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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

胡适传-第49部分

小说: 胡适传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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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出版之《人权论集》两刊物等因,奉此,除呈复并分令外,仰该员切实遵照查禁为要”,等因,奉此,除分令外,令仰该员遵照查禁为要。此令。中华民国19年5月3日宣传委员赵少彝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五鬼乱中华”(1)
    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等人,于1929年3月又组一个“平社”,准备办一个《平论》周刊,未成;后又拟出一部书,总题为“中国问题”,每人任一方面,并有了明确的分工,①但也不见结果。恰好因《新月》谈人权,谈出麻烦来了。胡适的中国公学校长虽然没有明令撤职惩处,却也给学校惹了麻烦。他只好引咎向校董会辞职。《新月》呢?更麻烦,隔几个月才又出了一期,不死不活。胡适与同人等议论,改弦更张,另换题目,便讨论“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为了不再惹麻烦,大家认为必须先写一篇“概括的引论”,以便向社会各界,自然也向当局,表明《新月》同人对中国问题的“根本态度”。
    还是由胡适先出马。大家公推他来写这篇引论。于是,由胡适起草,经大家讨论,在《新月》第2卷10号上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一篇皇皇大文。②这头一炮放得颇为奇特,放出了一个“五鬼乱中华”的奇论!胡适写道:
    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
    第一大敌是贫穷。
    第二大敌是疾病。
    第三大敌是愚昧。
    第四大敌是贪污。
    第五大敌是扰乱。
    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这就是说,中国之所以坏到这般地步,都是这“五大恶魔”闹的;而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都不在“五鬼”之列,都不算中国人民的敌人了。这是胡适博士的一个最奇特的创造!
    奇论一出,全国震惊。当即有位梁漱溟先生,在《村治》第2号上发表文章,说胡博士的立论是八个字:“轻率大胆,真堪惊诧!”③梁氏是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上签名的“提议人”之一,赞成胡适的“好政府主义”。因此他对胡适此一奇论的质问与批评,在当时颇有一点代表性,我们不妨多抄几句原文如下:
    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先生所说五大仇敌谁不知得,宁待先生耳提面命?所以不像先生平列举出这五样现象的,盖由认识得其症结皆在一个地方。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诚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评反驳,闭着眼只顾说自家的话,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论贫穷纵不必都归罪到帝国主义,而救贫之道,非发达生产不可;帝国主义扼死了我产业开发的途路,不与他为敌,其将奈何?……先生虽能否认封建的存在,但终不能否认中国今日有军阀这一回事。军阀纵非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然固不能证明他非我们的仇敌;遍查先生大文,对军阀之一物如何发付,竟无下文,真堪诧异!
    胡适读了梁漱溟的信,也觉得自己的文章有“太简略”之嫌,漏洞太多,要设法补救,便又发表《答梁漱溟先生》一封公开信。④仍多方辩护,否认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关于军阀的问题,胡适则说:
    至于“军阀”问题,我原来包括在“扰乱”之内。军阀是扰乱的产儿,此20年来历史的明训。……先生说,“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此言颇不合史实。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而扰乱大抵皆是长衫朋友所造成。20年来所谓“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20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此三项已可概括一切扰乱的十之七八了。
    姑且不论他们争论的“扰乱皆军阀之所为”,还是“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胡适总算也承认军阀是“五鬼”中的一鬼的一部分了;他又把“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与军阀一起归入“扰乱”,当成了敌人。对于胡适和新月社的这种“根本态度”,国民党蒋介石当然不应再“惩办”,而应深表欢迎了。
    怎么来打倒这“五鬼”呢?胡适宣传的还是他那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他说:
    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
    这也是胡适及新月社同人的“根本态度和方法”。他们反对革命,坚持改良,甚至“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革命。
    看到这些,人们却反而难以明白,胡适他们要走的“那条路”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从革命的对象到革命的方法,既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相对立,也与中国国民党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革命路线相对立。说它是一条自由主义的道路罢?似乎也不对,因为连资产阶级那一点反帝反军阀专制的精神也见不着了。真是一条无以名之的奇特道路。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五鬼乱中华”(2)
    ①关于“平社”,可参看《胡适的日记》,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手稿本,第8册,1929年3月25日、4月21日、5月11日、5月19日有关记载。其中5月19日前,附有“平社中国问题研究日期单”,其分工列表如下:
    (三版注)②《我们走那条路》,于1930年4月10日写成,12日晚上提出讨论,13日胡适补作“缘起”,然后发表在《新月》杂志第2卷第10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初版。本节所引文字,未注出处者,均见此篇。
    ③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是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于《村治》第2号,转载于《新月》杂志第3卷第1期之“通讯”(关于“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的讨论)栏内;后由胡适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作为《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的“附录一”。下引梁文,均据此。台北远东版《胡适文存》第4集,经作者删改,本篇所附录的梁漱溟文被删去。
    ④载《新月》第3卷第1期,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作为《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的“附录二”。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传记热”与《四十自述》(1)
    1930年,是胡适来到这个世界的第40个年头。按中国的传统算法,他可以说是40岁的人了。这年6月,他便开始写自传《四十自述》。①这是他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
    胡适从小喜欢记古人嘉言懿行的文字。儿时读朱熹的《小学》,那里面记载的几个可爱人物,如汲黯、陶渊明等,使他数十年而不忘,并且从中悟出了传记文学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他后来说: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这一个小小例子可以使我承认模范人物的传记,无论如何不详细,只须剪裁的得当,描写的生动,也未尝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也未尝不可介绍一点做人的风范。
    ②
    青年时代,尚在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便开始试作传记文章,《竞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立意文字都是少年人所难得的。留美时写过《康南尔君传》。倡文学革命以后,更写了不少今人古人的传记和年谱。刚到40岁便动手作自述。后来逃亡美国,又有半部“口述自传”,③还写了一本十余万字的《丁文江的传记》。④这后两项自然是后话了。胡适不仅自己写过许多传记,还常常劝别人写自传,⑤足见他是一个“传记热”。
    胡适之所以重视传记文学,主要是着眼于它的感化教育功能。他常常慨叹中国传记文学太不发达,也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曾分析过我国教育培养人才方面的六种缺陷,其中的一项便是——
    传记文学太贫乏了,虽偶有伟大的人物,而其人格风范皆不能成为多数人的读物。⑥
    他对比西洋教育的长处,也是六种,其中的一项便正是“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而且多能写生传神,又纤细详尽,能够成为后人学习效法的榜样。因此,胡适下决心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1929年,张孝若为他的父亲张謇先生编文集,撰年谱,作传记,便得到胡适的热情支持。这位张謇先生,字季直,是清光绪甲午科状元,随后投身实业和教育,成为我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虽然他后来政治上趋于保守反动,企业也因负债过多而破产了;但胡适仍称赞他是“失败的英雄”。他的儿子要做先人传记,胡适自然积极支持,鼓励,还慨然答允给孝若的先传作了一篇序。
    这篇《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⑦事实上可以算作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一篇专论。他首先分析了中国传记文学为何不发达,原因有三:第一是缺乏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忌讳太多,第三是古文难以传神写生。都很有见地,特别是第二点分析,深中我国传记文章的痼疾。他指出:
    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
    这里,胡适正面提出了传记文学“纪实传真”的原则与要求。他认为,真实性是传记文学最重要的条件,一定要说老实话,既不可谀颂,亦绝不应诋诬,而要能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
    对于近代中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胡适认为都应该写传记,而且——
    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所谓“写生传神的手笔”,“细密的考证工夫”,“远大的识见”,这三项加上说老实话,不谀不诬,便可以概括古人所谓良史的“才、学、识、德”,是对传记文学作者的全面要求。缺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算一个好的传记作者,也难以写出好的传记作品来。
    胡适对于文学,往往是“提倡有心而创作无力”;但传记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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