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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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胛鞯闹錾摹５�1928年冬，他就已经成为上海中国著作者协会的成员，并当选为执委，已经是一位知名的文学翻译家。潘汉年入党的时间比夏衍只旱半年多一点。但他经过北伐战斗的洗礼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考验，这时已经从一个普通青年作家成长为一个相当成熟的革命战士，并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夏衍在会见潘汉年之前，已经听了洪灵菲传达的中央精神，应解决左翼文学运动内部的纷争，停止由创造社、太阳社挑起的和鲁迅、茅盾之间有关革命文学问题的论战，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左翼作家联盟组织。潘汉年作为文委书记，原先也是创造社成员，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消除隔阂筹组左联的重任。他一面拜访鲁迅，虚心听取鲁迅的意见广面在他主编的《现代小说》上著文，带头作自我批评，以消除歧见，促进团结。与此同时，他约见夏衍谈话，要求夏衍和冯雪峰、柔石等党员作家在消除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的隔阂方面多做工作，让这位从未写过文章卷入争论的党员作家充分发挥沟通对立双方促进团结的作用。
潘汉年约见夏衍的这次谈话，成了他们正式交往的开始，也成了他们后来建立深厚革命友情的起点。当时，29岁的夏衍虽然在学历和社会经验方面都胜于23岁的潘汉年，但因潘汉年是代表中央文委的上级领导，夏衍对潘的谈话表示了充分理解和尊重，并且立即就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积极推动左联筹备工作的进程。
数月之后，在潘汉年、夏衍和其他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左翼文化战线终于出现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大好局面，组成了以鲁迅为旗帜，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左翼作家联盟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分支机构。正是在左翼文化战线上共谋团结大计这一历史性的活动中，夏衍和潘汉年之间不断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夏衍看到了潘汉年的朝气蓬勃、精明干炼和勇于负责的革命精神；潘汉年则看到夏衍的忠厚沉稳、博学多才和献身革命的宝贵品格。这两位文化名人和革命战士之间的战斗情谊便由此而建立、发展，并且不断地巩固和升华。
30年代初，在隐蔽战线上的心灵沟通
左联成立后不久，夏衍和潘汉年就因革命事业的需要而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战斗。夏衍继续在左翼文化阵地上担负组织领导工作，为团结革命文艺工作者，为左翼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做着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戏剧与电影领域内，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我国左翼戏剧与电影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潘汉年则很快就离开了左翼文化运动领导岗位，成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和职业革命家。1930年夏开始，他便越出了左翼文艺工作范围代表党发起、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的革命社会团体，包括“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反帝大同盟”等。还参加了以救援受难者及其家属为主旨的“中国革命互济会”的领导工作。1931年初，他被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层的工作。1931年5月初，他又被调到中共中央保卫机关——中央特科，担任情报科长职务，并参加特科的领导工作。
当年，中央特科的一切活动，包括它的存在，都是极为机密的。中共中央也只有少数主要领导人掌握特科的情况。为了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生存并发挥作用，特科干部都必须减少以至切断和外界的联系，包括要好的朋友乃至某些亲属在内。在一般情况下，特科干部不仅要严守机密，而且要求把自己的身份隐蔽起来，让自己的政治面目表现得灰色一些。潘汉年到特科工作后，就象他的老朋友之一楼适夷后来形容的那样，这位原先十分活跃的文化人，忽然就销声匿迹了，再也难见到他。即使偶然在某一场合碰见他，他也只是稍稍点个头，就算招呼过了，马上就避开去。
潘汉年的这种异常态度及其有时表现出来的灰色面目，曾经引起了不少同志和朋友的误解。但夏衍在潘汉年销声匿迹之后，不仅没有对他产生误解，而且依然是那样的完全给予信任和真诚地无保留地支持。
潘汉年离开左翼文化战线后，在思想上仍然关注文化战线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关心一些老朋友的工作情况。有一天，他忽然约夏衍到爵禄饭店见面。这时，他们已有好几个月没有见过面了。一开始夏衍便忙着问潘汉年这一段时间到哪里去了？潘回答说，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岗位；夏衍又问他是做什么工作，他就避而不谈。夏衍对此也毫不介意，更未引起什么误解，仍象过去一样向潘谈了许多文艺工作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潘汉年也仍象过去一样仔细倾听着，随后便告诉夏衍两件事：一是要他转告主编《文艺新闻》的袁殊，对国民党社会局长吴醒亚不要存有幻想，以防不测；二是告知中央已决定由翟秋白来领导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今后这方面的事将会好办些的。
193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潘汉年又一次约夏衍见面。见面后，潘汉年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夏衍带到薛立华路的一座小洋楼里去见一位50岁出头的绅士模样的人物。潘汉年对这位绅士说，他自己要出一趟远门。然后就将夏衍介绍给这位绅士：“今后由他和你单独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我们是老朋友。”潘汉年既不向夏衍说明这位绅士的姓名和身份，也不说明为什么要和他单独联系。离开小洋楼之后，潘汉年也只向夏衍简单交代说：“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但仍未将这位知名人物的姓名告诉夏衍。直到后来夏衍和这位绅士熟悉了，才知他就是当年袁世凯搞复辟运动的大将之一杨度。
原来潘汉年主持特科情报工作，除了依靠特科自己的部分专职情报干部外，还通过各种关系建立情报网络。杨度就是其中之一。他表面上是失意政客杜月笙的老师和食客，实际上却是中共秘密党员，经常从杜月笙那里为特科搜集一些有关国内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这种特殊情报关系当然需要高度保密。夏衍不是特科干部，潘汉年要他和杨度联系，从杨那里接受情报，只是一种临时调用性质。因此，潘汉年向他交代任务时才显得那么简单、那么神秘。但是我们却从中可以看到这两位战友之间的高度信任和心灵沟通，默契配合。潘不多解释一句，夏也决不多问一句。彼此都确信对方能够理解。这或许真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不点也通了。
抗战爆发后，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同开创新局面
潘汉年1933年夏离开特科前往江西苏区。1936年10月又以中共中央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代表的身份到了上海，并担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他这时的主要任务是忙于和国民党当权派陈立夫、宋子文等人打交道，同时又要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上海、南京的各界人士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经过西安事变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到1937年夏初，国共谈判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共合作的局面即将形成。这时，大约在6月的一天，潘汉年设法找到了夏衍，同他作了一次长谈，向他分析形势，传达党在上海即将实行的工作方针的转变，要他并通过他转告一些党内外的朋友作好思想准备。同时又询问了他个人的许多情况。
这次谈话，不仅加深了他们之间已有的战友情谊，而且事实上决定了夏衍后来数十年的工作与生活道路。原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扩大，党需要调集一批得力的适宜担负统战工作任务的干部去同国民党上层人物打交道。、夏衍曾加入过国民党，认识许多国民党要人，这些都是有利条件。他的才干，他对党的事业的热诚，以及他在文化界具有的声望，更为潘汉年所看重。果然在7月10日，潘汉年又约夏衍见面，见面后便说要带他去见一个人，究竟见谁也不明说。夏衍仍按地下工作的老规矩，不多问一句，老老实实跟着潘汉年坐上出租汽车上路。等到走进一座石库门房屋的二楼，才知道是周恩来要见他。周恩来是在前往庐山和蒋介石谈判的途中临时在上海逗留的，时间很紧迫。正是潘汉年事先已经向周谈了夏衍的情况，并向周作了推荐，周才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决定亲自向夏衍交待今后的工作任务。夏衍这是第一次见周恩来，也是第一次见党内这样威望极高的领袖人物。虽然他在拘谨中向周表示自己性格内向，不善于和“大人物”打交道的特点，但周恩来已作出了决定，一向组织观念很强的夏衍当然只有服从。周恩来又指示夏衍说，他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以后的一切“就由汉年和你联系”。这就意味着，以后夏衍的工作将由潘汉年直接领导。如果说，左联时期和特科时期潘汉年虽在党内职务比夏衍高，但他们之间基本上还是某种横向联系与合作，是战友之间的理解与支持，现在又加上了一层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上下级关系丝毫也没有影响或妨碍他们已经固有的友情，而是继续不断地加深和升华这种情谊。
和周恩来见面之后不久，潘汉年便把夏衍派上了统战工作的第一线。先是派他去给刚刚回国的郭沫若当“参谋”和“顾问”，向离国10年对国内情况已经生疏了的郭沫若介绍各方面情况，帮助郭沫若处理某些难题等等。有意思的是：潘汉年派遣夏衍工作，每每总是事先不打任何招呼。即使夏衍有所询问，也决不轻易透露具体情况，不提前多说一句。这虽然可以说是潘汉年长期地下工作养成的慎重和机警，但从另一侧面也恰好说明了他们之间的高度信任与理解。
接着，潘汉年又派夏衍参加由郭沫若领衔主持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救亡日报》工作，担任中共方面派出的总编一职。不言而喻，既是统战性质报纸，夏衍就必须和国民党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潘公展等人打交道，诚心诚意地和人家“联合办报”，同时也必须贯彻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主导与核心作用。人们都知道，周恩来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策略的制定者之一，并且是这个领域内的杰出帅才。潘汉年是贯彻执行统战策略的高手，是周恩来在这一领域内的得力助手之一。夏衍在进入这一领域后，很快也显示了他的出色才干，把一张四开的《救亡日报》办得十分红火，销路与影响与日俱增。夏衍没有辜负周恩来和潘汉年的重托。这同时也反映了潘汉年对夏衍的真正了解与知人善任。
“八一三”以后，上海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从上海撤退和转移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政有权的国民党人士尚且争先恐后备找门路，在野无权的共产党及其进步的朋友们自然更是困难重重。潘汉年作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按照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紧张而有秩序地组织指挥了整个撤退和转移工作。首先是将一批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安全转移到香港或撤退到内地去；又指挥夏衍派先遣队去广州，准备在那里恢复《救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