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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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1990年初我国农业部派代表团赴印度参加了国际沼气技术与实施战略会议，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国是全世界沼气池建池最多的国家，因而也是最有经验的国家，但国际上发展沼气池所用的设备却多半从印度和巴西购买，而且价格并不便宜。造成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是我国沼气工业未能面对国际市场，因而不能发展成一个国际性工业，而别的同家虽然技术上未必比我们强，却瞄准了国际市场而捷足先登。已如前述，市场的扩大将进一步促进科研和分工，提高技术。所以我们如果失去了沼气池的国际市场，将阻碍我国沼气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其实不仅沼气工业存在这个问题，其他如水电、型煤、太阳能热水器等方面，我国的生产规模都相当大，国内市场已相当发达，但在国际上却并没有占有稳固的市场阵地，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老龄化社会增加储蓄将产生新问题
我国由于实行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社会的年龄结构估计在2000年时将完成从成年型转化为老年型的过渡。这一过程在中国只用18年，而在当今的发达国家中曾用了40到100年。突然的变化将为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其基本特点是每名劳动者所要负担的人口数增加，结果很可能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降低。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各种建议被提出来。它们之中最核心的一点是增加储蓄，个人在年轻时要增加储蓄；整个社会从现在起也要增加储蓄，以便将来老年人增加时，这笔储蓄可以用于老人的生活花销。这种见解从个人的经验来看是正确的，但从宏观来看却未必正确。因为现在存钱将来还本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现在有人愿意借钱，而且存的款与借的款相等。如果因为老龄化而鼓励人们多储蓄，就可能发生存的钱超过借的款。当然，将钱借给外国是一种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办法，但如果老龄化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则不能以邻为壑。可见要使增加储蓄有利于老龄化问题，不但要增加储蓄，还要鼓励增加借贷，并使惜贷转化为投资。
个人储蓄可以采取多种形式：银行存款、买债券或股票，买期货，置房地产，囤黄金或外币。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保证你的储蓄确实用在了投资。银行存款或债券最终的去向既可能是投资，也可能是消费，如果银行将钱借出去用于股票买卖，结果就可能变成消费。当某人买股票投机赚了一大笔钱，很可能他会将这意外之财用在挥霍性消费。这笔消费就是你的储蓄：因为从长远看，在股票投机集团的内部盈亏是相抵的，赢的钱不可能来自没有参与股票买卖的外部。购置房地产仅当有人将它出售时才有可能，从宏观来看只是财产的转手，并没有任何真的储蓄。买黄金则更不可能转化为投资，它与其他消费性购买仅有的区别是将来可能重新将它出售。
贷款如果用于消费则显然不利于解决老龄化问题。贷款必须用于增加投资才能起作用。但面对着一个老龄化社会，整体上的购买力在减少，企业家面对一个收缩中的市场，将对投资缺乏信心，投资很可能是不足的。目前西欧面临的经济哀退实质上与人口结构的变化具有深层次的联系，这是储蓄未必能转化为投资的原因之一。
投资并不等于生产力，资本还要劳动的配合才能形成生产力。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本来就有劳力供应不足的问题。当大量储蓄确实转化为投资之后，市场上将出现对劳动力的争夺，工资将上升。劳动是一种特殊商品，它的供应价格弹性很小，甚至可能是负的。因为人们的收入增加时，不愿意多花时间劳动去多挣钱，相反愿意多享受闲暇。将来的老人社会可能出现一种新奇的现象：生产需要工人，老人服务也需要工人，工资抬得很高，然而有劳动力的人挣够了钱宁愿在家多休息。用经济学术语说，一条下倾的供应线很可能与需求线没有交点，建立不起劳动市场的供需均衡。这是储蓄未必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又一原因。
有了资金，如果仍旧沿用原有的生产技术，即使扩大了生产规模，仍旧解决不了老龄化社会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因为按照现有的生产技术，资金和劳动的比例有一定的范围，而这一比例在老龄化社会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必须改变生产技术，使较少的劳动借助于机器设备来实现原定的生产目标。例如使用自动化机器，但如果生产自动化机器所消耗的劳动超过了它所能节约的劳动，这种技术仍无助于解决劳动不足的问题。
除了从机器设备方面节约劳动，更大的潜力在于减少由于人与人之间摩擦而耗费的劳动。买一张火车票要花上半天时间，办一张工商营业执照要几周之久，打一场官司则可能花费上千个劳动日。更不用说犯罪行为引起的从警察、法庭到监狱消耗多少人力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可以消灭上述一切人与人的摩擦，但一个社会在体制上的合理化确实可以减少这些浪费。从经济学来说，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想降低交易费用，必须完善法制，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平，培养社会的道德风尚，并不断地改进政治体制。
缓解未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有上述种种困难，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今天的政策不对头即很容易会加剧将来的困难。例如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包括森林，矿产、淡水、动植物品种），对资本折旧提成的不足（小车不倒只管推），向国外大量地借钱。这些方面，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1993年11月25日
小心你的辛勤储蓄变成了别人的高消费
由于群众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忧，各人都在寻求货币保值的方法。现在市场搞活之后，可供选择的方案很多，买黄金首饰、外币、各种债券、股票等都比存银行拿利息有利，现在又多了各种渠道的集资。不少人把多年辛勤的存款从银行拿出来，按照自己的用钱计划及对市场的判断，将钞票变成了别的金融资产。对多数人来说，从收益的大小，风险的程度以及重新变为现款的难易来看往往将钱投入了高利率的债券。这种债券的还本付息期为半年至两年，利率比银行同期存款的利率高出一倍左右。
按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则，资金持有人有权将钱投入最有利的项目。因为如果判断准确的话，那些无效益的建设将得不到资金，全社会的储蓄可用于最迫切需要的项目。在市场健全的情况下这些项目也就是获利最丰的项目。可是我国目前出现的股票热和房地产热，由于投机活动，使价格人为地抬高。用于股票及房地产的资金可以赚得巨大利润，鼓励了投机商出高利率去集资，吸引了更多的资金流入，在供应量不增加的条件下造成价格进一步上涨。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利息率不断上升，群众不断将存款转为股票及房地产资金。只要不断有资金流入，以前买了股票或土地的商人，只要脱手就可以赚上几十万乃至上千万。他们赚钱毫不费劲，因此花钱也不心痛。他们花天酒地，一掷万金。上十万元的表，眼也不眨就轻易买进。近来几个大城市中令人眼花镣乱的高消费就是这样形成的。他们用的是群众多年积蓄的辛苦钱。
目前大多数的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已经高出了它们应有的价格。换言之，如果股票靠了分红利，房地产靠了土地开发去赚钱，它们的价格不可能高于获得同样利息的银行本金。实际价格之所以偏高好几倍，完全是出于投机心理，即预期将会有人肯出更高的价钱来买。这就是泡沫经济的特征。一旦中央银行强行收缩银根（看来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这一措施很可能要出台），投机资金缺乏，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将惨跌，投机商把老本蚀掉将叫苦连天。
多数群众缺乏投资的风险意识，以为自己买的债券（有的甚至连债券都没有，只有一纸收据）总是安全的，投机商蚀了本是投机商的责任，他总要想办法归还本息。殊不知对有限责任公司而言，企业宣布破产之后债主只能按破产后企业资产清算的清偿能力来索回部分债务。何况有许多集资的单位和个人本来就是冒险家。赚了钱是他的，蚀了本不怕陪你打官司，了不起坐几年牢。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往往被大多数人忽略，即国库券的利息兔征个人所得税，而其他金融债券及股票的盈利都要照章纳税。现在群众纳税意识淡薄，税务人员力量单薄，偷税漏税成为正常现象。今后发展的趋势无疑将加强税收管理。税务局可以在企业还本付息时先从利息中扣除所得税，任何人也逃不了税。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高息的融资就没有多大的优越性了。
那么什么是较妥当的储蓄方式呢？我认为政府发行的免税债券是值得考虑的。虽然利率低，通货膨胀率可能高于利率，但大家都踊跃购买政府债券可以回笼货币缓解通货膨胀，而且政府集资去从事国民经济最迫切需要的投资项目，如铁路、港口、通讯、能源，这将消除瓶颈约束，增加国家生产能力，增加商品供应，进一步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希望有识之士慎重选择，把自己多年的辛勤积蓄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
高速开发区所特有的问题
我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虽然其中有几次周折，但总的势头未曾逆转，两广及福建沿海更是高速发展中最耀眼的亮点。然而随着调整发展，也带来一系列难以处理的难题，弄得不好优势可能转为劣势，高速为停滞。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头脑冷静的决策者应有的品质。最近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埃斯莱和彼里切脱在《金融与发展》杂志1993年1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经济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运气与政策”，专家讨论了发展能否持续的问题。通过对1960年到19ss年115个国家经济增长实绩的观察，发现了一条重要的规律，即持续增长并无必然性。换句话说，发展快的地区能否长期坚持并无一定的规律。过去由于日本、亚洲四小龙及个别非洲国家（如博茨瓦纳）实现了几十年的连续增长，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以为只要经济一旦上了轨道，持续增长便很容易实现，而糟糕的经济永远也翻不了身。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例如世界银行官员在60年代考察韩国经济时认为，“无疑1962～1966年的增长率会达到7．1％是不可想象的”，理由是50年代时韩国经济搞得很糟，但事实上韩国在1962～1966年期间内实现了7．3％的增长率。60年代初许多经济学家看好斯里兰卡的经济，认为在1962～1976年年间它会超过台湾，但事实上它只增长了0．3％，而台湾却达到了7．3％。50年代时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发展很快，普遍认为会超过香港和新加坡（因为该两地人口高速增加，失业问题严重），但事实上后者的发展速度是前者的两倍。其他的例子还有菲律宾、缅甸、非洲国家，当时经济学界的预测都大大地偏离实绩，说明人们看问题易受与时当地环境的左右，圃于视野所及，没能注意到经济有其自身的规律。
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定量地说，就是后一阶段的发展速度是否与前一阶段的速度相关。上述两位经济学家引用了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文章的资料，将世界上115个国家1960～1973年间的平均人均增长率与1974～198S年间的平均人均增长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