食市中，一无所获，只好“从马医作役而假食”。没有技能，光凭几句好话、几声哀号是不易讨得食物的。可以想见，乞丐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逐步学习摸索出一套乞讨方法，积累发展出一套经验，久而久之，一种专门化的技能就可能被创造发明出来。
乞丐的最早技艺应是哀号、哭泣的艺术。既然要乞食就需博得他人的同情与怜悯，而引起他人同情与怜悯的莫过于凄厉的哀鸣与悲切的哭泣，以此引得他人一掬同情之泪，食物钱财便会随手施来。这大约就是哀号成为乞丐之最原始伎俩的内在根由吧。
我国古代“绕梁三日”的典故就生动地反映了乞丐技艺的最初形式。据《列子·汤问》载：
“昔韩娥东之齐，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人以其人弗去。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泪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汴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发之。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遗声。”“鬻歌假食”说明韩娥是以街头卖唱的形式进行乞讨的，卖唱已成为乞讨的一种手段。
又据《越绝书》、《吴越春秋》等文献记载，春秋时期的著名谋士伍子胥从楚逃至吴国，也曾吹箫乞食于市。韩蛾的哀哭、伍子胥的吹箫已具有街头演艺的雏形，当然，从雏形发展到后世人们习见的那种卖艺行乞，可能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文化积累过程，其间详情我们已难于确考，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乞丐成为人所熟知的街头流浪艺人，当不迟于唐代。唐段本节《乐府杂录》载，代宗大历年间，有位民间女艺丐名曰张红红，她与父为伴，漂泊流浪一路卖唱乞食，声名颇著，后来路过大将军韦青的官邸，为韦青所喜，遂将张氏纳为姬妾。街头演艺技能既已形成，各色各样的“响丐”便大量涌现，成为乞丐大军中一支数量可观的分支。
一 寓雅于俗的街头演艺（2）
宋代城市生活异常丰富，汴州、临安等地有众多街头卖唱的乞儿，南宋时临安的瓦舍勾栏中的妓乐，即属卖唱行乞的一种形式。据宋人吴自牧《梦梁录》载：
“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不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座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
又据同书卷二十之《妓乐》载：
“街市有乐人三五之队，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元夕放灯，三春园馆赏玩，及游湖看潮之时，或于酒楼，或花衢柳卷妓馆祗应，但犒钱亦不多，谓之荒鼓板。”（转引自曲彦斌《乞丐史》第15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生活因而日益大众化、多样化，市井间各种曲艺说唱大盛，而乞丐——主要是“响丐”则无疑是其中的主力军。各种市井间习见的说唱曲艺，如“莲花落”、“数来宝”、“花鼓”等等始成为乞丐的专业艺术门类。
据有的学者研究，“莲花落”至迟于宋代即已出现。“莲花落”本为“莲花乐”，“乐”与“落”一声之转。佛家语录《续传灯录》第二十三《俞道婆》载：“一日，闻丐者唱《莲花乐》云：‘不因柳毅传书信，何因得到洞庭湖。’忽大悟。”又宋释晓莹《罗湖野录》卷二载：“金陵有俞道婆者，……一日闻丐者唱《莲花乐》于市。”可知宋代确有乞丐以演唱“莲花落”行乞了。由于乞丐到处流动，“莲花落”这种说唱形式也就随之广为流传，南、北之丐都习于此道。它一般由两人搭档，身上各穿花衣，面敷脂粉，头戴花帽，手持一支竹竿，竿上多孔，各孔中贯穿着几枚制钱，竹竿两端缀以彩带。表演时十分熟练地将竹竿依次击打周身关节，配以各种步法，并相伴演唱，若无花衣脂粉，常服亦可。所唱均为通俗小曲，或者根据街市乞讨的具体场景临时编词，词多由三言七言所组成，合辙压韵，琅琅上口。“莲花落”因流传极广，由是形成各地区不同的亚种。如流行云南的“姚安莲花落”、“江西莲花落”、“长沙快板”等等就是其不同的亚种。（曲彦斌：《乞丐史》第15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数来宝”也是乞丐说唱乞讨中最常见的手段之一。它一般由4人组成，其中一人手拿两块牛骨，称为“蛤拉巴”，此人为该组总负责人，调遣一切行动。第二位和第三位是打竹板的，分立左右两边，第四位是耍金钱板的，站立于两位打竹板的中间，而领头打“蛤拉巴”的则站居中央。这是他们唱“数来宝”的基本队形，在具体演唱中还有队形的变化，如一字形、扇形、对称形等等。有时乞丐们在演唱时还配以简单的装束，手舞足蹈，景象煞是好看。他们在各地有多种不同称呼，如“打哈拉巴的”、“说华相的”、“吃竹林的”、“打沙拉鸡的”等等，大抵都是以唱“数来宝”为主要乞讨手段。“数来宝”的唱词格式大体如同“莲花落”，但上下文转韵合辙略有不同。
打鼓行乞也是乞丐街头演艺的主要艺术形式，其中有湖北地区的“三棒鼓”、安徽“凤阳花鼓”、江西瑞昌、九江、武宁等地的“龙船鼓”。据《清稗类钞乞丐类》载：
“沪有湖北之丐，皆妇孺也。无壮男子。辄集三五人，游于市，手持乐器为锣，为鼓，为九连环，背负之囊藏刀叉杂物。一人口唱江淮小曲。如《十八摸》、《十杯酒》、《十送郎》之类，手抛刀叉，一人击鼓而以锣节之。其来也，始于光、宣间，至宣统辛亥而遂多。三班鼓者，亦行乞之具。其演法，用三人，一人陈鼓击之，鼓有竹架，活之，可翕张，一人槌小鼓，一人歌，金者，锣者节而和之。其词亦多鄙，其人之语言率鄂者。”说的是湖北乞丐以表演三棒鼓（即文中所说三班鼓）行乞，明田艺蘅《留青日札》说：“吴越间妇女是三棒上下击鼓，谓之三棒鼓，江北凤阳男子尤善，即唐三杖鼓也。”这种曲艺表演艺术在表演时轮番抛动三根嵌有铜钱的棒子击鼓，边击边唱，因以得名，流行于湖北、湖南一带。
流行于江西一带的“龙船鼓”原系端阳节时湖滨地区竟舟的娱乐游戏节目，以击锣鼓伴奏说唱，在清乾隆时已非常流行，后来渐成当地乞丐流行行乞的一种乞讨方法。
另外，还有“连宵”、“金钱板”、“荷叶”、“车灯”之类。
连宵。北方称为“霸王鞭”，四川又叫做“绺连绺”或“柳连柳”。它与莲花落颇近似，后来发展成一种单独的曲艺品种。它是一边用敲打节奏的乐器伴奏，一边唱词。连宵与莲花落的不同，一是伴奏的乐器不同，二是演唱的节奏不同。连宵通常用一截两三尺长的竹杖，中间镂空，穿上铜钱，两头扎上红红绿绿的布条做成，连宵的音乐性更强，还伴有一些舞蹈动作。随着节拍，说唱者的手心、手肘、肩头、脚的内弓和外侧，脚跟相应舞动，同时挥手、耸肩、踏步、腾跳，看上去动感很强。另外，连宵的唱词是固定的四句连环，有主词与副歌相间，主词随景而唱，副歌则固定不变。
金钱板、荷叶。这是四川乞丐特有的说唱曲艺，所唱大抵川剧小调。
花鼓、车灯。也是一种曲艺品种，此种说唱多为女丐，中间穿插表演一些特技。如花鼓的甩鼓捶和抛刀，即在不中断演唱和打敲锣鼓的过程中把鼓捶一甩一接，一根、二根甚至三根。穿花、高抛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