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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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防部二厅上海直属组织，以及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工运委员会潜伏组织等。6月29日凌晨，潘汉年指挥上海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联合行动，又集中搜捕了特务匪徒317名，“青年救国军上海服务团”以及假冒“中共地下军第7支队”等特务组织首犯当场落网。潘汉年很重视“逆用台”的作用。他指示市公安局局长扬帆要把已经掌握的“逆用台”继续很好地运用起来，以充分发挥其作用。他还曾直接掌握过一个由地下党员秘密控制的“逆用台”，以了解和掌握一些重大敌情。利用这些“逆用台”获得了大量的情报资料，其中包括像台湾敌特机关派遣刘德全来上海搞暗杀陈毅等军政首长活动的重要情报。利用这些“逆甩台”，对上海公安机关掌握敌情，制定措施，有效地同敌人作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在潘汉年的正确领导下，上海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密切配合，加强内外侦察，严密防范，查明情况，坚决打击。从1949年5月底至1949年年底的7个月中，上海破获各类特务案件417起，捕获特务分子1499名，缴获敌人电台109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敌特机关的破坏活动。
解放初期，盗匪活动非常猖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据统计，在上海解放后的头7个月中，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仅1949年6月，全市就发生抢劫案190起，其中最多的一天竟发生14起，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威胁着社会的安定。潘汉年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打击盗匪的措施，协调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紧密合作，广泛依靠群众密切配合。同时，还制订并贯彻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坚决镇压盗匪头子，并采取了“以盗反盗”、“以案破案”的斗争策略，一批批惯盗惯匪纷纷落网。到1949年12月，盗匪抢劫案降到56起，比6月份减少240％，社会秩序逐渐安定。
分化瓦解流氓帮会势力
旧上海的流氓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控制着整个上海社会。
对于如何处理上海的流氓帮会势力，党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切。刘少奇接见潘汉年时就问起过这件事：“上海解放，青洪帮怎么样，他们会不会像1927年那样出来捣乱？”潘汉年回答说：“我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联系。去年在香港，我和夏衍同志还见过杜月笙。这次我们离港前，杜月笙曾向我们作了保证，一定要安分守己。我对他们说，只要你们不动，我们对青洪帮上层分子就不动不杀。据我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会闹事。”刘少奇听后，对潘汉年说：“你告诉陈毅等同志，先不要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上海解放前夕，潘汉年就通过关系向黄金荣等传递信息，要黄不要跟国民党逃跑，只要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人民政府就不会为难他。解放时，黄金荣听从了潘的劝告，留在上海，并表示不问外事。但是，他的徒子徒孙在上海仍然不断地干坏事。改造旧上海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黄金荣这类人。这时，党内干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打蛇要打头，不镇压黄金荣，无法镇压他的徒子徒孙；也有人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都跑了，杜月笙也跑了，黄金荣能够留下来还是好的。两种意见争论不休。针对这一问题，潘汉年在市府的工作会议上分析说，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的徒子徒孙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上海解放后，他没有逃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至少不抱有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了。为了更有效地分化瓦解黄金荣等旧上海流氓势力，同时更好地体现党的政策，潘汉年会同市军管会领导经过多次专门研究，考虑到上海青洪帮势力和黄金荣等人的实际情况，根据党的政策，决定采取对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的政策，区别对待，以达到更好、更快地瓦解、消灭帮会残余势力的目的。
当时，上海有些市民对人民政府不杀黄金荣，想不通，致书有关部门，要求从严惩办。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对此作了不少宣传工作。1950年6月的一天，潘汉年为了了解黄金荣的动态，把杜宣同志找去，让他去黄金荣家宣布党的政策，并对黄及其手下的头目训示，要黄金荣及其手下老老实实，不准再进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1950年底镇反，市人民政府又派人找黄金荣谈话，向他宣布政策不变，但要他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黄金荣让人代笔，于1951年5月20日在《文汇报》、《新闻报》上发表了《黄金荣自白书》。潘汉年切实执行了党的政策，把流氓头子黄金荣稳住，让黄约束其徒子徒孙，打击了流氓犯罪活动，并且使其破坏性降到最低限度，从而确保了上海的稳定。
黄金荣于1953年6月20日去世后，又留下了一些麻烦问题。原来，黄金荣有不少财产，解放后，他的许多金银珠宝被他的一个儿媳席卷一空带到香港，剩下的不动产就非常有限了。黄家的收入日见拮据，以至于难以维持日常开支。黄家打算变卖一些不动产，但又不敢贸然提出。后来，求助于章士钊先生。章士钊在1955年1月写信给陈毅市长，陈述黄家的困难；2月，章又给潘汉年写信，吁请政府帮助处理黄家的遗产问题。潘汉年接到信后，亲自批示处理了这一难题。
对于杜月笙，潘汉年也做了不少工作，花费了许多心力，努力争取，减少帮会流氓势力对上海社会治安的滋扰。在解放前夕，潘汉年在香港就和杜月笙父子打招呼，并且得到过杜的保证。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又把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另一个儿子杜维翰找来谈话，告诉他，如果杜月笙回上海，安分守己，我们是欢迎的。杜维翰专程去了一趟香港。不久，杜维翰回上海，告诉潘汉年说：“我爸爸很感激潘副市长。只是他现在病重，离开氧气瓶不能活，暂时无法回来。不过他向潘副市长保证，他本人在香港决不进行任何反共活动，也决不去台湾。另外，他还表示，一定要关照上海的徒弟们服从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以上这些，后来都做到了。杜月笙在香港去世后，杜家要求在上海的报纸上发一个讣告。潘汉年为此请示上级得到批准。杜家的人及其门徒为此深为感动。
把妓女改造成为新人
旧上海的捐妓，据国民党市警察局统计，全市登记注册的妓院有800多家、妓女5000余人。另外，未登记注册的妓院还有1200多家，被称为“野鸡”的私娼有2万多人。这些娼妓绝大多数因农村贫困、逃荒流入上海，为生活所迫，步入风尘。
上海解放后，市政府为了彻底铲除这一丑恶现象，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潘汉年多次主持召开市政府工作会议，研究改造妓女的措施。他指出：娟妓是旧社会反动统治者留下来的产物。妓院的老板、老鸨是剥削者，以吸妓女的血液为生，他们往往就是流氓分子和残酷剥削妓女的吸血鬼。对于这些人，必须坚决予以制裁。而妓女大都是农村和城市贫民在饥寒交迫中被骗、被抢、被贩卖来的，是被侮辱、被迫害的人，但她们进入社会的黑暗圈子以后，受到恶劣环境的影响，沾染了严重的不良习气。因此，必须用强制劳动和耐心的教育来改造她们。
1949年6月，潘汉年主持市府会议研究决定：在实施对妓院、妓女登记的同时，支持妓院自动停业、妓女自谋出路。7月，又发布了《管理妓院暂行规则》，限制妓院和妓女的发展，废除一切非法契约，禁止妓院老板对妓女的压迫和虐待。不少妓女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开始走自食其力的新生之路。
1951年下半年，全市残存下来的妓女有四五百人。潘汉年在市府党组会议上指出，采取全市突击收容的办法，消灭一切娼妓。同年11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作出了取缔残存妓院、废除妓女制度的决议。11月25日晚上，潘汉年指挥全市公安、民政、妇女等部11采取联合行动，突击封闭残存妓院72家，收审妓院老板、老鸨334名。收容妓女501名。但是，取缔妓院、废除妓女制度的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尚有一批没有登记的妓院和妓女继续进行卖淫活动，不少私娼还在游乐场、舞厅、旅馆、酒店出卖色相招揽押客。因此，后来又进行了几次收容。直到1957年底，全市共封闭妓院627家，收审妓院老板、老鸨920名，收容妓女7513名，基本扫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一丑恶现象，解救了一大批沦落苦海的妇女。
潘汉年在领导取缔妓院，消灭娼妓这一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对于脱离妓院的妓女深表同情，他指示市民政局成立一个上海市妇女教养所，专门收容妓女进行教育改造，并指示市妇联选派一批素质好、责任心强、有阶级感情的妇女干部，同市民政局配合去妇女教养所工作。那些进入妇女教养所的妓女，对收容反应不一。有的深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把她们救出火坑；有的人则大哭大闹。潘汉年指示市民政局的有关同志：对妓女的教育改造，首先要从政治思想教育着手，安定她们的情绪，说明党和国家是关心她们、爱护她们的，真心诚意地帮助她们改造成为新社会的劳动者。同时，为了帮助她们提高思想认识，要在妓女中开展吐苦水、挖苦根的诉苦活动。开始她们对诉苦不理解，有的则担心共产党不长久，不敢诉苦；有的认为身世下贱，不愿诉苦；有的人则思想已麻木。后来，通过打击和斗争妓院老板、老鸨，管教人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教育，终于使她们逐渐醒悟过来，纷纷起来控诉妓院的老板、老鸨对她们的残酷压榨和迫害。当时，妓女的性病率很高，在第一批收容的500多名妓女中，患性病的占88。3％。要使性病在中国绝迹，必须首先消灭她们身上的毒菌。而治疗她们的性病需要大量的青霉素。由于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需要从国外进口，而帝国主义进行经济封锁，进口很困难，库存又有限，主要是供朝鲜战场使用。但是，为了给她们治病，陈毅、潘汉年果断地作出决定，把青霉素集中起来，先供给妇女教养所使用，朝鲜战场需要另想别法，使患有性病的妇女都及时得到了治疗。此外，还教育引导她们改变好逸恶劳的习惯，要她们参加生产劳动，学会一技之长，自食其力。并且动员社会各方关心她们、帮助她们成家立业，彻底告别过去，成为社会的新人。
潘汉年非常关心改造妓女的工作，多次询问市民政局的负责同志。当得知有些妓女在妇女教养所里大哭大闹，甚至把女工作人员打伤时，潘汉年嘱咐民政局的负责同志：“你们一定要耐心地做教育工作，工作人员要取得她们的信赖。我们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做过舞女的工作，从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吗？她们是被侮辱的、被损害的，一旦觉醒，就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又说：“你们做了这样艰苦的工作，社会会感谢你们，历史会感谢你们，一定要坚持用挽救受害者的赤子之心来对待她们。我相信，我们的改造工作会得到成功的。”
事情正如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