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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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华东局和新四军军部在淮南黄花塘时期（1942年—1945年），上海工作归华东局管，潘有时也从上海到华东局报告工作，或者留在华东局一个短时期。那时饶漱石颇不安分，总想挤走陈毅同志，并且挑拨部分糊涂干部反对陈老总。但大部分同志都不赞成饶漱石的做法，拥护陈毅同志。这些同志后来迫不得已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反对饶漱石，支持陈毅同志。汉年同志在上海工作，与华东局和军部内部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也卷入了这个斗争，支持华东局和军部广大干部的正确意见。这个给中央的报告，就是汉年同志受这些同志的委托从军部带到延安转到中央手中的。可见他在党内斗争中也是是非分明的，有原则的，并且勇于支持正确的一方面。
七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我都在北方工作，没有见过汉年同志。以后一直到1955年，有时他到北京开会，遇到一起；有时我从国外回国休假，到上海，他以主人资格招待过我。这段时间，社交活动多，工作关系少，这就没有什么可记录的了。至于他在上海任职期间，现在上海还有不少干部、不少党员、不少非党人士，和他共同工作过，有过工作关系，有过私人来往，或者直接间接认识，他的工作成就、工作态度，他们当然都很熟悉。我不曾在上海工作过，就很难说什么了。当然，他并不是什么完人，任何缺点都没有；在上海的工作，也并不是全无可以指责的地方。但就他本人而论，自有他引起上海同志们怀念他的地方。
1955年春以后，因为他和我是众所周知的好朋《：文。》友关系，我也受《：人。》到一些嫌疑，虽然《：书。》时间很短。事后甚至《：屋。》有负责同志追问过我，“潘汉年的事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所以对于这个案件，我也就只能躲之唯恐不及了。我知道什么呢！他是1977年在湖南去世的，距今已5年过去了。重新来回忆这段历史，从1926年算起，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大风暴，有时惊心动魄，有时也目眩神伤。党的60多年的斗争经验教训，既有积极的，大部分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消极的东西，有如病毒一样，肯定地影响了党的健康发展。从“潘扬事件”，以至“文化大革命”，沉痛的教训，总值得时时警惕，永为鉴戒，不可翻覆。
汉年同志逝世于湖南，使我不得不想起屈原的《离骚》。如：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余固知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依前圣以节中兮，胃凭心而历兹。济沉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站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柏兮，因前修以菹醢。”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幸恕征引稍烦，聊当安魂之曲。
1982年11月25日于北京
9。2 对潘汉年同志的片断回忆
刘英
我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中央苏区。
1933年6月，经过长途跋涉，我从莫斯科回到瑞金，分配在少共中央局工作。潘汉年同志比我先到，在党中央局担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是洛甫（即张闻天）兼任的。他们在上海时就很熟，潘汉年负责文委工作，洛甫是分管这方面工作的临时中央常委。少共中央局的驻地在下霄区，离党中央局很近。记得刚到瑞金不久，洛甫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那时从外面回苏区的人，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路费，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吃了，叫做“打土豪”。这天下午，我同少共中央局的几个同志就到他们那边去，约了十来个人，到县城馆子里吃了。一顿，不过是熬豆腐、红烧肉之类，却感到是莫大的享受。这十来个人中间就有潘汉年。大家并不喊他名字，都亲切地叫他小开。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雅号还是20年代他在创造社出版部时得的。他自己说是小伙计，人家则给他升格，说他是未来的老板——小开。
那时大家都年轻，每天晚饭前后，常聚集在树下草地上唱山歌，还爱搞点体育活动。爱打监球的，吆喝一声就上球场去了。小开和洛甫、陈云爱打乒乓球。宣传部和组织部在一个小楼里办公，洛甫、小开住楼上，博古、陈云住楼下，楼下客堂间里用方桌子拼成球台。我去看热闹，他们总要喊：“刘英，来一盘。”那时生活很艰苦，但大家亲密无间，精神很愉快。
汉年同志是从文化人成为革命家的。他英俊潇洒，忠诚积极，精明能干，是洛甫的得力助手。1933年秋天，十九路军响应我们党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派代表来苏区谈判共同反蒋抗日。汉年同志是红军和工农政府的全权代表。他同十九路军的代表徐名鸿、陈公培谈判了一个多月，草签了抗日作战协定，并作为我方驻福州代表赴闽。不久就爆发了“福建事变”。汉年同志从事外交和秘密工作的才能，这时就为党内同志所称道。其时我被派往福建团省委巡视工作，以后又留在那里担任团省委书记。汉年同志的这段经历，是后来听说的。
在1934年5月扩大红军工作中，我同汉年同志有过一次深谈。
1934年4月，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挥下，广昌战役拚消耗打硬仗，伤亡很大。广昌失守，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很不利。为了支援前方，扩大红军成为当时的中心工作。中央抽调一批干部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到各县去工作。我被派到于都，汉年同志被派到杨殷。在各县任突击队长的还有王首道、陆定一、金维映等同志。杨殷县是赣南的一个边县，为纪念1929年与彭湃一起牺牲的杨殷烈士而设。这个县紧挨着白区，红白交错，来回拉锯，情况很复杂。与根据地中心区不同，这里党的影响比较薄弱，群众对我们还不大了解，加上国民党特务活动很猖獗，造谣不说，还搞暗杀，杀害我红军家属。所以“扩红”的困难很大。当年负责领导“扩红”的是李维汉同志，汉年同志到杨殷开展工作，了解实际情况后，就如实向他反映。说当地群众听说“扩红”，不少壮了跑上山去了，还有的跑到白区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分配的“扩红”任务很难完成。他还提出，要求边县象中心区一样完成“扩红”任务是不可行的。李维汉同志听后，就说潘汉年右倾，把他的突击队长给撤了。汉年同志被撤职回瑞金，路过于都，他来看我。他很不平，对我说：“下面的实际情况不反映行吗？反映了就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
不过这一次撤职并没有对发挥汉年同志的才干产生多少不利的影响。党中央不久就作出决定，红军主力要撤离中央苏区，作战略转移。在西征行动之前，为减少阻力，避免不必要的伤亡，红军同粤军陈济棠进行停战谈判。这次谈判，红军方面的全权代表又是潘汉年同志。中央红军过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没有遇到多少阻挡，没有多少伤亡，同谈判成功是有关系的。
我同汉年同志真正在一起工作，是长征途中在地方工作部。
我是在遵义会议后不久调到地方工作部的。这里聚集了一批善于做群众工作、能说会写的同志，其中就有潘汉年。男同志还有贾拓夫、吴亮平、谢唯俊、王观澜等，女同志有蔡畅大姐和阿金（金维映），部长是罗迈。地方工作部主要是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拥护红军。还有一项是安置伤病员，伤得比较厉害没有办法跟着走的，就同老乡商量，给一笔钱，留在老乡家里养伤。后来又多了一项，叫做“撒种子”，就是在打土豪、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发现积极分子，秘密发展他们入党，让他们在本地开展工作。
第二次占领遵义以后，潘汉年同志忽然不见了。他当时已经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他到哪里去了呢？过了一些时候我才知道，是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把他派到上海去了。一方面要他去恢复和重建白区党的工作，一方面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他化装成商贩，编在被红军拘捕的“云土”商贩队里，故意策划他们逃跑。这样一路上得到这些人护送，转辗经香港到了上海。8月间，他同后来到上海的陈云同志会合，即离沪赴莫斯科，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
潘汉年同志在长征途中消失以后再次突然出现，是1936年8月上旬在保安。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同闻天结了婚。1936年7月，党中央从瓦窑堡经安塞到达保安，住在保安城外东南郊的一片窑洞里。
汉年同志这次回来，肩负着重要的秘密使命。他是作为共产党的联络人被派回国商谈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事宜的。他在5月初到达香港，七八月间先后在香港、南京与国民党代表会晤。其时国民党刚开过五届二中全会，向我党中央提出了新的国共谈判的条件。国民党代表希望潘汉年立即到陕北听取党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也就是对他们提出的新的谈判条件的答复。于是汉年同志即从南京赶到保安。
这时，闻天和毛主席、恩来同志等中央领导人也正在研究在国共关系新形势下，怎样调整对蒋介石的策略，答复南京方面的来信。汉年同志一到，立即向他们作了汇报。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当晚我们干脆叫他住在我们的窑洞里，在我们炕前支了一张行军床，彻夜长谈。
汉年同志汇报他在香港、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联络的情况，谈共产国际对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指示，具体内容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但他这次回来，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可以从他来保安以后党中央的活动明显地看出来。
8月10日，闻天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和南京谈判，明确指出原来的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京政府真正抗日，我们就承认其统一指挥，同意取消红军和苏维埃名义，但要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会后，为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做了一系列的工作。8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政治局委员联名发电报给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传达会议决定，指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8月2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9月1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记得8月份开过会后，潘汉年同志即去西安，准备到南京去谈判。但不久他又因要讨论统一战线和西南问题被召回来了。这样，他又参加了9月15、16日的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参加的有三十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我印象中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