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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胡适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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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论语》(朱熹集注本)
    (7)《孟子》(朱熹集注本)
    (8)《大学》(朱熹集注本)
    (9)《中庸》(朱熹集注本)
    (10)《诗经》(朱熹集注本)
    (11)《书经》(蔡沈集传本)
    (12)《易经》(朱熹本义本)
    (13)《礼记》(陈注本)
    (14)《纲鉴易知录》(15)《御批通鉴辑览》(16)《资治通鉴》⑦九年的家乡教育,熟读了这许多经史典籍,为他后来做学问,“整理国故”,打下了较系统的旧文化的基础。同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也深深地潜埋了尊崇孔孟儒家,特别崇拜程朱理学的思想根苗。
    胡适说,他的父亲胡传“是笃信宋儒的,尤其崇奉程颢、程颐和朱熹,是所谓‘理学’。由于业师刘熙载先生的教诲,我父亲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也很大”⑧。胡传所编的《学为人诗》,讲“性命”,讲伦常“名分”,正是程朱理学的一套。
    诗的末尾写道:
    经籍所载,师儒所述,为人之道,非有他术: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入家塾,拜孔夫子(2)
    穷理致知,返躬践实,黾勉于学,守道勿失。
    他所崇信的,便是程朱学派“即物而穷理”的治学态度。胡适读这部书的时候,虽然并不懂得它的意义,但他父亲留下的这点“程朱理学的遗风”,却是对他终生起作用的。他在家塾里读朱子《小学》,读经史典籍,大多取朱熹或他门生的注本,也可以说正是这种理学遗风的表现。① 胡适的名字,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多有弄错的。参看上一节注④。
    又胡适的行名是洪,不是嗣。据绩溪县《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凡例”中,所载排行名的五言诗如下:
    天德锡祯祥,洪恩毓善良。
    明经承肇祖,世泽振同光。
    秉国思名彦,为邦有宪章。
    家庭敦孝友,继起衍宗长。
    胡适曾祖序东公,行名锡镛;祖父奎熙公,行名祯;父传,行名祥蛟;胡适兄弟行名依次是洪骏、洪骓、洪、洪;下一辈是“恩”字辈,因奎熙公字世恩,为避讳缺笔为“思”,故行名依次为思明、思齐、思聪、思敬、思猷、思永、思祖(名祖望)、思杜。别派的人,如今健在的胡乐丰先生,则行名为“恩”,与思祖、思杜等为刚出服的堂兄弟。
    ② 参看黄纯青先生的《台湾与胡适》一文,载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52年11月29日。
    ③ 见胡适的《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欢迎会上讲词》(1953年1月6日),载《胡适言论集》甲编,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4月版第116页。
    ④ 胡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己亥)十二月选阜阳县训导,任到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十二月。
    胡观象(禹臣),是胡适的族兄。《四十自述》亚东版第21页,明明写着:“我的四叔父介如先生选了颍州府阜阳的训导,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给族兄禹臣先生”。又,《藏晖室札记》卷4“三六 第一次访女生宿舍”(1914年6月8日)亦云:“余少时不与诸儿伍,师友中惟四叔介如公,禹臣兄,近仁叔切磋指导之功为最”。而李敖《胡适评传》第68页,却说“…指导他念这些书的老师是他的亲族,最先是四叔胡介如,后来是族叔胡观象(禹臣)。”不知何据?
    ⑤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上海亚东版第29页。
    ⑥ 见《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上海亚东版第36页。
    ⑦ 据《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列表。
    ⑧ 见《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社1981年3月初版,第14页。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先生”讲故事(1)
    小孩子天性好玩。但胡适小时候,在台湾大病了半年,身体很瘦弱,缺少活泼游戏的本事。他举动文绉绉的,村里大人都夸他像个先生模样,便戏称他做“先生”。
    他喜爱的游戏,也多是文静一些的。或玩纸牌,或用薄薄的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或和一些同学做木刀竹枪,借几副假胡须,在村口田里做戏;胡适扮的也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文角色,只有一次他扮“水浒戏”里的教师爷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来。这大概是胡适少年时代最活泼的游戏了。而他最爱玩也最拿手的游戏,是“掷铜钱”,或叫“砸铜钱”。
    据绩溪石原皋先生所述,掷铜钱的游戏,须要较高的战术和技巧。参加者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各人拿自选的铜钱向石柱掷去,铜钱反弹过来,弹得最远的“吃”第二远的,依次相“吃”,即将自己的铜钱掷向第二远的铜钱,掷在相隔五寸以内为“吃着”。于是,拿被“吃着”的人的铜钱置阶沿石板上,再用自己的铜钱打下去,并使之腾空飞出,愈远愈妙。而被“吃着”的人,得用嘴唇舔着自己的铜钱向前掷,一直舔着掷到与飞出的铜钱相连接,一盘才算结束①。
    胡适擅长这种游戏,常是胜者。但他从小便爱惜羽毛,有自尊心。自从得了“先生”的绰号以后,他觉得既有“先生”之名,便要装出“先生”的样子,也就不敢尽情的玩耍了。有一次,他在屋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本家长辈走过,笑说道:“先生也掷铜钱吗?”胡适听了,竟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在传统观念和旧教育的熏染下,为了这点可怜的自尊,却牺牲了儿童游戏的乐趣。他一生除了读书写字之外,别的方面都没能得到发展的机会。②
    胡适少年时代的最大兴趣,还是看书,看小说书。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触发的——当我九岁时,有一天我在四叔家东边小屋里玩耍。这小屋前面是我们的学堂,后边有一间卧房。有客来便住在这里。这一天没有课,我偶然走进那卧房里去,偶然看见桌子下一只美孚煤油板箱里的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我偶然捡起了这本书,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扯破了。但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本破书原来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记得很清楚,开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锡”一回。我在戏台上早已认得李逵是谁了,便站在那只美孚破板箱边,把这本《水浒传》残本一口气看完了③。
    这本破书引起了胡适对小说的极大兴趣。从此,他到处借读小说,和朋友交换、比赛看小说。每年秋天,胡适跟他的庶祖母到田里去“监割”(田主监督佃户收割),他也总是坐在树荫下看小说。胡适阅读小说,范围很广泛,兼及弹词、传奇和笔记小说一类的书。他看过的大致有:
    (1)《水浒传》(第五才子书)
    (2)《三国演义》(第一才子书)
    (3)《正德皇帝下江南》(4)《七剑十三侠》(5)《双珠凤》(6)《红楼梦》(7)《儒林外史》(8)《聊斋志异》(9)《经国美谈》(译本,日矢野龙溪著,周宏业译,为胡适读外国小说的第一本。)
    (10)《琵琶记》(11)《夜雨秋灯录》(12)《夜谭随录》(13)《兰苕馆外史》(14)《寄园寄所寄》(15)《虞初新志》(16)《薛仁贵征东》(17)《薛丁山征西》(18)《五虎平西》(19)《粉妆楼》④胡适这般嗜读小说,也遭到家中老辈的干涉与禁抑。他只好偷偷地读,于是便生了流弊:
    其流毒所及盖有二害,终身不能挽救也。一则所得小说良莠不齐,中多淫书,如《肉蒲团》之类,害余不浅。倘家人不以小说为禁物而善为选择,则此害可免矣。二则余常于夜深人静后偷读小说,其石印小字之书伤目力最深,至今受其影响。⑤
    幸而家中也有人帮助胡适借小说,如他的五叔、守焕哥、三姊丈周绍瑾、大哥、大嫂、二哥、三哥,都帮他借过小说,或送小说书给他。而最出力的是他的族叔胡近仁。近仁比胡适大四岁,天资颇高,会读书,家里也颇有些藏书,是胡适儿时最要好的一个朋友。他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摺子,登记看过的小说,过些时候便交换比较,看谁读的书多。到胡适离开家乡时,他的摺子上记载的小说书,大约有30多种了⑥。
    人们往往以为小说是“闲书”,其实大谬不然。小说书给了胡适很大的好处,主要的是帮助他把文章写通顺了。他读了大量的小说,而且找到一个讲述这些小说故事的好机会。他的一些本家姊妹,像四叔的女儿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广菊和多菊,祝封叔的女儿杏仙,还有本家侄女翠苹、定娇等,十几岁的一群姑娘,常常聚在一起,绣花做鞋,也常常请胡适讲故事。胡适给她们讲得最多的是《聊斋志异》,什么凤仙啦,莲香啦,什么江城啦,张鸿渐啦,说得悍妇奇毒,狐鬼有情。众姑娘听得啧啧称赞,便去泡炒米,做蛋炒饭,犒劳胡适。这样讲聊斋故事,逼着胡适把古文翻译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章法;大量的白话小说,又使他得到初步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因此,他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时,就能写很像样的文章了。而对于他后来的提倡白话文学和考证小说,也早早地种下了根苗。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先生”讲故事(2)
    ① 参看石原皋著《闲话胡适》“三 胡适的童少年”,载《艺谭》季刊1981年第2期。
    ② 1916年3月6日,胡适在《藏晖室札记》卷12“三○ 伊丽鹗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中写道:“吾国旧教育之大病,在于放弃官能之训练,诵读习字之外,他无所授。犹忆余幼时酷嗜画人像,然既无师资,又无范本,其所本者,石印小说之绘像而已。不独此也,即偶有所作,均不敢以示人。一日为塾师所见,大遭诟责,桌屉中所有绘像皆被搜去,遂不敢更为矣。音乐则更无机会可学。犹忆一年,里中秋赛,应有童子昆腔乐队,翰香叔欲令余与列其中,后家人以为吾家子弟不应学吹弹与‘子弟’(俗谓优伶为‘子弟’)为伍,遂不果。至今思之,以为憾事。吾不知果有绘画与音乐之天资否。然即令有之,经此20年之压抑挫折,更能余几何乎?后之言教育改良者当知所从事矣。”(见《藏晖室札记》亚东版第856页)
    到1930年11月,胡适在《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一章里,又写到这两件事,可参看(亚东版第28页)。
    ③ 《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3~24页)。关于胡适第一次偶然读小说的事,他自己有种种不同的回忆与说法。1954年3月15日,他在台湾省立台北第一女子中学的演说《白话文的意义》,说的是“七八岁的时候”(见《胡适选集》“演说”,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版,第175页)。1958年5月4日,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八周年纪念会上演讲《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又说是“八九岁的时候”(刘心皇著《现代中国文学史话》收此演讲词为“代序”,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印行)。前后相差两三年,当是记忆的不确切。五六十年之后来回忆儿时情事,难免此等误差。而《四十自述》的回忆与记载可能较近是。
    ④ 据《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列表。
    ⑤ 《藏晖室札记》卷12“三○ 伊丽鹗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亚东版第857页。
    ⑥ 这些数字都不甚确切。胡适在《四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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