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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部分

胡适传-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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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的中西文化观的上述优点与缺点、正确与局限,也基本上决定了“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这两个口号的长处和短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胡适极端崇拜以至迷信西方文化。1928年6月,他写《请大家来照照镜子》,看到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中西文化的差距,主张国人要觉悟,要责己,要发愤图强,学习西方的长处,反对“夸大狂”的偏向,自然都不错;但胡适在美国的文明面前,显出了极度的民族自卑感,不免言词过于偏激苛酷,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社会道德都不如人。”⑦胡适的这种民族自卑观念,曾有多次表述,而最典型的莫过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那篇文章,中说:
    东方人在过去的时代,也曾制造器物,做出一点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后世的懒惰子孙得过且过,不肯用手用脑去和物质抗争,并且编出“不以人易天”的懒人哲学,于是不久便被物质战胜了。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
    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⑧
    尽管这里抨击的求神、迷信、逃荒、瘟疫、破坏山林等等,都是事实;我们民族文化的落后,民众的愚昧和麻木,也是事实;但是胡适不分析造成这种愚昧落后的复杂社会根源,却笼统轻浮地嘲骂我们整个民族“又愚又懒”,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这就太出格,会伤害中华子孙的民族自尊心。
    但是,胡适常使用一些过分苛酷的言辞,似乎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其实多是愤激之词,骨子里是要提倡一种反省责己的态度,反对国人浮躁懵懂的“夸大狂”倾向,并不能因此认定胡适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他曾致书吴稚晖,说“先生对东方民族的悲观,我深感同情。五六年前,我也曾发‘中国不亡,世无天理’的感慨。此次绕地球兜了一个小圈子,——不曾观看印度洋、红海一带的不长进民族,——更深信一个民族的兴亡强弱决非偶然徼幸的事;回头看看咱们这个民族,实在只有低头叹气!”这是何等的民族自悲和虚无倾向!然而胡适对民族前途还是抱有希望的,他其实并不完全同意吴稚晖的悲观论调和虚无主义,故又说:
    然而我终不忍不作一点“好梦”。我深信有一分努力,终有一分半分效果,也许有五分十分的效果。“白吃辛苦”不算什么;我们自己看得见与看不见收获,也不算什么。⑨
    在胡适看来,世界上一些幼稚的民族,根行浅薄,往往当不起环境的逼迫,往往成为环境的牺牲;而像我们这样“向来有伟大历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决心,终还有生存自立的机会”,“这是使我们对于前途最可乐观的”。⑩这样的认识与态度,显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所能具有的。
    ①见1935年1月10日出版的上海《文化建设》月刊。列名的“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墉、樊仲云、萨孟武。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3)
    ②载《独立评论》第139号,1935年2月24日出版。
    ③见《独立评论》第142号,1935年3月17日出版。
    ④见《独立评论》第142号《编辑后记》。⑤《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原载1935年3月31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评论》第145号转载;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本节引文据1937年4月3版,第552~557页。
    ⑥原载1935年6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下面的引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第561页。
    ⑦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一,第47页。
    ⑧同上书,卷五,第638~639页。
    ⑨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468~470页。
    (三版注)
    ⑩《读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84页。(三版注)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1940年5月25日所附剪报,6月2日,12月17日等的记载。(三版注)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一二·九”运动(1)
    1935年秋冬,日本侵略者策动亲日派汉奸搞所谓“华北自治”的阴谋活动。而国民党政府却也酝酿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并继续钳制抗日言论,取缔抗日运动。以致爱国有罪,大小汉奸弹冠相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青年学生在沉默中爆发,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队伍在天安门集齐,经新华门,绕什刹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严整,沿途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等口号。他们赤手空拳,迎着凛冽的寒风,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呼号。沿途遇到的却是“上了刺刀的步枪,大刀,横冲直撞的摩托警车,落地即成冰的自来水激射”。结果,学生有的受伤,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学生总罢课,接着全国各地学生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抗日民主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各界同胞中。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胡适怎样看待“一二?九”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呢?12月15日,他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一篇《向学生运动进一言》的文章,①其中确也赞扬说:
    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
    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但我们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
    还说那天的学生运动,“是天下皆知的壮举”,也肯定这次运动反对华北“自治”的傀儡丑戏的功绩。
    但是,胡适的赞扬仅是一点表面文章。他向学生运动“进言”,主旨不在于赞扬,而是反对学生罢课。他一再说“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是“很不幸的”,“会导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胡适大约也知道,这次学生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进行的。因此,他指责鼓动罢课的“少数人”,是“播弄一些无根的谣言”,是少数人“把持操纵”,是“浅薄的煽惑”;又指责广大学生是“轻信”“盲动”,“一群被人糊里糊涂牵着鼻子走的少年人”。胡适摆出一副青年导师的架势,教学生要认清这,认清那,真意却只有一点,即是要青年们不顾当前的国难,埋头读书,“决心向图书馆实验室里去寻求他们将来报效国家的力量”。
    他一概否定“口号标语游行示威”,说是“空虚无补”,“绝对无力”的。他甚至还亲手撕掉北大爱国学生贴在一院的通告。②
    胡适的这种既表面赞扬,却又否定指责的态度,显然有些自相矛盾。他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显然是随着他的政治地位的变化,一步步变得保守起来了。五四时期,他对学生运动是鼓励的,认为“学生干政的运动为‘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1921年纪念“五四”,他还借明末大学者黄宗羲之口,肯定学生运动是“三代遗风”,“是保国的上策,是谋政治清明的惟一方法”!③“五卅”运动时,他一方面仍然承认“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是可爱可敬的,又指责政府“不但不能用民气,反惧怕民气”,或者“只会利用民气来便利他们自己的私图”,但另一方面,他又开始指责学生运动“不能持久”,是“跟着人家乱跑乱喊”,特别反对学生罢课,放弃学业。他一再劝学生学习歌德(Goethe)和费希特(Fichte),不受“外界的扰乱”,安心坐在图书馆里读书,“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④到了30年代,胡适又要广大青年学生学法国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⑤从这种“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出发,反对学生罢课,荒废学业,而主张学生应专心学习,把自己造成有用之才,这可以说是胡适一贯的认识和态度,本是出于一位学者、教育家对青年学业的诚恳关心,也是为国家民族长远利益作“百年树人”
    之计。但胡适完全不审时度势,在国家民族存亡危机之秋,仍固守着教育、学术一端,阻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便使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变得越来越保守;甚至偏向国民党政府,站到了青年学生群众爱国斗争的对立面。
    12月16日,北平学生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又遭到国民党政府军警的残酷镇压,被大刀砍伤、刺伤、棍棒打伤的学生达二百多人。反动军警的野蛮行径,激起青年学生的更大愤慨,全市继续罢课,斗争更深入了,也进一步促进了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胡适这时又写了《再论学生运动》和《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⑥他虽然也指责“当局的处置是错误的”,谴责军警用武器打伤刺伤徒手的学生,是“绝对不可恕的野蛮行为”;但他的主旨,仍是反对学生罢课。胡适假冒“全国舆论”,说“对于他们的罢课是绝对不表同情的”;劝学生“即日复课,勿再虚掷光阴”,并说:
    诸位同学都在求学时期,有了两次的抗议,尽够唤起民众,昭告天下了。实际报国之事,决非赤手空拳喊口号发传单所能收效。青年学生认清了报国目标,均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以供国家的需要。若长此荒废学业,今日生一枝节,明日造一惨案,岂但于报国救国毫无裨益,简直是青年人自放弃其本身责任,自破坏国家将来之干城了!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一二·九”运动(2)
    胡适的这种论调,似乎倒是学生无理取闹,自生枝节,自造惨案,自坏国家之干城,简直与党国当局同一口吻——以为爱国有罪了!
    这样的谬论,理所当然地立即遭到了青年学生的斥责。为此,周作人曾写信劝慰胡适,说“平常以为青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估计是不对的,劝胡适“少管闲事”,“汔可小休”,专门讲学论学。胡适的复信绝不认输,他虽然无可奈何地承认这十年中,“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却又辩说自己是“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才不受青年的欢迎。⑦
    然而,全国的新青年岂是时髦、假话、低级趣味所能哄骗的吗?关键还在于谁手里有真理。胡适的葫芦里有些什么呢?青年们已经多次领教了。
    ①该文曾转载于《独立评论》第182号,1935年12月22日出版。
    ②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2册1935年12月11日所附信稿。
    ③参看《黄梨州论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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