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又名:道破天机)-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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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办不力、监督惩处体制存在一定弊端。这么多年来，买官卖官分子“前腐后继”、“不怕牺牲”，与监督不严、查办不力、监督惩处体制存在一定弊端密切相关，亟需改善。田凤山的腐败行为是在黑龙江发生的，而他几年后却被全国人大任命为国务院的部长；张国光是在当辽宁省长时犯的案，却被派到湖北省被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省长。并不是他们隐藏得深，其实群众早就知道，早就有人举报，只是知道的人不能去选举，选举的人又不知道。在马德卖官受贿案中，绥化市下辖十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干部被卷入，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只要给他交了买官的钱，哪怕是人大选举的官都没问题。黑龙江省几个省级腐败高官，在省人代会上更是高票当选。人大代表中有人知道他们中的问题，但在韩桂芝以组织的名义做工作、监视的情况下而被迫违心地投票。
思想变质、官德官风败坏。作官意味着什么？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造福百姓，恐怕这样的道理，每一个干部不会不知道。那么一些干部还会置党的宗旨、人民的利益、国家的法律于不顾，把官职当作可交易的商品进行买卖呢？从一些腐败官员的心路历程和忏悔来看，最根本就是放松了思想学习，淡忘了应有的责任与义务，乃至于把官职当成了为个人牟利的工具。本来，为官清廉应该是一个起码的道德底线，可是，一旦思想蜕变，自律不再，清正廉洁的官德官风也就荡然无存了。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正确的思想观念仍然是挡住买官卖官的第一道防线。
如何对症下药，制定科学的治理措施？
限制官员权力和降低官职含金量。中国存在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与官员权力过大、官职含金量过高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向往“当官”，看重的就是权势的显赫和权位的贵重。我国的各级领导官员，承担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责，掌握着各种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可以说社会物质财富的绝大部分，都是由官员系统来控制的，并且是按照官员拥有的权力的大小来分配的。官员有了职位后，随之而来的还有任其使用的专车、宽敞的住房，甚至可以公款吃喝、公费娱乐、公费旅游、公费出国，以及其他诸多的福利，这些怎不令人“眼红耳热”呢！限制官员权力和降低官职含金量，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让政府权力从社会和市场的诸多领域退出，由社会和市场的力量主导配置资源。要削减并规范官员的权力，使官员权力“有限”、“有度”、“有责”。官员职位除了合理合法的薪金收入、公务消费和职务待遇之外，再也不能得到其他的好处。一旦破解了“权力拜物教”，就能根绝买官卖官现象。
切实推行干部的民主选举制度。延安时期黄炎培曾问毛泽东：“一部历史，‘效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初兴后亡的‘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历代王朝的衰败总是与吏治的腐败联系在一起，要跳出王朝兴亡的“周期律”，共产党人找到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主。要彻底铲除买官卖官恶习，就要还权于民，将本属于民主决定和产生的选任制干部的任免权，从掌管人事权的“一把手”手中收回，还给人民。人民和人民代表有权依据《宪法》和《选举法》选举和罢免各级政府的官员，党员和党代表有权依据《党章》和有关规定选举和罢免各级党委的领导。你让民众选举官员；谁还去找你买官，你也无官可卖。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也就不愿意向“一把手”行贿买官，因为他已不取决于“一把手”的青睐，而取决于民众的选票。地区，为什么极少听到买官卖官的原因。这几年，我国逐渐开始的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直接选举，以及一些县开始的直接选举，就是很好的发展方向。
建立健全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状况是世界大部分国家成功反腐败的一项政治制度。瑞典在1766年就规定瑞典公民有权查阅官员直到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政府开放记录，供民众查询；英国于1883年议会通过了《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美国于1978年颁布了《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1989年又修订为《道德改革法》，制定了财产申报制度。比照国外，我国在1995年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但从总体上说，这项制度规定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关于应申报的家庭财产范围、申报程序、适用对象以及公布的方式方法方面，都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必须进一步制定并实行适合我国实际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当这项制度建立健全了，官员按规定必须申报其本人、配偶、子女以及与其共同生活的其他相关人的财产，包括货币、股票（权）、债券以及以实物为主要形式的动产和不动产，如住房、汽车等大宗物品。官员如有任何一项不合法收入，立即暴露无遗，谁还敢造次收存买官卖官赃款这个烫手的山芋。
严格实行政务党务公开和监督公开。这几年，党和国家一直强调实行政务公开和党务公开，并下发了一系列意见、通知和规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也明确指出，要在党内逐步推行党务公开制度。实行政务公开和党务公开，最重要的就是公开党政干部的任免和罢免事宜，并加强监督机构的权威性。列宁早就指出，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需要完全的公开性，只有在完全公开性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干部的民主选举和罢免。他还主张，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体制上是隶属于党的代表大会之下与各级党委并行的机构，保持监督的独立性。现在我们有些地方和部门，干部提拔调动的大权被个别人垄断，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受制于党委会和书记，监督乏力，无透明度可讲，“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你要“不服还不行”！今后再也不能这样了，不管是选任制干部，还是委任制干部、考任职干部、聘任制干部，其产生的程序、过程和结果各个环节都要是公开透明的，都无法逃脱人民群众和专门机构的公开监督，买官卖官也就无处藏身了。
加强对干部的廉政思想教育。在思想上坚持对干部进行廉政教育，应该成为我们党开展反对买官卖官斗争的传家宝。应该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勉励官员提高道德修养素质，牢固树立“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执政理念。只有使每一位干部真正认识到、体会到你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而不是某个领导赐予的，更不可能是从某人的手中买来的时候，我们的干部才能从灵魂深处彻底拒斥买官卖官的耻辱行为。
买官卖官呈现四种新特征
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经过多年研究考察，总结出近年来买官卖官四种新样式：
“越级”买卖。有些买官者已不局限于向直接的领导人贿赂，而是向上一级、乃至上几级的领导贿赂，由他们出面施加影响，从而达到买官的目的。与买官行为相对应，有点买官者不局限于自己职权范围，而是影响下几级干部任免。这些干预、招呼、影响都直接与利益挂钩，有点甚至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
“合法”买卖。就是钻制度的空子，披着民主的外衣。有些买官卖官者是打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幌子，“运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的“手段”，开辟自己的“运作”空间，由过去的“暗箱操作”变为“合法”任用，借着民主推荐和民主选举的名义，让人觉得合情合理，使买官卖官更具欺骗性与隐蔽性。
“公开”买卖。在一些地方，买官卖官者已经成为了“公开”、“透明”的事情，包括干部圈内甚至社会上的更大范围的人群都心知肚明。有哪些官，要多少钱，要送给谁，民间还流传着很多极具讽刺意味的“段子”，这是任命制官位的情况。对选举制官位，有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明目张胆地向有投票权的人打招呼、拉票甚至出钱贿赂，其买官的对象转向了人数相对较多的民意代表。
“批发”买卖。近年来，一次一个地买官卖官似成风气，一次三个五个地卖官鬻爵也屡见不鲜，一次成规模地批发官帽现象也时有发生。有些地方过去是有空位才卖，现在是创造空位卖，甚是可怕。每逢换届，大量调整干部顺理成章，职位空缺多，操作空间大，求官者多，往往是买官卖官的高发期。如陕西卖官书记张改萍，五年时间批发官帽27顶，几乎涉及商洛市的各个部门的领导。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案涉及到206人。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432顶官帽大批发。
买卖，买卖，买与卖从来就是联在一起的。有卖才有买，有买必有卖。凡做生意的买卖人，都是一身而二任。向顾客供应商品的零售商，看来似乎只有“卖”，实际上，他要有货卖，首先得向批发商进货，即“卖”。有了“卖”，始能“买”；不断地“买”，就要不断地“卖”。批发商呢？他的货物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向生产厂家买来的。他的“卖”，就是为了“买”。生产厂家呢？他所以有货可卖，则是因为他买了原料、设备，进行了加工制造，他也不能作“无米之炊”。商业活动的各个环节，生意人都是有买有卖的。是故生意人，又叫买卖人。他们就是通过“买”与“卖”的不断变换，从中获取差额利润。
官职，本不是商品，是不能买卖也不应买卖的。然而，由于官员掌握的权力可以转化为金钱，自古以来，买官鬻爵也变成一种买卖，早在《韩非子》中，就出现“群臣卖官于上”的记载。历史上买官卖官之风刮得最兇的时候，是什么官位都有买卖的，“只留帝位不市”。新中国成立后，买官卖官现象受到毁灭性的扫荡，但是，正如列宁所说，“传统是一种巨大阻力”，陈腐的东西还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近些年来，买官卖官现象又沉渣泛起。从揭露出的买官者来看，他们所以花钱买官，原本就是进行“投资”，企望获取更大的回报。因此，他们买得官位后，就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疯狂进行权钱交易，不择手段地捞钱，其中卖官受贿是重要一手。前几年，黑龙江有一个叫李刚的人，花费50万元买得一顶县委书记的官帽后，就大肆出售基层的官帽，收进20
