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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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月26日,潘汉年主持召开了“左联”成立前的一次预备会议,“到会者有沈端先(夏衍)、鲁迅等12人”。这次会议着重“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认真总结了“革命文学”论争发生以后文化界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对小团体主义乃至个人主义,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以及不注意真正的敌人。
在此期间,筹备小组还商定了召开“左联”成立大会的时间和地点,开会的程序,主席团的组成以及分工等具体方案,这些工作都由潘汉年请示党中央后最后决定的。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胜利召开,潘汉年代表党在会上讲了话,并担任了第一任党团书记。3月18日,他撰写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任务》一文,用以指导“左联”的初期工作。
“左联”成立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以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为主体,还成立了另一个文化革命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潘汉年也参与发起和筹备自由大同盟的工作。
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正式成立。鲁迅、潘汉年、冯雪峰、田汉、郑伯奇等50余人出席。鲁迅和潘汉年等在会上发表即席讲演,表示“愿意站在民众的最前线,为广大群众的自由而奋斗”。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不久,选举产生了“同盟”的领导机构,鲁迅、潘汉年等21人组成执行委员会,潘汉年还担任了执委会常委。同时,潘汉年也是该组织中的党组书记。在此期间,潘汉年还先后两次陪同鲁迅到青年学生中去进行宣传演讲,扩大“同盟”在青年中的影响。
1929年,郑伯奇、陶晶苏、冯乃超等人在上海筹建“艺术剧社”。潘汉年得知后,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从多方面给以关心和帮助,他还特地派夏衍参加艺术剧社的筹建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到1929年10月下旬,艺术剧社正式成立。艺术剧社成立后,排练公演了几出进步戏剧节目,扩大了在上海戏剧舞台上的影响。艺术剧社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恐慌。1930年4月29日,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派出大批警察,查封了艺术剧社,并逮捕了一些社员。5月24日,又查封了与艺术剧社有关系的中华艺术大学。针对国民党反动高压手段,潘汉年立即主持召开了由夏衍、冯雪峰、郑伯奇、田汉和余怀等人参加的会议,商讨发展进步话剧运动的办法,决定进一步扩大革命戏剧团体的组织。到1930年8月,“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正式成立,后经潘汉年与中央文委讨论决定,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改名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的成立,更有力地推动了进步戏剧运动的发展。
在领导“左联”、“剧联”工作的同时,潘汉年还领导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建工作。1930年3、4月间,潘汉年等十余位文化界的党员在邓初民家里召开了“社联”的第一次筹备会议。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工作,于5月20日召开了“社联”成立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社联”的纲领,指出:“社联”的主要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等等。
在“社联”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广大进步青年学生中广泛深入传播,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团结在“社联”周围。为了更好地把革命青年组织起来,在“社联”党团的帮助下,1930年下半年,“社会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潘汉年、刘锡五、彭康和王学文等出席了成立大会。此后,潘汉年对“社研”的工作也时常予以关心指导。
潘汉年作为中央文委书记,还关心指导了其他左翼文化团体的筹建工作。随着文化界各个系统的左翼文化团体纷纷建立,为了加强对这些革命团体的统一领导,党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在潘汉年的主持下,经过一段时间筹备,“文总”于1930年8月26日正式成立,潘汉年担任“文总”的党团书记,并主编“文总”的机关刊物《文化斗争》。
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建立了从中央文委到“文总”及其各个方面的垂直的组织系统,大大加强了党对文化战线的领导,有力地推动了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
三
潘汉年是最早与鲁迅结识并建立联系的共产党人之一。1927年10月19日,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定居,当天下午,中国济难会负责人王弼和潘汉年等人便前往鲁迅寓所拜访,当晚,王弼宴请鲁迅,潘汉年和郁达夫夫妇、蒋光慈、楼适夷、许杰等人出席作陪。席间,鲁迅和这些革命青年谈笑风生,甚为欢洽。1927年12月13日下午,潘汉年和鲍文蔚、石萍、李小峰又去拜访鲁迅并共进晚餐。此后,潘汉年便成了鲁迅先生家的常客。有一段时间,在鲁迅先生的日记里,经常出现潘汉年的名字。
20年代末,党中央为了加强上海进步文化团体的团结,发展进步文化运动,要求文化界的党组织做好进步文化人士的工作,消除进步文化团体之间的隔阂,争取鲁迅出掌左翼文化运动的旗帜。为此,中央领导同志专门委派潘汉年去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为了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潘汉年多次登门拜访,与鲁迅促膝长谈,并就创造社、太阳社成员过去同鲁迅关于“文学革命问题”的争论问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得到鲁迅先生的谅解。同时,潘汉年召集党员文化工作者开会,传达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党员作家和党外进步作家,立即停止同鲁迅的论战。他还多次陪同文化界的党员作家去拜访鲁迅,诚恳地作自我批评。经过周密细致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请出鲁迅担任“左联”盟主的任务,这对于发展左翼文化运动,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具有重大意义。
在筹建“左联”的过程中,潘汉年非常注意倾听鲁迅先生的意见。他曾经派冯雪峰去拜访鲁迅,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名称问题,征询鲁迅的意见,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潘汉年对冯雪峰说,“左翼”二字用不用,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在为“左联”成立做准备工作时,潘汉年为保证鲁迅的安全作了周密的安排。1930年3月1日下午,即“左联”成立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潘汉年和夏衍等特地去中华艺术大学,检查了会场的保卫工作,潘汉年特别关照夏衍,请他事先和冯雪峰、柔石讲明,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让他们陪着鲁迅先从后门撤退。在会场中他也布置了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纠察队员保护鲁迅。
“左联”成立以后,为了表达革命文化工作者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之情,潘汉年和冯雪峰、柔石等商定,组织一次庆祝鲁迅50寿辰的纪念会。在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帮助下,纪念会于1930年9月17日在上海一家荷兰餐厅举行。各革命文化团体的代表50余人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鲁迅先生和许广平欣然出席。纪念会上,各文化团体的代表纷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衷心祝愿鲁迅先生为进步文化运动多作贡献。鲁迅也作了即席演讲。通过这次活动,使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与鲁迅先生的关系更趋亲密。
1931年,因工作需要,潘汉年离开了文化战线,但他还和鲁迅保持着联系。据潘汉年的弟弟潘锡年回忆:1932年夏,他从宜兴到上海,就在四川北路一家咖啡馆看到鲁迅与潘梓年、潘汉年在吃冰激凌,热烈交谈。
1936年4月,潘汉年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从苏联回国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同时,受代表团的委派,赴沪相机邀请鲁迅赴苏联疗养。回沪后,潘汉年和胡愈之为鲁迅赴苏疗养作了一切必要的准备。然而,鲁迅的健康状况已不容许他作这样的旅行。当时,鲁迅先生病情日渐严重,潘汉年对鲁迅的病情十分关心,1936年10月18日,鲁迅的病情恶化。当晚,他和冯雪峰商量了挽救鲁迅生命的具体办法,决定要求宋庆龄聘请更好的医生为鲁迅作进一步的治疗。不料19日凌晨,鲁迅先生便与世长辞。潘汉年得到冯雪峰的报告后,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党中央汇报。
鲁迅先生逝世后,潘汉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冯雪峰、胡愈之等卓有成效地组织领导了鲁迅的悼念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党在进步文化运动中的影响。
1937年10月19日,上海地下党组织发起召开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会上,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发表即席讲演,高度评价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鲁迅杂文的战斗性。
1938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决定出版《鲁迅全集》,潘汉年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从各方面特别是在经济上,帮助克服出版中遇到的困难。经过多方努力,只用了半年时间,《鲁迅全集》就得以出版发行。当时,这套书籍发行1000套。此外,还印刷了200套装帧精美的纪念本,每套纪念本都贴有鲁迅私人朱文印章,作为许广平先生赠送给挚友亲朋的礼物,潘汉年获得一套。从此,潘汉年一直把这套《鲁迅全集》珍藏在身边,并伴随他度过了身陷囹圄的27个春秋,直到1977年他逝世后,才被上海档案馆收藏。
四
潘汉年倾注精力,积极组织推动上海的进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成就斐然。这时,更加艰巨的使命落在了他的身上,使他的革命生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1931年4月,党中央调潘汉年到中央特科工作,担任特科二科科长,随后又成为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在此期间,潘汉年协同陈赓、李克农,在周恩来、陈云的指挥下果断地清除了顾顺章叛变后遗留的隐患,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参与组织、护送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员转移到苏区的工作;参与粉碎敌人伪造“伍豪事件”的阴谋;配合宋庆龄,联络国际国内知名人士,积极营救牛兰夫妇,在对敌隐蔽斗争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
此外,潘汉年凭借智慧和人生经历,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范围广泛的地下情报工作网,并且和一批著名的社会上层人士建立了情报工作联系,如杨度、王绍鏊、王昆仑、梅龚彬、胡鄂公、董健吾等。潘汉年还和一些来华工作的外国朋友建立了友好关系。早在1929年,他就同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结识。后来,他又通过其他途径同佐尔格、路易·艾黎等人建立了联系。当时,他领导的地下党的一架秘密电台就设在路易·艾黎的家里,使地下党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联络渠道。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潘汉年和路易·艾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艾黎始终深深怀念这位中国战友。他在回忆中特别强调了潘汉年对党的秘密工作所作出的贡献,说“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个子不高,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机智而又老成,待人非常亲切,大家都喜欢他”。他还高度评价潘汉年是“对革命有过功劳的人,当年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从1931年到1933年,潘汉年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出色地战斗了两年多时间,经历了无数次曲折风险,度过了几百个险象环生的日日夜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